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社會福利思潮的演進，使得非營利組織成為相較於政府與市場的一種另類選擇(alternative choice)。由於非營利組織的概念極為深邃，且其類型也頗為複雜，然而目前除少數研究外，人們習慣以單一學科或地區性的角度觀察非營利組織，對非營利組織不易形成完整之概念。準此，正視非營利組織作為一項檢驗國家與社會進步指標的首要工程，亦應針對世界各國非營利組織的各種層面進行探討，並對跨國比較之觀點，作一分析。本研究主要先援引美國、英國、日本非營利組織的資料，再進行比較分析，以期能為日後全球性觀點之探索，奠定進一步之基礎。 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社會組織的基本形式，經歷漫長之過程。在世界各國之中，無論在美、日、英等已開發國家，或是在開發中國家，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已成為民間結社和民間公益活動的實踐，並逐步從社會的邊緣匯入主流。在美、日、英等已開發國家，非營利部門的發展相對較為成熟，這種成熟不僅表現在其地位較高、規模較大、影響較廣泛等方面，也表現在它們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起步、成長到成熟的歷史過程。 全球性非營利組織之內涵及範圍相當廣泛，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第一階段第三部部門跨國比較研究已於1994年完成，該研究第二階段的項目更新前一階段的八個國家資料，並增加為廿八個國家之比較分析。本研究先釐清美、日、英非營利組織之基本資料，作為出發，進而選擇適當的跨國指標，再嘗試加以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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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symbol)可以是物體、行動、觀念或語言形式，隱含了較其身更深遠的意義，表達了較其原本內容更豐富的意涵，不僅喚起人們的感情，並使人們採取行動。 　　組織的研究者直到70年代末期才將符號的觀點用組織分析上，將觀注的焦點置於組織符號的使用，符號的活動，以及符號的意象。本研究整理和引介此一組織分析的重要領域--組織符號論的觀點。 　　本研究是以慈濟功德會為個案，在慈濟臺北分會、花蓮本會及醫院進行田野工作。從符號觀點的文化分析來探究慈濟世界的實體，以質的研究方法，藉著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來瞭解慈濟是如何在組織中運用與的傳遞來建構意義與推動各英志業，並學習慈漳人的組織生活與世界觀。並將觀察所得，歸納在文字的符號、行動的符號及物質的符號等三個範圍中，藉以呈現觀察的文化現象。 　　研究發現，慈濟人共同建構了有意義的和有目的的組織符號，人們在組織中不斷地參與、學習和自我反省，使得慈濟的精神在心靈上潛稱默化，而活出了個人生命的意義。而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也正是「學習型組織」的真諦所在。 　　藉著組織符號觀點的引介，人種誌方法的運用，以及慈濟文化的呈現，建議公共行政的研究應關注「公共服務的意義追求」、「組織生活的美學」、「質的研究方法」、「人文精神」，這些走向和理念值得吾人反思和體證。

非營利組織往往具有正式員工精簡的特色，其會務的推展必須仰賴大量志工，而產出幾乎都是無形的服務，相較於企業，其資源相對缺乏。儘管如此，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企業內重要的策略性資源，因此，在國際非營利組織中，為促成使命達成極大化，是否能善用知識的槓桿作用，透過知識移轉複製成功經驗到各地分會，便成為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動機。 由於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的特性不同，本研究目的如下： 1. 透過個案分析，試圖整理出國際非營利組織知識移轉的方法。 2. 藉由理論的整理與個案訪談，暸解影響國際非營利組織知識移轉的因素。 本研究訪問五家國際性非營利組織的台灣總會，包括基督教青年會、世界展望會、紅十字會、國際生命線與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同時參考各該單位的次級資料，本研究歸納出國際非營利組織營運所需的知識包括「特定專業知識」與「概括性知識」，配合該等知識是否從總會移轉而來可分為以下四大類型： （一） 移轉而來的特定專業知識：影響知識移轉的絕對因素包括：「組織使命與目標」、「知識特性」與「接收者特質」；而相對影響因素為「地主國特性」。 （二） 自行建立的特定專業知識：這是服務當地化所產生的現象，妨礙這類知識移轉的唯一因素就是「地主國特性」。當總會的知識與經驗在與地主國風土民情產生衝突時，是無法移轉到分會的。 （三） 移轉而來的營運概括知識：某些營運概括知識雖與服務提供無直接關係，但對非營利組織而言卻是重要知識（如募款知識），影響這類型知識的絕對因素為「知識特性」與「接收者特質」；而相對影響因素為「地主國特性」。 （四） 自行建立的營運概括知識：各地分會均為獨立的個體，其設立皆須按照地主國法令制度，因此，「法令制度」成為知識無法從總會移轉的原因。 此外，在知識移轉的方式上，知識特性會影響知識移轉的難易，當知識的內隱程度愈高（不易編碼、文件化）、複雜程度愈高（需要資訊總量多的知識），移轉就愈困難。移轉的難易可從人員互動程度高低判斷，互動程度愈低，表示移轉愈容易，移轉的難易依次為人員外派、人員訪視、課程舉辦、會議召開與作業手冊等。 為使國際非營利組織的成功經驗，透過知識移轉機制，更加容易複製到分會，本研究建議包括：（1）組織使命界定要明確；（2）強化總會知識傳遞的平台功能，以及（3）發展系統化的營運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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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研究非營利組織推動社會創新過程中的網絡關係，希望從中瞭解非營利組織推動社會創新的實務情形並從中找到創新成功的關鍵。近年來興起的社會創新活動代表的是一種創新的思維，希望跳脫傳統的框架之外，找到一個更有效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或途徑。本研究以網絡關係做為分析的主要理論架構，透過網絡的架構瞭解在創新的過程中有哪些重要的參與者，各自扮演了什麼角色？網絡的建立過程為何？以及社會創新網絡的過程中有哪些因素影響到創新的成效？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並使用文獻分析、深度訪談和個案研究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選定「街遊Hidden Taipei活動」為研究個案，分為創新網絡的萌發期、創新網絡的發展期和創新網絡的困境與未來展望三個部分，透過分析其中幾個主要參與者如芒草心協會、萬華社區大學、萬華社福中心、夢想城鄉協會和街遊活動發起人曾小姐間的互動網絡關係來瞭解街遊創新方案各參與者的動機、互動的模式、創新發展的歷程以及未來可能的創新方案。研究發現包括： 一、 創新網絡的萌發期 (一) 相同的參與動機和跨部門間價值觀的衝突是創新發展初期的基礎 (二) 透過社會資本建立相互合作關係 (三) 各參與者是平等的互動關係 (四) 導覽課程的規劃做為各參與者之間的溝通平台 (五) 跳脫與傳統公部門的互動方式 二、 創新網絡的發展期 (一) 以信任為基礎的合作關係有助於網絡的穩固和擴展 (二) 與社群媒體的互動有助於創新理念在地扎根 (三) 合作的行動策略是影響創新成功的因素之一 (四) 跨部門身分的參與者是創新過程中重要的中介角色 三、 創新網絡的困境與未來展望 (一) 對街遊創新方案價值觀上的差異是主要困境 (二) 跨部門的互動連結是未來發展的重點 關鍵詞：非營利組織、網絡、社會創新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Kotler的社會行銷理論如何應用於非營利組織的管理。 「中華白絲帶協會」被選擇為案例研究的樣本。為了達成這一研究的目的，深度訪談和自行設計的結構式問卷被用來收集數據，並針對質量數據進行了分析，探討中華白絲帶協會社會行銷的本質。研究結果發現，Kotler的社會行銷策略成功適用於中華白絲帶協會，且這項研究的結果可以被視為其他網路安全與兒童健康相關非營利組織採用Kotler的社會行銷策略時的參考依據。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how Kotler’s social marketing theory applies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yber Angel’s Pick” is selected as the sample for the case study.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n-depth interview and self-designed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collect the data. Qualitative data we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nature of social marketing of the Cyber Angel’s Pick. A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Cyber Angel’s Pick has applied to the Kotler’s social marketing strategy successfully and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can be seen as a reference to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relate to internet safety issues or children’s health when adopting the Kotler’s social marketing strategy.

本文先藉由分析非營利組織相關文獻，以了解為何非營利組織需與媒體保持良好互動。其次，討論崔媽媽基金會興起與發展過程，說明選擇此個案為研究對象之原因。再經由整理崔媽媽基金會相關文獻，與深入訪談 基金會執行長與公關主任，探討崔媽媽金會媒體行銷的過程。 結論發現，非營利組織之媒體行銷策略大致可分為，有形與無形兩大類，有形策略為新聞稿、舉辦活動、公益活動以及順風車效應；無形策略為公關手腕和強調專業。

美國趨勢專家波普康（Faith Popcorn）曾經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志願服務的新世紀，聯合國更宣布將新世紀的第一年2001年訂為國際志願服務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Volunteers,IYV），希望能帶動、鼓勵更多全球的民眾從事志願服務的工作，也能促成各國政府對志願服務的重視。 青年志願服務在美、日等先進國家均相當地發達，在台灣則正處於萌芽的階段。近年來，在政府部門與民間相關組織的大力倡導之下，青年投入志願服務的比例也日益增加，逐漸形成一股助人為善的風氣與潮流，青年學生為未來國家與社會的中堅份子，倘若人人均以助人為榮、為樂，必是國家社會之福。 本文以全國具有規模，隸屬於佛教慈濟基金會之下的青年學生志工團體—「佛教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為研究個案，以質化的深度訪談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深度探討慈青聯誼會志工訓練的運作現況，並加以分析，提供建議，同時也希望研究所獲得的發現能提供學界與實務界作為青年志工研究或帶動的參考。

時至今日，非營利組織發展越來越成熟，對於社會的影響也越來越深遠。但是，各類非營利組織通常本身並無足夠自主財源藉以支持整個事業的運作和發展，故仍必須向政府、私人企業及一般社會大眾進行融資的工作，才能維持其長期性和計畫性的社會改善行動。 在過去十幾年間，非營利組織逐漸向私部門汲取經驗，以試圖改善其組織運作之效果及效率；特別是在策略規劃、行銷、融資、資訊系統以及組織發展等領域上。但就目前國內的文獻而言，其多著重於非營利組織之策略規劃以及績效評估之研究，對於非營利組織之資本結構和融資決策之研究則鮮少著墨。 因此，本研究乃根據兩大組織資本結構理論：融資順位理論（The Pecking Order Theory）以及最適資本結構靜態抵換理論（The Static Trade-Off Theory）之假設，試著以國內非營利組織之相關資料，進一步探討國內非營利組織之管理階層融資決策過程，以及組織所取得的補助款多寡，是否會影響非營利組織之管理階層之融資決策。 因國立大專院校並無融資行為，本研究所研究之非營利組織標的，以國內之私立大專院校為限；本研究之實證結果發現，當私立大專院校之盈餘波動越大時，比較不願意向外融資；代表私立大專院校在盈餘不穩定時，不會利用融資的方式取得資金，以免盈餘較大的波動性增加了拖欠成本的可能性，而進一步影響到學校整體穩健的營運。 另外，私立大專院校之實證結果未支持任何財務理論，可能原因在於私立大專院校在從事融資活動時，未有任何之借款偏好。至於就補助款比率而言，實證結果符合假說預期，代表當私立大專院校所取得之補助款越多時；亦即有較穩定之資金管道時，越不會對外融資；另外，針對利息補助款比率來說，實證結果發現，當私立大專院校取得之利息補助款越多時，並不會提高其對外取得融資的意願。就敘述性統計量來看，平均而言，私立大專院校對外借款仍須負擔約七成的利息費用，因此，教育部之利息補助並沒有大幅降低學校的負擔，所以，縱使有利息補助的措施，亦未顯著影響學校向外取得更多資金之意願。 綜上所述，當私立大專院校之盈餘波動性越高時、補助款越多時，其對外融資的傾向會降低；至於，利息補助則因教育部所提供之補助金額有限，所以，私立大專院校並不會因取得較高的利息補助款金額，而增加對外籌資的機會。 /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 has well developed and has great impact on the society. NPO may not have enough funds to support its long-term social improvement plans, so it has to borrow money from government, financial intermediary, or others. NPO have learnt many from the other sectors to get the organization mor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in the past years, especially about strategy planning, marketing, financing, information system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Unlike most of domestic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 strategy planning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capital structure and finance decision. According to organization capital structure theory, this study uses domestic NPO’s data to analyze finance decision and examines how subventions influence university’s finance decision. Because national universities have no bank liability, so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financial behavior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greater the earnings fluctuated, the fewer the private university lent. In addition, the financing behavior of the private university doesn’t support any capital structure theory. It may mean that the private university management has no financing preference. When the private university obtains more subventions, the management doesn't borrow more because it has steady fund resource. When the private university obtains more subventions on interest expense, the management doesn’t borrow more. This result doesn’t support the assumption. Perhaps the subventions on interest expense don’t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interest expense substanti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