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本著人性善的根據，意圖透過仁政思想的建構，糾正時君並引領人們進入良善的社會，完成每個人的道德價值。所以，基本上來看政治思想對孟子而言不過是人們倫理化過程中的一個手段而已，於是整個仁政思想類同於西方倫理政治的模式，以中國傳統而言就是種「德治」的思想。 德治思想以賢君在位，君主有德為其樞紐，儒家向來重視上位者的教化之風，孟子承繼此原則在現實中求正君心以完成先覺覺後覺的德化目標。於是人治色彩偏重是德治思想一大特色，而君道也就成為重要的討論議題。君道就孟子而言在消解自己的主體性而為天下，然而為天下單憑一人之力不足有為，所以君道亦講尚賢，秉持著道勢並尊的態度，禮遇並重用以道自持的賢臣，使其輔助自己安治天下百姓。所以，臣與君是平等對待的，臣應當以道自持，發揮其積極輔助君主的性質，而非僅只屈承聖意，使君王能夠以道治天下。而在以為天下為目標的君道落實下來，正是仁政的具體措施，在經濟、教化、社會、外交及軍事上，無不以養民保民教民為原則，一切以成就人民完整生命為先，所有政治過程都僅佔有工具性效果。一系列仁政措施中，為天下的目的正是種民本思想的展現，甚至連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也是從人民擁護與否的角度來看。孟子認為基於人性本善的基礎上，在統治者以民為貴以民為本的政治目標下，我們有理由相信，人們可以成善成德，完成其道德價值的存在。仁政是王道思想的展現，而霸道思想則與之並存於戰國之世，孟子明王霸之辨，認為霸道在爭氣力，不清人禽之辨而只把人民當工具看；不清義利之辨，未能依一己內心道德標準來施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反而惑於物欲只知追求近利，這樣的霸道違反人性，終難幫助時君成就長治久安之局的。 仁政思想有著難以客觀化的問題，就理想而言是美好的，卻沒有在如何達成理想上作制度的保證，這多少與其倫理政治色彩過度濃厚，所導致輕忽對政治領域獨立研究有關。雖然如此，仁政思想在現代還是有存在價值，在功利思潮瀰漫、精神價值不受重視的今日，仁政思想或許給我們一個反省的機會，找回人生重要的精神價值，找回人之所以為人的尊貴性，相信唯有在「立人極」的基礎上，人們的文明才能更趨穩定與發達。

當代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當代新儒家一派對於荀子性惡論的批評，透過各種論述來強調其「性惡論」不能成立，其對於孟子的批判乃不明人性的真義，以此來貶抑荀子的思想與地位；到陳大齊、張亨、韋政通等學者，開始對於荀子「性惡論」作「客觀」疏理而欲顯現出荀子哲學的價值，但荀子的價值仍不可與孟子同日而語；一直到近年有一批學者積極闡述荀學的價值與意義。但無論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如何開展，這些研究始終有著一個迷思：始終執著於探究荀子人性論中人是否有天生的內在價值。無論是早期當代新儒家一派明言其無而以此批評荀子的人性論無根，或是近年來學者所提倡的「潛在的性善論」、「弱性善論」，或以「人觀」、「人的概念」來言其有，進而肯定荀子人性論的價值，都沒能跳出這個追求內在價值根源的窠臼。這樣的論述似乎隱含著一個思維：「性善論」才是好的有價值的，也就是我稱為受到「性善的誘惑」下的思考進路。 我認為，荀子人性論研究應該要跳脫以往以孟子性善論為基礎、以根本善為進路的思考框架，而轉以惡為核心思維去探究荀子的人性論。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正視「性惡」的正當性，不必對「惡」有所避諱；只要一套修養工夫論是將人導向美善境地的理論，就是有價值的論述，「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又有何關係呢？我將這樣的研究進路稱之為「後新荀學」。所謂「後新荀學」一則凸顯出其與「新荀學」以善為參照的論述觀點之不同，一則顯現出以後現代思維為方法去探尋荀子性惡論的意義與價值的進路──一種不追求形上價值、不追求永恆根源、不追求完滿無瑕為善必然性的思考模式。 在「後新荀學」的思維下，我們可以打破對於性惡的偏見，重新理解荀子性惡論的內涵與意義，並應該了解到，一個講求「人性本惡」的人性論也是有其正當性與價值的。進一步我們應該破除以往對於「善」的迷信，而誤將《荀子》中諸多脈絡以孟子「性善」的思維來思考，而對荀子的理論產生誤解與責難。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了解，即便人沒有內在根源的善，在現實中依舊有產生善行的可能，並不一定要以基礎主義或是本質主義那樣的思維來作思考，也就是說在儒學人性論在孟子「人性本善」一路外，荀子「人之性惡」一路也應有其合理的地位與公平的理解。因為荀子的性惡論是搭配著一套完整的修養工夫論，就整體而言其具有使人趨向善的可能與理想，由此可以正可以凸顯出荀子作為儒家的正當性及其人性論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