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清學術轉型為問題意識的導出。由「理學」到「考據學」的典範轉移如何發生，一直為學界的焦點議題。考察前人研究，對於此議題的解決方案，大概分為三種理論類型，即梁啟超的理學反動說、錢穆的每轉益進說、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錢氏與余氏之說，實有繼承關係。余氏勾勒出「智識主義」於思想、學術史內部之發展脈絡，更成為本文思考此議題切入的主要觀察視角。 自元代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考定本，至明清兩代仍沿用不衰。清代以朱子學為官學，沿襲明代舊制，仍用八股文取士，命題範圍為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至康熙時朱子升祀配享孔廟，入十哲之列，朱子學成為官方獨尊的學說。加以明末以來由王返朱的學術風氣，清初學界可說是朱子學的天下。然而，清初王學陣營中卻有毛奇齡這樣一位不同於流俗，奮力批駁程朱學的人物，其四書學著作如《四書賸言》、《四書賸言補》、《論語稽求篇》，以及晚年時由門人纂輯的《四書改錯》，皆呈現以王學為主的學術根柢，以經解經的方法論，開展了由理學走向考據學的學術門徑。是以本文以毛奇齡的四書學為研究對象，以其集大成之作《四書改錯》為主要討論範圍，配合其他相關四書學文本，溝通其中義理與考據兩部分，捕捉其中「轉折」與「改易」的軌跡，形構一個動態的學術史側面，使毛奇齡四書學的真正價值，得以被抉發與定位。 　　藉由時代風氣與毛奇齡生平的疏理，可知毛奇齡的王學立場並非刻意與朱學立異，而是出自個人學思的體會。其次，則進入毛奇齡四書學之文本，挖掘其義理、考據兩面向的特色與價值。在義理的部份，毛奇齡承襲王學，又開出新意，呈現清初形上玄遠之學風淡薄的特色。在考據的方法使用上，毛奇齡多針對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多有發揮，使用漢唐舊注，提出翔實的論據以批駁朱注之非，頗具時代性意義，為歷代考據學流衍至明代，所謂回歸原典運動的延續。 總括而言，透過本文對於毛奇齡四書學的分疏，可得出義理、考據、經典觀三部分的轉折。其一，承繼王學「心」、「意」、「知」的架構，但其中「知」之本體義已然消褪，此為義理層面的轉折。其二，承繼明代所形成的回歸原典風氣，於考據方法上有所開展，提出「以經解經」、「以漢破宋」，成為後世學者的典範，此為考據方法的轉折；其三，基於對經典的尊奉意識，由《四書》、《六經》的義理、考據兩面向的一貫，發展出諸經一貫的經典觀，此為經典觀的轉折。

由於顏元著「四書正誤」一書是針對朱熹「四書集註」的不滿而提出反對的觀點，換言之，其「正誤」意即正「四書集註」之誤。本文的緒論為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程序及研究範圍，亦對前人研究的文獻大致作檢討。第二章是探討顏元四書學的背景，從橫向如清初對「四書」的研究情形及當時的學風作敘述；縱向從顏元本身的學習歷程、思想的轉變等亦在此章分述。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是從顏元「一破一立」的主張去呈顯其四書學。第三章是探討顏元反對「四書集註」之觀點。在形式上，顏元反對朱熹以傳注訓詁的方式去註解古籍；在內容上，他反對以心性義理的角度去詮釋「四書」。此外，他也對「四書集註」有妄改經義或經文處提出反對的意見。第四章是顏元四書學之要旨，從中剖析顏元所認為的訓解「四書」之方式為何。本章是從其主張以實際的事物去訓解古籍；主張透過行為去實踐經書中的道理；主張回復傳統儒學，從「四書」經典本身求義理以及其對「四書」的文句疏通方面去作剖析。第五章是對顏元的四書學作評述，主要是從其價值貢獻及缺失兩方面來談。再者，顏元四書學的定位及影響也一併在此章作探討。第六章是結論以總結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