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哲學在中國思想史與哲學史上，由於其思想性格與日後宋明理學的主流不符，再加上其史學與政治成就過於顯赫的緣故，其意義與地位向來未受人重視。但若跳脫以程朱陸王理學為主流的研究觀點，以另一承自先秦、衍至明清的哲學理路來重新檢視司馬光的哲學，便可重新發現其在思想史與哲學史上的重大意義。此一哲學理路即是過去在哲學史上隱而未顯，在儒學陣營中與孟學並為兩大哲學思想典範的荀學理路。荀學在孟學取得獨尊地位後，其發展彷彿中斷，但明中葉後興起的一股以王廷相、吳廷翰、顧炎武、戴震為主要代表思想家的「自然氣本論」思潮，其所主張的「有限價值的本體觀」，極有可能與荀學一脈相承，證明荀學並未絕後。但由於荀學從先秦到明清之間的發展軌跡未明，這使得荀學與自然氣本論一脈相承的說法，尚欠缺有力的證明。司馬光哲學的發現，正可補足此一思想史上的空窗。 司馬光處於北宋中葉，時值學術史上漢學與宋學的典範轉移期，其在程朱理學尚未取得主流地位之前，以荀學的理路進入理學時代的氛圍中，建構起一荀學色彩濃厚的哲學。其一面表現了荀子哲學的特徵，另一面也同時表現出明清自然氣本論的初步雛型，這兩種哲學表現在司馬光哲學架構中的貫通，正是荀學與自然氣本論理路相承的最佳證明。司馬光哲學亦表現出在宋學建構初期，各種哲學理路百花齊放的歷史真實景象，在學術史與哲學史上極富時代意義。 本論文第一章簡述研究動機與司馬光的相關研究成果及其生平著作，第二章則論證司馬光的本體論與宇宙論。由其以氣建構的宇宙論中，確定其哲學本體為一潛藏宇宙發展之自然脈絡的氣，價值是在氣的開展中由潛藏之脈絡漸漸實現出來。因此其並非一價值先天神聖飽滿、周全遍在的理體，而是一素樸自然、價值待後天發展實現的「弱性」本體，這與自然氣本論相同。緣於此一弱性本體，其在天人關係感受到天人的雙重有限性，致使其表現出與荀子相同的「天人合中有分」的主張。 第三章論證司馬光的心性論，其人性論承自揚雄，主張性善惡混，強調人性先天即有等差，重視後天學習，此與荀子的性惡論實為異文同實，也暗示了漢代哲學與荀學的接近。司馬光對心的定義與荀子相近，雖然心並非一先天現在的完美價值理體，但透過心具有的感應、辨別價值、溝通權衡的能力，其即能在現實的摸索、團體的權衡與文化的積累中將道德價值實現出來。這樣的理論說明了荀學的道德並非無根，只是以另一種不同於孟學的方式來理解道德的來源。 第四章論證司馬光的工夫論，由於其價值來自於心之能力的正常發揮，以及個人在團體中的具體實踐權衡，所以其工夫論主要以「虛壹而靜」來進行「正心」的工夫，並且強調在團體（家、國）中的實踐，流露出極強的外王思想，此正與荀學性格相符。在個人身體的修養上，司馬光反對外於日用常事之修行工夫，因此對於佛道的工夫極為排斥，與當時使用靜坐工夫的二程等人理路不同。因此，司馬光所認同的工夫其實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以聖人所制定並流傳下來的「禮」為修養與行為的準則，這一重「禮」的工夫特色，亦是荀學與自然氣本論共有的特徵。 第五章為結論，證明司馬光哲學為荀學與自然氣本論的綰合關鍵，亦可由其哲學特色中分析出荀學的哲學典範，作為與孟學一系之儒學的參照。司馬光哲學一面證明了荀學在宋代以後的流衍方向，另一面也擴大了氣本論的研究對象與源流範圍。司馬光哲學作為荀學在宋代的發展，自然氣本論在宋代的先聲，其哲學背後所代表的學術意義，相當值得進一步探究。

本文試圖以氣論的角度，切入荀子、董仲舒、戴震的哲學，並考察荀子、董仲舒、戴震的氣論型態為何，三者是否有相似之處。而為求研究的正確與詮釋的合理，故探討的範圍及於本體宇宙論、人性論以及修養工夫論。在三大主題下都可揭櫫三者的氣論型態其實是相同的，只不過荀子、董仲舒的氣論是較為素樸、隱微不顯的「氣本論」─更確切地來說，是「自然氣本論」，而戴震則是自然氣本論無疑。由此可知，在自然氣本論的典範下，荀子可謂是開其端緒，到董仲舒逐步衍化，而至戴震則極為成熟、明朗。這樣的研究有其雙重效果、雙重貢獻，其一可以將董仲舒、戴震歸屬於荀學性格（思路）；其二可以看出荀學在思想史上發展的軌跡為何。也就是說，能夠找到荀學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以及抉發出荀學內在理路的結構線索。而此一線索，或許可以提供給之後研究荀學的人作一參考，期盼能將失聯的荀學都串聯起來，發展出波瀾壯闊的荀學思想史。

吳廷翰氣學思想研究摘要 吳廷翰個性「疾惡尚嚴，而意實仁恕」，人如其號「蘇原」：「臭味芳烈」，高潔自守，不隨俗奉承。「性與時格」四字正是他一生的寫照，當他為官時，以廉潔伉嚴的態度面對貪官汙吏，歸隱期間從事著述，惡俗儒之支離，勇於批評當時的官學程朱理學和風靡一時的王陽明心學，認為程朱理學的「理先氣後」論是「近乎異說」，王陽明以心為本的心學是「聖學之害」，他對程朱、陸王思想的批評正也反映其伉嚴的個性本色。他的寫作意旨，乃因不滿於當時學風愈加浮濫虛靡、或輕薄而陷入佛教異端，其中「『氣即是理』，『性大於心』，《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與《中庸》之戒慎恐懼有直截橫貫工夫，本是一理」這段話，就是他的氣本論、心性論與修養工夫論的主要著力點，本論文即以此三方面來探討其思想的意涵。有關吳廷翰的思想研究，台灣學界的研究尚未見全面性，開展性亦不足。反觀日本學者和大陸學者的重視與肯定，他們的見解是探討吳廷翰思想的重要資源，但是以唯物主義觀點為據，視其為唯物主義氣本論思想家有失偏頗，本文即試圖跳脫大陸學者唯物論之思考模式，回歸吳廷翰思想原典，梳理其思想脈絡，探討其氣學思想的體系、立場與特點，以窺得此沈寂四百多年的思想家面貌，並反映明代中期以氣為本之思潮。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待儒學，跳脫以孟學為儒家唯一價值的衡量標準來看待荀子思想及荀學的流衍，是本文論述的基本態度。全文可分成兩部分論說。首先釐清荀子思想中最受矚目及爭議之議題，即：天人之分、人之性惡及法後王，作為論證清代思想的對照範式。整體而言，荀子思想所關懷的是人在具體經驗世界中的安頓問題，因而其追求的目標是「盡倫」、「盡制」的聖王，相對於孟子言盡心知性以知天的超越、內在性格，其理路有顯著不同。 其次論述清代的荀學。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清儒校釋《荀子》書的著作及荀子學說的評論。基本上，清人校釋《荀子》是在「以子證經」的前提下所衍生；同時，清儒在尊經及經典傳承的體系研究中肯定了荀子，使荀學得以擺脫「異端」之名而回復於儒家之列；且《荀子》書的整理，也使得荀學獲得重新被檢視的契機，具有一定的意義。清儒試圖對宋明以來非議荀子思想的議題提出新的解釋，包括性惡、非思孟、法後王等論題，然而，這些迴護荀子的論述卻受限於以孟學為學術唯一準則的意識型態所囿，往往只是在以孟學為主體的思考下調和孟、荀差異，在深究荀子思想體上的論述上則相對貧乏。因此，清人考校《荀子》書、評述荀學，雖具價值，但並不能全部概括清代荀學的內涵。 清代荀學的另一層面，是以顧炎武、戴震、焦循、淩廷堪、阮元為主軸的清儒，在「以氣為本」的基礎上所建立的心性論以及成德工夫論所呈現的荀學理路。清儒在「以氣為本」的立場下，肯定了人性中情、欲存在的正面意義，而理義即內在於欲、情之中；心知本具有思辨、擇取理義之能，人們透過以問學為主的修養工夫加以擴充培養之後，便能衡定人欲人情合宜的進退得失，由個人所欲所情推及至群體，能通達天下人之情，遂天下人之欲，使之無所差謬、不爽失，即是理義。在此理路下所呈顯的成德工夫，一方面重視經典及文獻史料之價值，強調由文字訓詁以明理義的問學；另一面，由於所論理義的內涵是群體生養之欲的滿足、情感過與不及的調節與疏通，故而講求人我間言行事為依據準則的禮學興起，清儒藉由禮制的考證、禮意的論辯重新核定社會禮儀秩序，作為修己治人之具。 分析了清儒的人性論及成德工夫論後，對照荀子所論人性的內涵及道德修養的主張，不難發現二者思想理路是一致的：包括以欲望情感及心知為人性本質，強調培養智識在成就道德上的重要性，倡議禮儀法度以調節人欲人情等，均呈現了強烈的荀學色彩。只是，清儒並沒有意識到其理路與荀學同途；批判宋明理學，卻認同理學家所建構以孟子為孔子思想正統繼承者的道統觀，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焦循作《孟子正義》，自詡為孟學真正傳人，欲取代宋明理學在儒家道統的傳承地位，但實際上闡揚的卻是荀子的理路。因此，本文將清代傾向荀子理路的人性論、工夫論稱之為「潛藏的荀學理路」。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抉發清人在義理思想上的荀學傾向，相較於清人肇因於經典考據而擴及《荀子》書校釋、荀學評價等層面的討論，無疑是更具意義的。至於二者的主從關係：如前所言，清人從事校釋《荀子》、評述荀學，從而提高了荀子的學術地位，而這個校釋、評述是源於經典考據的擴大而來，而考據學的興起是源於問學的成德工夫，而問學的成德工夫又是源於「潛藏的荀學理路」。可見，清代這個「潛藏的荀學轉向」在無形中促進了荀學的研究，荀子地位的提升，恰恰呼應了這個「潛藏的荀學轉向」的存在。

本論文之研究乃是以清代思想家徐潤第所提出的理論為主要的考察對象，將其觀點與宋明清氣學的基本命題作出對照，使徐潤第本身所持的立場，得以呈現出脈絡分明的結構，從而亦使得我們對於氣學在清代的發展樣貌，有更多理解與詮釋的可能。 徐潤第《敦艮齋遺書》的存在，促使我們對「氣本論」在清代的發展情形作出更多的思考：一方面，儘管神聖氣本論或者自然氣本論在理論的側重點上有所不同，但對於「氣」的重視，似乎已相當明顯的表現出來，因此我們認為「氣」的討論在當時是具有時代性的；另外一方面，由於徐潤第本身較著重於「氣」、「心」的關懷，因此我們或許也可以從他的論述當中，重新尋找氣本論與心本論得以接軌的端倪。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經過隋唐的黃金發展期，在與中國固有文化的交流中茁壯起來；然而在過程中，也伴隨著知識份子對佛教價值觀的反省。在宋代，儒、佛兩家的判釋不僅是重要的哲學議題，而且「闢佛」也成為多數理學家的共識，由此產生許多闢佛理論。張載的闢佛論，建基於《正蒙》所闡述的天道論，而其中又以「太虛」與「氣」等核心概念為主，進而組成一套解釋世界存在與道德實踐理據的理論，內容含有形上學、宇宙論、倫理學等成分。這是因為張載認為需窮究天地萬物的根本原理，才能有效說明佛教的錯誤。所以，《正蒙》的天道論可以兩部分來觀察研究，一是其建構「天道論」本身的理論特性，一是其做為「闢佛論」功能的理論成效。兩者合而觀之，可以更完整地見出其理論定位。 本論文首先由《正蒙》天道論的總樞紐——「太虛」與「氣」兩概念的關係起始，說明「太虛」與「氣」各具有兩層意涵，並認為宜稱《正蒙》天道論為「太虛即氣論」，而不宜偏稱為「虛本論」或「氣本論」。其次，探討《正蒙》天道論的理論範圍，包含天道如何成為人所秉受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以及人心的修養境界與天道的類比關係；此外，透過勞思光及牟宗三兩位先生對天道論的相反評價，藉以探索天道論的特性與意義，例如天道的「普遍性」「超越性」等問題，從而劃分出天道論真正的論旨與論域。章節之後並附論意欲界定《正蒙》天道論為「唯物論」者，需通過兩道論述手續，並且維持文本詮釋上的融貫性，方能成為較嚴謹的主張。最後，經過《正蒙》闢佛論述的分析，歸納《正蒙》闢佛有「性與天道」及「生死輪迴」兩路，並且前者具有理論上的優位性；而本論文在分節探究之後，判斷《正蒙》欲收納佛教「空」義於其天道論中的「太虛」義中，進而以「太虛即氣論」闢佛的理論目的並未竟其功，但其闢佛意圖所建構的理學系統則斐然可觀，有其長久之價值。本論文如上所述，分別探索了《正蒙》「天道論」及其做為「闢佛論」功能這兩者的理論限度。

明代中期羅欽順、王廷相、吳廷翰的哲學型態為自然氣本論，此一哲學強調「理在氣中」、「理在事中」、「理在情中」。日用倫常中的規則即是天理流行的結果。但此一型態的哲學並不能視為是他律的道德哲學，因為 他們的工夫實踐仍是要合內外之道的。他們要將內在的道德良知﹝此良知是有限度的道德直覺，是屬於弱性的良知﹞與外在的聖人禮教，在兩者相互的權衡中來實踐。明清的自然氣本論者是主張「人性向善論」的，而此一性善論與孟子的「人性本善論」是有差異的。羅、王、吳可說是自然氣本論哲學的發端，而此哲學型態最成熟、典型的代表人物即是戴震。因此戴震這類型的哲學出現，並非是突然的，他仍然可在明清哲學的脈絡中來看出其端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