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思想在中國學術史上是一個重要課題，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然而其真實面貌久已湮沒不彰。由於書闕有間，缺乏可以明確判定黃老思想的資料，致使黃老思想的研究，未受到學術界重視。自民國六十二年底湖南省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相關久已亡佚的資料，黃老思想重新被探討，一時之間異彩紛呈，不僅彌補了古代思想史的許多缺頁，也修正了思想史上的若干重要問題。可以說黃老思想的研究是近幾年的「顯學」。 這些研究有一共通性，大體是集中於戰國至漢初的研究，而對於漢武帝以後的黃老思想則少見全面性論述，其中又以討論黃老思想治術的各種面相與漢初政治的關係為大宗。根究原因，在於學者認為武帝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黃老之學衰落，在思想的進展上繳了白卷，連帶的也引不起研究者的興趣。另一個則是黃老與道家常糾葛不清，研究者常以道家這一大共名統攝黃老，尤其將漢代道家視為以老莊為中心，甚至黃老與老莊不別，以至於兩漢黃老思想全面性的研究仍有可為。再者，認為東漢以後，黃老思想由學術性質轉為宗教性質的黃老道，屬道教研究的範圍，研究者則將之斷為兩橛，一分為二，而未能細究彼此的相關性。 鑑於這些問題，本文對兩漢黃老思想做一整理與分析，藉此瞭解黃老在兩漢表現的特點與影響。 本論文除第一章緒論，第七章結論之外，分五章論述兩漢黃老思想的核心論題在各階段顯現的情形。 第二章探討黃老形上之道的理論特點與發展。《淮南子》與王充可代表前後階段的思想傾向。 第三章探討黃老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現在文武並用的治國根本原則、無為之治的理想、法治的理論革新、不廢用兵的軍事思想。 第四章探討黃老養生思想。從《淮南子》與《河上公老子注》的觀察，可以看到這一方面的思想變化。 第五章探討黃老思想在現實面的功用。黃老思想不單是史書記載在漢初政治彰顯其作用而已，往後各階段多少仍受其影響，而且黃老思想除了用諸政治之外，作為個人修養、行事準則，對兩漢士人也有很深的影響。 第六章討論黃老道教典籍中的黃老思想，由此瞭解黃老思想轉為宗教性質後的改變。

摘 要 　　司馬遷思想指歸，自東漢班彪、班固父子非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後，歷代以來引發了諸多討論，不論是贊成或是反對的學者們，都想為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找到一個定位點。本文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嘗試著從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思想淵源入手。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在政治上，由秦火之後的楚漢分裂進入大一統的漢家王朝；治術上則由秦代的法家政治轉為漢初的黃老政治，進而來到武帝的「外儒內法」；經濟上，休養生息七十年的富庶民生轉為平準、均輸的與民爭利；學術上，黃老盛行的景象在竇太后死後迅速反轉成儒術獨尊，這些急速變動的因素都對司馬遷產生衝擊；在思想淵源上，司馬遷承襲了世代史官的家族傳統，也深受父親思想教育的影響，以及從師友相益，個人行歷上得到多方的啟沃。本文即是從這樣的路徑上去探求司馬遷與儒、道思想的關係。 　　司馬遷時代的道家，即是黃老思想，司馬遷對於黃老思想的了解非常透徹。黃老的政治哲學，強調「無為因循」，司馬遷曾給予高度讚揚，並以為這種治術是呂后、文帝時代仁德政治的基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並不以黃老的「無為」政治為其理想政治的終極目標，而是將「無為」視為實現仁德政治的過渡階段，並且以此來譏諷武帝多欲政治之失。司馬遷視漢初的「無為」政治是應時代所需之下的恰當產物，這正是符合黃老「時變」的精神。司馬遷對黃老治術的肯定，在於「時變」，而這個「時變」，也是司馬遷運用在人生哲學中的一個重要觀念。黃老思想中「貴柔守雌」、「因時而動」的人生哲學，深受司馬遷的肯定，在《史記》中我們看見司馬遷將這個思想闡發的非常徹底，他並且以這套思想做為他處世哲學的基礎，藉此來品評歷史人物榮辱成敗之因，以及避禍保身之道。司馬遷的黃老思想應是深受司馬談的影響，然而他與父親不同的地方是，父親把黃老視為是最高治術，而司馬遷卻將黃老視為是處世哲學的良方。 　　司馬遷時代的儒學，已非孔子儒學原貌，而是摻雜各家思想後的雜家式儒學。司馬遷處於這個時代，其儒學必有這個時代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寫《史記》，是站在一個捍衛原始儒學為出發點的角度，來與當代變質的漢儒相對抗。司馬遷在《史記》中極力宏揚孔子的學術與理想，闡述《六藝》之義理與功用，其目的就是要實現孔子的王道政治，而這種仁德政治，才是司馬遷終極的政治主張。他自言《史記》是要紹繼《春秋》，因此《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太夫、善善惡惡的精神，就是《史記》的精神。我們可以說，《史記》就是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太史公自序〉），而依歸於儒家思想的「一家之言」。 　　《史記》是一部論治之書，司馬遷以儒家思想做為政治理想，以道家思想做為處世哲學，論治國大道則尊儒，談個人禍福則行道；儒為體，道為用；儒不黜道，道不黜儒，才是司馬遷對儒、道思想真切的態度。班固站在他所處的東漢學術環境來譏評《史記》「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的說法，於今日觀之，是頗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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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政治體制是君主政治，所以對於「政治正當性」的討論，主要以君主為中心，這也是先秦諸子政治思想思辯的共通點。本文以君道思想作為研究中心，即在討論君主政治之「正當性」；換言之，即在討論「內聖外王」的古道術。荀子作為先秦最晚出的儒家學者，他提倡尊君、隆禮，重視禮義之治的落實，並且以禮義之統作為其學說之最終目的。荀子在「天人之分」、「性惡」以及「道」的討論，顯示出他與孔孟對君道問題的思辯重點並不相同，簡單的說：孔孟重「內聖」，而荀子重「外王」。 同時，荀子在天、道的討論上，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響，當時流行在稷下學宮的道家，主要是黃老學派，所以透過荀子禮法與稷下黃老道法思想的比較研究，發現兩者最大的共通點在追求道或者禮義以法的強制力展現，並將道法或禮法向社會制約的力量發展。也可以說延續老子的學說，從「道」向實際的「術」上面落實。同時為了達到「無為而治」的目的性，在君臣關係的討論，兩者都提倡「君無為而臣有為」的尚賢思想，並且在民本思想上所發揮，故荀子與稷下黃老的政治思想，不僅可以視為法家思想的過渡形式，更是儒道法三家的思想融合的先聲。 而荀子所討論的君主不可以片刻離開群體，即不可以離開群道、禮義之道，君主之所以被尊崇，就在於其「明分使群」的功能，荀子學說的討論也充滿目的論。荀子學說具有兩面性格，君主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考量必須是有所取捨，荀子企圖兼顧「道貫」與「應變」，卻也使得他的政治觀點產生衝突矛盾，例如在放伐暴君、義利、王霸、禪讓、法後王等問題上，由於政治的觀點有時相互矛盾，也增加荀子研究的困難。不過，由於荀子將君主與禮義之道二者合一，故所有的政治衝突最終的標準或裁判當是禮義與君主，但是，君主的權威是禮義施行之必然保證，增加君主的權威性以達治亂之效果，可以說是荀子在君道思想上最大的特色。 緒論 第一章 荀子生平及時代背景 第一節 荀子生平 第二節 荀子與稷下學宮 第三節 國大君威的時代 第二章 君道思想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天 論 第二節 性惡論 第三節 道 論 小 結 第三章 禮法與道法的距離 ---稷下黃老道法思想之影響 第一節 道論之比較 第二節 道法概念的差異 第三節 禮法與道法的共同目的性 小 結 第四章 君道思想的內涵 第一節 禮治思想與內聖外王 第二節 群的觀念與尊君思想 第三節 尚賢思想與君臣關係 第四節 民本思想與君民關係 第五節 國家理論與富國強兵 小 結 第五章 君道思想輻議 第一節 君德與君位 第二節 禪讓與擅讓 第三節 禮治與法治 第四節 兼利與功利 第五節 王霸與統一 小 結 結論 參考資料

本篇論文以《春秋繁露》為主軸，透過比較「先秦儒學」與「黃老思想」兩大面向開展論述，圍繞著核心議題 —「君權」，希冀探究《春秋繁露》如何使獨尊儒術成為可能。《春秋繁露》代表著政治思想，「獨尊儒術」意味著現實政治，一方面，現實的政治迫使思想內涵的轉變，為了見容於統治者，不得不汲取他家的優點以為所用；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的成功整合後，便影響了現實政治，改變了指導方針。 漢武帝即位後，政治上大一統時代已經來臨，由於漢承秦制，因此，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專制政治的成形。然而，秦帝國的覆轍，使漢王朝不可能公開擁抱法家，但在政治權力不斷集中於君王的情形下，以「君上虛靜無為」為當時指導思想的黃老學漸漸地無法配合武帝對內對外的統治需要。儒學的政治思想是以君主作為政治運作的重心，而好有為、貴等差、明尊卑、力主尊王攘夷等論述，對於鞏固政權是極有幫助。然而，先秦儒學的部分思想內涵卻與君權存有潛在的緊張關係。 為了得君行道，董仲舒轉化了先秦儒學與君權有所衝突的部分，特別是關於「忠君」與「君臣關係」的主張，以期適應專制體制。而如此轉變的啟發，恰恰來自於黃老學的相關概念；《春秋繁露》一方面借用黃老轉化先秦儒學，另一方面吸收黃老而超越之，形成一個全新的思想體系。於是，儒家邁入了實然的政治殿堂，並定為一尊，影響了爾後兩千多年的帝制中國。

道教的形成包融原始宗教信仰巫術、黃老之學、神仙方術等，為中國民間廣泛信仰的宗教，亦即中國的三大宗教之一。在東漢末葉，張道陵倡導五斗米教，這就是道教的開端，而其理論體系仍不盡周全。此后魏伯陽雖著成《參同契》，假借爻象論述作丹之意，而其辭意晦奧，常人不易明曉。直到葛洪之出，才將自古流傳的延命養生之說、丹藥煉制之方、卻禍祛邪之法及神仙等各種方法，做一綜合性、系統的整理，著成《抱樸子內篇》之后，道教才能成為一具備理論體系的宗教。本論文為了解道教這個理論化過程，便選擇葛洪《抱樸子內篇》一書，研究其主要思想和理論基礎。 本論文為了深入葛洪道教思想的結構和其理論根據的來源，在資料上，不僅考究葛洪的其他著作，并且又溯源其前時代，并及於同時代較重要具有代表性學者的著作，加以比較。借以了解葛洪道教思想的淵源，及其本身的理論特色。本論文約九萬字，共分九章探討，其重點在於道論、氣論、神仙養生論、鬼神法術論。在道論上，葛洪本著老子的宗旨，以道為宇宙萬物萬事之本源，又繼承揚雄、王弼、何晏及郭象等的玄學風氣，進而以「玄」解釋「道」的微妙莫測，乃合稱為「玄道」。在氣論上，他綜合《管子》、《黃帝內經》、王充及《太平經》等之元氣學說，進一步綜合為其理論基礎的氣化思想。基於修煉的方法，他將這個氣化論擴大應用於長生不老之養生術中，提出能以服丹及行氣、導引、實精等內、外丹法成仙的見解。在神仙養生論上，他不僅確信神仙的存在，并且對神仙懷有能修學而成的信念。於是，他一生為了實現這個成仙的願望，不但盡力搜集和整理自古流傳的各種煉丹術及吐納、導引、寶精等內丹術書籍，而且又尋求且提出其成仙的實踐方法。他雖然提出各種養生術，但一貫堅持其金丹道派的立場，以服食丹藥為成仙之最佳途徑。關於神仙思想的來源，一般都認為是從戰國時代齊國（即山東半島地域）開始流傳的。本論文運用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中國古神話早有不死的信仰，影響及后來的神仙思想，這些神仙思想乃成為葛洪思想的骨架。在鬼神法術論上，「鬼」字原指為死亡祖先的形象；「神」字則原指為天上神聖、靈妙不可知解的現象，例如日、月、星、閃電光等等。而后來兩個字逐漸成為一個複合辭, 意謂天神、地祇、人鬼等。本論文據甲骨文的既載, 發現鬼神二字都在殷商時代已由這些原義脫離轉意為稍有畏忌、嫌惡的概念。到葛洪之時，鬼神更多含有邪惡之意。他有鑑於魏惡時期漫衍的鬼神精怪之風，而提出存思、文字、名字、經圖、氣功及法器等的法術，有關剋治鬼神的這些法術亦成為其長生不老方法之一。總之，葛洪的道教思想體系完備，是前此神仙道教學說的集大成，也對后來道教的發展起到里程碑的作用，影響深遠，故為兩晉道教教理史的要籍。

在《荀子‧解蔽》中可以看到荀子對各家思想的批判，荀子之所以能出入各家思想，與其在稷下學宮之經歷，大概是離不開的。稷下學宮匯集天下之士於此，自然也是天下思想集合之地，百家爭鳴便由此而有，而最能代表此一時期的作品即是《管子》；荀子曾於稷下學宮中出任「老師」，對於當時候學宮中的思想走向有一定的掌握，在思想主張上多少有些許的影響。本文即以兩者之論「心」作為切入點，比較兩者的學說差異，並兼論兩者對於國君應如何治國，有什麼樣的見解，且「心」與治國之間又有什麼樣的關聯，這都是本文所討論的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