本論文主要討論清代前期考據學家姚際恆個人生平思想，主要討論範圍以姚氏《九經通論》為主。為探求姚氏的思想架構和體系，首先針對《九經通論》中相關經學思想的批評著手，最終探求姚氏為何寫作《九經通論》以及其寫作背後的思想問題。 　　本論文主要分為三大段落，循一般個人思想研究的進程進行，由著作和學行到詳細的辨析其個人思想內容之精髓。第一、著作和學行之間的意義：針對個人思想研究，必須要先考察對象的生平事跡和時代背景，此乃孟子「知人論世」之要。「學行」的基本定義在於學問發展途徑，及與友人交往和問學的過程為主。而「著作」是個體表現出的實際成果，兩者相結合而看，成為姚際恆個人思想研究的初步基礎工作。本文以此為進入姚際恆思想研究的第一個進程，並探討其著作和學行之間的其他相關問題。 　　第二、建構姚際恆批評哲學的主體架構：研究姚氏思想問題，最大癥結在於姚氏資料的呈現方式，姚氏並非以思想專論的形式表現，而是以傳統經注的方式呈現。但以《九經通論》完整系統來看，姚氏應有一個完整的寫作體系。然而《九經通論》並非完整的流傳下來，因此姚氏的著作資料可說是相當雜亂，要釐清這一個完整的體系，必須先建立一套系統來觀看姚氏的整體思想。本文採用前人研究中的三個概念來建構此一體系。首先，以日人村山吉廣所言的「聖人之教」和「聖經觀點」（詳見論文），對於孔孟聖人之教的提倡意義來討論。其次，以方玉潤批評《詩經通論》：「剖抉未精，立論未允，識微力淺，義少辯多，亦不足以鍼盲起廢」為出發，作為整體架構的一個意義，亦即「批評架構」，並且針對經學問題提出「駁雜」的批評方法。最後，以前人研究中最常提及姚氏反對佛老之義理的「質變」問題。此處首重姚氏著作中針對前人經學論注的相關批評，以此為本論文切入思想的觀察點，姚氏針對前人的批評，正可代表某種思想價值的展開和建立。 　　第三、哲學命題及比較研究：哲學命題的比較研究，是一般思想研究常用的方式，為本文的第三個進程。本文針對姚際恆批評體系建立起主要的架構，以哲學命題研究為姚氏的整體思想建立起血肉。比較研究有所謂的比較「對象」，姚氏的哲學命題是針對於宋明儒者而發，因此相關哲學命題的討論，多以理學裡所討論的命題為主，如「道」、「理」、「氣」、「心」、「性」等等。此處針對姚氏思想的主張，在文本上進行排比和分析，如論述「詮釋方式」、「歷史批評」等，都是研究的主體。並加上其他姚氏相關著作的論點，進行觀點整合和比較研究，從而確立姚氏的主體思想義理。 　　上述三點為主要的研究進程和方法，也是本論文中主要章節的大綱和研究方式。本文對姚氏所呈現的經學和思想地位下一定位，因此加強前三點的整合，並和現今清代學術思想研究的成果進行比較。個人冀望為姚氏尋求其在經學和義理學上的意義，並在縱向的清代學術流變上釐清姚氏承續和啟發的價值。

本文以明清學術轉型為問題意識的導出。由「理學」到「考據學」的典範轉移如何發生，一直為學界的焦點議題。考察前人研究，對於此議題的解決方案，大概分為三種理論類型，即梁啟超的理學反動說、錢穆的每轉益進說、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錢氏與余氏之說，實有繼承關係。余氏勾勒出「智識主義」於思想、學術史內部之發展脈絡，更成為本文思考此議題切入的主要觀察視角。 自元代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考定本，至明清兩代仍沿用不衰。清代以朱子學為官學，沿襲明代舊制，仍用八股文取士，命題範圍為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至康熙時朱子升祀配享孔廟，入十哲之列，朱子學成為官方獨尊的學說。加以明末以來由王返朱的學術風氣，清初學界可說是朱子學的天下。然而，清初王學陣營中卻有毛奇齡這樣一位不同於流俗，奮力批駁程朱學的人物，其四書學著作如《四書賸言》、《四書賸言補》、《論語稽求篇》，以及晚年時由門人纂輯的《四書改錯》，皆呈現以王學為主的學術根柢，以經解經的方法論，開展了由理學走向考據學的學術門徑。是以本文以毛奇齡的四書學為研究對象，以其集大成之作《四書改錯》為主要討論範圍，配合其他相關四書學文本，溝通其中義理與考據兩部分，捕捉其中「轉折」與「改易」的軌跡，形構一個動態的學術史側面，使毛奇齡四書學的真正價值，得以被抉發與定位。 　　藉由時代風氣與毛奇齡生平的疏理，可知毛奇齡的王學立場並非刻意與朱學立異，而是出自個人學思的體會。其次，則進入毛奇齡四書學之文本，挖掘其義理、考據兩面向的特色與價值。在義理的部份，毛奇齡承襲王學，又開出新意，呈現清初形上玄遠之學風淡薄的特色。在考據的方法使用上，毛奇齡多針對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多有發揮，使用漢唐舊注，提出翔實的論據以批駁朱注之非，頗具時代性意義，為歷代考據學流衍至明代，所謂回歸原典運動的延續。 總括而言，透過本文對於毛奇齡四書學的分疏，可得出義理、考據、經典觀三部分的轉折。其一，承繼王學「心」、「意」、「知」的架構，但其中「知」之本體義已然消褪，此為義理層面的轉折。其二，承繼明代所形成的回歸原典風氣，於考據方法上有所開展，提出「以經解經」、「以漢破宋」，成為後世學者的典範，此為考據方法的轉折；其三，基於對經典的尊奉意識，由《四書》、《六經》的義理、考據兩面向的一貫，發展出諸經一貫的經典觀，此為經典觀的轉折。

近代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政治社會思想家竭盡心智所追求的不外乎自由與平等兩大核心價值。自由主義作為西方世界思想的主流，有其悠久的歷史與傳統，面臨時代的演進和環境變遷的挑戰，自由主義思想迄今雖然屹立不搖，但是沿著歷史發展的軌跡，可以發現歷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也針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嘗試著作出新的詮釋，以讓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依然能夠對新的時代發揮引導的作用。 一九九○年代以來，以經濟自由主義為主導力量的全球化浪潮席捲全世界，經貿自由化發展的結果，卻造成貧富差距日益懸殊之「Ｍ型社會」的來臨。當社會正義與公平再度成為普遍關注的嚴肅課題之時，自由主義對於平等的價值究竟抱持何種觀點，乃成為亟待釐清之焦點。本研究依循近代自由主義思想之歷史沿革，探索古典自由主義以及功利主義之平等觀點。 觀照古典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平等思想之後，本研究簡要地引述當代自由主義式平等主義思想家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以及另一位自由主義大師德沃金的平等理論概念，以揭示其公平正義原則與平等理念所啟發的道德價值，對於國家社會努力方向的指引。 從自由主義平等思想之演變，吾人可以清晰地發現：沒有平等作為基礎的自由，很可能徒擁高貴之名，卻產生卑劣之結果。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時代，對處於歷史關鍵十字路口的台灣而言，既有危機也是難得的契機。在追求個人自由與國家經濟成長的同時，唯有兼顧社會公平並且給予全體國民平等的關注與尊重，作為一個世代相繼的社會合作體系，人民的安居樂業以及國家的長治久安才有實現的可能。

本論文旨在探討莊子思想在心性方面的理論。老子以論道德為主，罕言心性；莊子則言心性，此當為莊子思想更進於老子者。莊子之言心性，雖與儒家所言者有異，然自有其精 可觀之處。 莊子之成書，距今甚遠，欲明其章句訓詁，并非易事。因此，本文盡可能參酌前人注解，以示所言有據。然而，前人之訓詁是否妥當，仍須視其與作者之義理脈絡是否相符而定。因此，本文對於孔子之重要詞語、論據，盡可能加以解析、綜合，以期了解其確實意義和義理脈絡。 本文分六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第二章莊子心性思想的基礎道德論，說明莊子論道德之旨，重在從超物倫、超言癖、超美惡等處，以言道德之為至真、至善。第三章心性的分化對立，說明人間世之憂患，皆源自於心性之分對立，有涯之性固為無涯之心所崩裂，無涯之心亦為有涯之性所桎梏，相刃相靡，終身疲投，不能游於道德之鄉。第四章心性的和諧統一，說明至人之精神，四達并流，上天下地，通一切是非然否、偏計妄析而為一，亦和心性之分化對立為一混芒、澹漠之自然，其所游者，唯道德之鄉而己。第五章莊子心性思想下之人生實踐，說明至人之為至人，既非天賦異稟，亦非刻意修寫為所能至，而是以不修為修，藉無為而達無不為。第六章結論，對莊子心性思想作一整體性的評論。 本文之研究成果，在於展示莊子心性思想之義理脈絡，釐清歷來解釋上糾纏不清之處，如莊子對心的態度、自然和人為之差異、道德和仁義之區分等等，此皆有助於進一步研究莊子之思想。莊子心性思想，王張心性同化於道德之一，而不知有心，不知有性；此為古代心性思想之一特殊型態，可作為我們思索心性問題之一參考。

本論文旨在述龍谿學之義理內涵，並言其於王門及中國學術史中之地位。凡一冊，約 十六萬字，共分四章及前言結論。 前言：記論文寫作之過程、體例、方法等。 第一章：龍谿生平及著述　記龍谿之名氏年籍、生平事蹟、及著書等。 第二章：龍谿師承　述陽明學之時代背景，義理發展過程，及討論三綱領之意含，最 後對陽明義理作一衡定，並提出陽明學之不足處，龍谿學便承此不足處而說。 第三章：龍谿學析論　為本論文重心。首節述龍谿本體論，討論良知之性相，及「四 無」說之意含，並取與「四有」說對勘，以明其間異同醇駁。次節述龍谿工夫論，討 論與工夫有關之問題，並引據龍谿工夫指點語，分本質工夫與助緣工夫敘述說明。 第四章：龍谿在王門中之地位，取王門中之江右、浙中、泰州諸大家，言其學說異同 ，以分出孰為陽明嫡傳。 結論：說明龍谿在中國義理學中之地位。

從時代趨勢中洞悉到女性創業議題的重要 ，爰發現青輔會「飛雁專案」下之非預期性政策產出(「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的關鍵地位與價值，於檢視該組織背後的脈絡因素中覺察到「新制度主義之鑲嵌性概念」與「動態社會資本理論建構」間不謀而合，除確立女性創業環境下公部門（青輔會）、非營利組織（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及個人(微型女性創業者)間之互為鑲嵌關係，更因該組織成立而點明女性創業之動態社會資本建構過程，調和過去二元價值對立的窘境，透過實務與理論間交互檢證，開創女性創業、非營利組織及社會資本理論間之新紀元。 / Owing to the key status and value of the Women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of Taiwan (WEAT) and unpredictable policy output of the“Free & Yong Program ”of National Youth Commission of Executive Yuan (NYC), this paper seeks to identify the importance of current trend issue about women entrepreneurship. In viewing the inner factors of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I find there’s a coincidence between the“ embedding concept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It not only sets up the correlation among Gov (NYC), NPO（WEAT）and individual (women mircrobusinesses entrepreneurs), but also makes the process of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s in women business clear, harmonizing the paradox of structural/rational dualism in the past. The Interviewing and case study design are mainly employed methods in this research to cross-check practice and theory and thus depicts a better interaction among women entrepreneurship, NPO and social capital theory.

本研究以環境正義理論為基礎，探討事業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決策背後導致衝突肇因之環境不正義議題及衝突化解之道。首先，針對國內事業廢棄物處理政策的發展脈絡，構築出政府現階段解決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的思維，一則積極推動源頭減量、回收再利用；其次，又企圖鼓勵興建掩埋場解決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問題的雙軌併行政策，在缺乏整合的運作邏輯之下，能否發揮事業廢棄物減量、降低掩埋場設置需求的政策執行成效？繼而，在地方政府被賦予審議或核定環境開發治理權的轉變之下，應如何扮演該決策制訂與審議制度運作的角色，藉由「台南縣東山鄉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興建個案研究，探究掩埋場設置衝突事件之肇因，及地方住民、環保團體抗爭訴求，與開發業者、地方政府在個案申請設置或開發決策過程中所呈現環境不正義之關連性，並進一步推導出在地住民因環境權的被剝奪，而從事此抗爭運動所衍生「環境正義理念」的主張。 本研究結論指出，除環保署應積極整合事業廢棄物「源頭減廢、回收再利用」與「鼓勵掩埋場設置」兩政策之執行計畫及成效，俾能藉由減少廢棄物之產出，以降低掩埋場設置需求外；地方政府進行事業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決策制訂前，應賦權民眾參與的機制，嚴肅看待開發過程所衍生不正義的問題，提高決策的正當性及公信力；同時透過開發審議制度及法令結構的變革，亦即賦予當地住民獲得充分資訊的權利、公開聽證的權利、民主參與的權利、協調開發單位與受影響的住民簽訂「環境保護協定」，以及要求事業機構負起調整生產結構的責任，作為實踐環境正義理念的方法，藉以改善環境決策品質及決策制訂的思維，俾作為地方政府部門從事掩埋場設施開發決策，消彌環境不正義衝突爭議之參考，以提供另種紓解民眾衝突爭端的途徑。 /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by industrial waste landfills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 behind the cause of the conflict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ssues and the way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First of all, the cause for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policy development context, the government resolved at this stage to build industrial waste final disposal of thinking, an actively to promote the source reduction, recycling and reuse.Secondly, an attempt to encourage establishment industrial waste landfill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inal disposal of parallel two-track policy, a lack of integration in the operation of logic, could appear of reducing waste, reducing landfills established of the policy effectiveness？then, in local government be given consideration or approved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how to play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role. By " In Dongshan Township,Tainan County industrial waste landfills" the established of case study, probe into landfills established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local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groups protested demand, and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the present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relevance, and further deduced in the right environment for the inhabitants of the deprived, while engaged in this social movements against by the derivativ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EPD should actively integrated industrial waste, "the source of waste reduction, recycling and reuse" and " encourage to establish of landfills " two policy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effectiveness, achieved to reduce waste output and the need for establish of landfills . Local government for industrial waste landfills development decision-making, should be to empower public participation,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s derived from the issue of injustice, enhance the legitimac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decision-making.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checkup system and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act, which gives local residents the right to receive adequate information, the right to public hearings, the right to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er and residents affected by the sign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reements and require producer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adjustment, as a practical way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cision-making, it could serve as a 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 landfills facilities, eliminating the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 reference for controversial conflict , to provide another kind of dispute the way the conflict.

本論文旨在探討非營利組織及其捐贈者所享受的租稅優惠，是否應依組織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及美國內地稅法的分類方式，將國內非營利組織依公益性質及商業性質劃分為六類，並寄發問卷詢問國內會計師、營利事業財務主管及負責人、非營利組織管理者及負責人、學者及稅務人員對此六類組織及其捐贈者享受各項免稅優惠的贊同程度。本研究以敘述統計、t檢定及一般線性模式等統計分析方法對文獻探討所建立的假說進行測試，得出下列實證結果： 一、各界對於非營利組織及捐贈者享受免稅優惠的贊同程度，依組織公益性質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公益程度愈高者，各界贊成免稅的程度愈高。 二、各界對於非營利組織及捐贈者享受免稅優惠的贊同程度，依組織商業性質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各界對不具商業性質的組織有較高的免稅贊同度。 三、各界對於非營利組織及其捐贈者享受租稅減免優惠的贊同度，因減免項目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四、各界對於捐贈者享受所得稅或遺贈稅扣除優惠的贊同程度高於非營利組織本身享受各稅減免的贊同程度。 五、非營利組織管理者對於組織本身享受所得稅、營業稅、關稅及財產稅免稅優惠的贊同度顯著高於其他受試者。 經過文獻探討、各國免稅規定之比較及實證結果分析之後，本文重要的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鑒於公益性組織與互益性組織在所得稅上享受相同的租稅優惠，建議修改免稅適用標準，比照英美的做法將非營利組織依公益性質有系統的劃分為二至三類，並依組織公益性質的不同給予不同程度的租稅優惠。例如：對私人基金會的投資所得課徵特種稅(excise tax)；個人或企業對互益性組織的捐贈行為應享受較少的所得稅及遺產及贈與稅之免稅優惠。 二、建議恢復部分非營利組織銷售行為免稅的規定，可參酌英國、美國、新加坡及德國的稅法規定，將免稅範圍限制於符合免稅目的或慈善目的之銷售行為，或給予具商業性質的組織及其捐款者較低程度的免稅優惠。 / This study classifies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into six categories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their public and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The subjects are asked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se six kinds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subjects include the scholars, th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the managers and executive officers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business companies, and the tax collectors of the tax authorit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 tests, and GLM a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responses of the subjects. 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obtained: 1. The subjects'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nonprofit and its donator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degree of public for the organization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public for the organizations, the higher the subjects' agreement. 2. The subjects'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nonprofit and its donator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degree of business for the organizations. The subjects have higher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3. The subjects'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nonprofit and its donato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different taxes. 4. The subjects' agreement to the tax deduction for don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for NPO. 5. The managers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ve higher agreement to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nonprofit than other subjects. After analyzing the responses of the subjects and comparing the tax laws of several countries, we provide following proposals to revise the tax laws. 1. The nonprofit need to be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ed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the investment income of the private foundations needs to be taxed for excise tax; donators of the mutual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benefited less by the deduction of the income tax and estate tax. 2. The tax exemption of the sales conduct of som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retained but subjected to the organizations whose conduct conforms to the charitable or exempt purposes. Besides, th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benefited less by the tax exemptions.

筆者在這篇論文中所要說明的是：慈善原則（Principle of Charity）在戴維森（Donald Davidson）詮釋理論中的必要性。 在本篇論文中，筆者並不刻意的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立場。筆者所要做的是，以戴維森的角度著眼，並進而探討為什麼對於戴維森而言，慈善原則是其詮釋理論中一個極為重要的主張，並且，是一個無法避免的一個預設。在此，我們將說明此原則所涉及的實質內容與作用是什麼，以及戴維森是如何證成此原則的。 嚴格的來說，慈善原則並不是一個單一的主張，而我們是無法以一個簡單的主張或內容界定之。雖然這個原則無法以一個簡單的主張或內容來含括說明，但是，它的內容至少必須是「假定言說者的信念大體上是真的，並且是與詮釋者的（基本）信念是相一致的。」 慈善原則在戴維森的詮釋理論中不僅僅對我們的經驗做出某些要求，而且此原則還是一個先驗的原則。它所涉及的範圍包括了我們的信念、欲望、意義以及行動的部分。 從詮釋理論的角度來看，慈善原則所允許的是，在不同的語言之間者，我們依然能夠進行了解以及溝通的工作。這個原則所要求的是，我們必須將我們的詮釋對象視為大體上與我們的理性是相一致的。換而言之，詮釋者必須假設與被詮釋者之間，擁有基本的理性模式。在這個先驗原則的要求與限制下，包含了一個對詮釋理論的限制，而其所依據的亦即是慈善原則。 在本篇論文的鋪陳上，將分為三個章節來說明其所主張的觀點。筆者希望能夠透過上述各個章節的鋪陳，而展示出慈善原則在戴維森的詮釋理論中為什麼是不可避免的預設，以及這個主張的實質作用為什麼涉及了信念、欲望、意義以及行動的部分。最後，我們將以「三角測量隱喻」（triangulation metaphor）初步的證成此原則。首先，要知道的是，我們可以把戴維森的詮釋理論視為是真理理論，意義理論以及行動理論相互連結的理論，此三個要素在戴維森的詮釋理論是相互依存但卻不同的詮釋要素。我們將在第一章的討論內容中說明真理理論與意義理論的部分。在此，將可以看到戴維森的詮釋理論是由語意的形式結構把握語言的意義，並採取外延（extension）的進路表明公共且客觀的世界是個人信念和語言的主題所在； 而在第二章以及第三章的內容說明中，其所關連到的是意義理論以及信念理論的部分。同時，這亦即是是本篇論文所要處理的重點-----徹底詮釋的討論。在這部分的討論上，戴維森訴諸意義的經驗證據，他認為信念內容和語言意義得根據共同生活的人的思想內容、意向性行動等等。

本文主要試圖回應傳統經學史論述中鄭王之辨此一議題。傳統經學史書寫中，或是以學派競爭的立場，或是採取鄭學中心角度，對王肅多予以負面評價。本文受到現象學思維啟發，試圖通過歷史性的追溯，重新梳理王肅形象的建構歷程。其次，透過重新閱讀目前傳世之王肅著述，以說明王肅個人的吉禮與凶禮主張，進而分析具體的禮文儀節，歸納出王肅禮學義體系的義理內涵與特質。第三、藉由中古禮家徵引王肅禮說的相關記載，以觀察王肅禮說在中古禮家進行禮學實踐時，造成了哪些短期影響及長期效應。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主在介紹本研究相關背景資訊、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第二章：現代經學意義下王肅形象的建構與反省〉主要透過統計《皇清經解》中對於王肅的評議情形，以說明乾嘉學者對於王肅的總體觀感；其次以「教科書經典效應」的立場，分析清季皮錫瑞《經學歷史》對於現代經學研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透過上述二者的討論，藉此說明現代經學研究者視野下王肅形象的建構過程。〈第三章：王肅禮學義理及其時代意義〉透過整理歸納，以說明王肅吉禮凶禮的具體主張，藉以呈現王肅禮學體系的人間屬性。此外，透過重建曹魏皇權語境的脈絡化處理方式，說明王肅禮學與明帝皇權的互動過程。〈第四章：王肅禮學體系的擴散與傳播〉藉由中古禮家明引王肅禮說的表現，以試圖說明王肅禮說對於中古禮制發展與禮學實踐的影響情形。並進而勾勒後世徵引行為如何反饋王肅禮說內涵。〈第五章：結論〉除了總結各章所得、研究缺失外，更試圖彰顯「擴散與傳播」的研究立場對中國古代（經）禮學研究具有哪些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