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由心性面論王述霸的觀點，主要自王安石發端，經過二程及朱熹、張栻等人，形成一條「心術」、「義利」乃至「天理人欲」的發展脈絡。這條脈絡，正與理學成形過程相互表裡，其間不但突顯了內在理路深化的痕跡，更可得見兩宋心性論述的發展，與現實環境的影響亦有莫大關係。其中，熙豐變法造成的政治效應，及對王安石理財、征利的批判，正是促成宋人將思想聚焦於「義利」的重要催化劑，進而衍成心性體系中，確保「由義行」以避免「有所為而為」情形出現的內聖理論之探究，並在皇輿南渡後，隨著復讎大義與「天理」、「人欲」的貫連論述，進一步直入理、欲的嚴格分判之內聖工夫的思考中。而本文就著王霸議題觀察到的「至誠惻怛」一詞，正是宋儒以心性觀點區別王霸之根據，或可代表理學於宋代上升的標誌，值得學界重視。 　　若就內涵來說，心性論述實突顯了有宋儒學的內聖傾向，這傾向以工夫論及相應之王道境界說為其大端，並在「道」的看法上，高標出獨立、終極之至善根據的意義，同時，亦一併突出了孟學的影響力。換言之，心性之儒強調內在工夫的要求，以確保「道」、「天理」的純粹至善之發，從而使精微之「道心」體現於人世，特別是人君身上，來敦促一道德政治──如王道<關雎>、<麟趾>及「鳶飛魚躍」之境的實現。因此他們崇尚三代、貶抑霸道，成就所謂「帝王之學」的規模，期使王道理想再現。雖然宋儒中亦存在不少反對心性的觀點，如孫復、李覯、司馬光、蘇氏父子及葉適等人，即由史實角度出發，強調「尊王」，重「名位」分別，並認為「道」之平施於天地日用、貫徹於歷史上的各朝代、各種政治間，因此他們重視功業，適度肯定霸者，不以王道為唯一圭表，更不以三代體制為嚮，甚至反對心性之儒那般著重內聖工夫的帝王學論述，從而使宋代儒學面貌，有了分立多采的呈現。然而，伴隨理學發展及日後朱學的獨大，心性觀點的王霸論暨其相關觀念，自然勢不可遏，成為了影響日後王霸探討的主要推手。 此外，應一併強調的是，今人看待思想史上的王霸論述，總後設地認為「尊王賤霸」是《春秋》大旨，更是傳統儒家的一貫看法，然如本文所言，倫理學意義上的「尊王賤霸」說自韓愈明確點出後，一直要到王安石時代，方成為宋人看待王霸關係的重要成見，而南宋以降朱學的影響力，更是此概念深入人心的關鍵。換言之，這是理學思潮下的成說，並非自古相沿的儒家定見，是故今日看待這個儒學史(或曰孟學詮釋史)上的重要問題，當更為謹慎，不可無限制地放大其解釋廣度。

在《荀子‧解蔽》中可以看到荀子對各家思想的批判，荀子之所以能出入各家思想，與其在稷下學宮之經歷，大概是離不開的。稷下學宮匯集天下之士於此，自然也是天下思想集合之地，百家爭鳴便由此而有，而最能代表此一時期的作品即是《管子》；荀子曾於稷下學宮中出任「老師」，對於當時候學宮中的思想走向有一定的掌握，在思想主張上多少有些許的影響。本文即以兩者之論「心」作為切入點，比較兩者的學說差異，並兼論兩者對於國君應如何治國，有什麼樣的見解，且「心」與治國之間又有什麼樣的關聯，這都是本文所討論的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