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由心性面論王述霸的觀點，主要自王安石發端，經過二程及朱熹、張栻等人，形成一條「心術」、「義利」乃至「天理人欲」的發展脈絡。這條脈絡，正與理學成形過程相互表裡，其間不但突顯了內在理路深化的痕跡，更可得見兩宋心性論述的發展，與現實環境的影響亦有莫大關係。其中，熙豐變法造成的政治效應，及對王安石理財、征利的批判，正是促成宋人將思想聚焦於「義利」的重要催化劑，進而衍成心性體系中，確保「由義行」以避免「有所為而為」情形出現的內聖理論之探究，並在皇輿南渡後，隨著復讎大義與「天理」、「人欲」的貫連論述，進一步直入理、欲的嚴格分判之內聖工夫的思考中。而本文就著王霸議題觀察到的「至誠惻怛」一詞，正是宋儒以心性觀點區別王霸之根據，或可代表理學於宋代上升的標誌，值得學界重視。 　　若就內涵來說，心性論述實突顯了有宋儒學的內聖傾向，這傾向以工夫論及相應之王道境界說為其大端，並在「道」的看法上，高標出獨立、終極之至善根據的意義，同時，亦一併突出了孟學的影響力。換言之，心性之儒強調內在工夫的要求，以確保「道」、「天理」的純粹至善之發，從而使精微之「道心」體現於人世，特別是人君身上，來敦促一道德政治──如王道<關雎>、<麟趾>及「鳶飛魚躍」之境的實現。因此他們崇尚三代、貶抑霸道，成就所謂「帝王之學」的規模，期使王道理想再現。雖然宋儒中亦存在不少反對心性的觀點，如孫復、李覯、司馬光、蘇氏父子及葉適等人，即由史實角度出發，強調「尊王」，重「名位」分別，並認為「道」之平施於天地日用、貫徹於歷史上的各朝代、各種政治間，因此他們重視功業，適度肯定霸者，不以王道為唯一圭表，更不以三代體制為嚮，甚至反對心性之儒那般著重內聖工夫的帝王學論述，從而使宋代儒學面貌，有了分立多采的呈現。然而，伴隨理學發展及日後朱學的獨大，心性觀點的王霸論暨其相關觀念，自然勢不可遏，成為了影響日後王霸探討的主要推手。 此外，應一併強調的是，今人看待思想史上的王霸論述，總後設地認為「尊王賤霸」是《春秋》大旨，更是傳統儒家的一貫看法，然如本文所言，倫理學意義上的「尊王賤霸」說自韓愈明確點出後，一直要到王安石時代，方成為宋人看待王霸關係的重要成見，而南宋以降朱學的影響力，更是此概念深入人心的關鍵。換言之，這是理學思潮下的成說，並非自古相沿的儒家定見，是故今日看待這個儒學史(或曰孟學詮釋史)上的重要問題，當更為謹慎，不可無限制地放大其解釋廣度。

孟子本著人性善的根據，意圖透過仁政思想的建構，糾正時君並引領人們進入良善的社會，完成每個人的道德價值。所以，基本上來看政治思想對孟子而言不過是人們倫理化過程中的一個手段而已，於是整個仁政思想類同於西方倫理政治的模式，以中國傳統而言就是種「德治」的思想。 德治思想以賢君在位，君主有德為其樞紐，儒家向來重視上位者的教化之風，孟子承繼此原則在現實中求正君心以完成先覺覺後覺的德化目標。於是人治色彩偏重是德治思想一大特色，而君道也就成為重要的討論議題。君道就孟子而言在消解自己的主體性而為天下，然而為天下單憑一人之力不足有為，所以君道亦講尚賢，秉持著道勢並尊的態度，禮遇並重用以道自持的賢臣，使其輔助自己安治天下百姓。所以，臣與君是平等對待的，臣應當以道自持，發揮其積極輔助君主的性質，而非僅只屈承聖意，使君王能夠以道治天下。而在以為天下為目標的君道落實下來，正是仁政的具體措施，在經濟、教化、社會、外交及軍事上，無不以養民保民教民為原則，一切以成就人民完整生命為先，所有政治過程都僅佔有工具性效果。一系列仁政措施中，為天下的目的正是種民本思想的展現，甚至連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也是從人民擁護與否的角度來看。孟子認為基於人性本善的基礎上，在統治者以民為貴以民為本的政治目標下，我們有理由相信，人們可以成善成德，完成其道德價值的存在。仁政是王道思想的展現，而霸道思想則與之並存於戰國之世，孟子明王霸之辨，認為霸道在爭氣力，不清人禽之辨而只把人民當工具看；不清義利之辨，未能依一己內心道德標準來施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反而惑於物欲只知追求近利，這樣的霸道違反人性，終難幫助時君成就長治久安之局的。 仁政思想有著難以客觀化的問題，就理想而言是美好的，卻沒有在如何達成理想上作制度的保證，這多少與其倫理政治色彩過度濃厚，所導致輕忽對政治領域獨立研究有關。雖然如此，仁政思想在現代還是有存在價值，在功利思潮瀰漫、精神價值不受重視的今日，仁政思想或許給我們一個反省的機會，找回人生重要的精神價值，找回人之所以為人的尊貴性，相信唯有在「立人極」的基礎上，人們的文明才能更趨穩定與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