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司馬遷思想指歸，自東漢班彪、班固父子非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後，歷代以來引發了諸多討論，不論是贊成或是反對的學者們，都想為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找到一個定位點。本文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嘗試著從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思想淵源入手。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在政治上，由秦火之後的楚漢分裂進入大一統的漢家王朝；治術上則由秦代的法家政治轉為漢初的黃老政治，進而來到武帝的「外儒內法」；經濟上，休養生息七十年的富庶民生轉為平準、均輸的與民爭利；學術上，黃老盛行的景象在竇太后死後迅速反轉成儒術獨尊，這些急速變動的因素都對司馬遷產生衝擊；在思想淵源上，司馬遷承襲了世代史官的家族傳統，也深受父親思想教育的影響，以及從師友相益，個人行歷上得到多方的啟沃。本文即是從這樣的路徑上去探求司馬遷與儒、道思想的關係。 　　司馬遷時代的道家，即是黃老思想，司馬遷對於黃老思想的了解非常透徹。黃老的政治哲學，強調「無為因循」，司馬遷曾給予高度讚揚，並以為這種治術是呂后、文帝時代仁德政治的基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並不以黃老的「無為」政治為其理想政治的終極目標，而是將「無為」視為實現仁德政治的過渡階段，並且以此來譏諷武帝多欲政治之失。司馬遷視漢初的「無為」政治是應時代所需之下的恰當產物，這正是符合黃老「時變」的精神。司馬遷對黃老治術的肯定，在於「時變」，而這個「時變」，也是司馬遷運用在人生哲學中的一個重要觀念。黃老思想中「貴柔守雌」、「因時而動」的人生哲學，深受司馬遷的肯定，在《史記》中我們看見司馬遷將這個思想闡發的非常徹底，他並且以這套思想做為他處世哲學的基礎，藉此來品評歷史人物榮辱成敗之因，以及避禍保身之道。司馬遷的黃老思想應是深受司馬談的影響，然而他與父親不同的地方是，父親把黃老視為是最高治術，而司馬遷卻將黃老視為是處世哲學的良方。 　　司馬遷時代的儒學，已非孔子儒學原貌，而是摻雜各家思想後的雜家式儒學。司馬遷處於這個時代，其儒學必有這個時代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寫《史記》，是站在一個捍衛原始儒學為出發點的角度，來與當代變質的漢儒相對抗。司馬遷在《史記》中極力宏揚孔子的學術與理想，闡述《六藝》之義理與功用，其目的就是要實現孔子的王道政治，而這種仁德政治，才是司馬遷終極的政治主張。他自言《史記》是要紹繼《春秋》，因此《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太夫、善善惡惡的精神，就是《史記》的精神。我們可以說，《史記》就是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太史公自序〉），而依歸於儒家思想的「一家之言」。 　　《史記》是一部論治之書，司馬遷以儒家思想做為政治理想，以道家思想做為處世哲學，論治國大道則尊儒，談個人禍福則行道；儒為體，道為用；儒不黜道，道不黜儒，才是司馬遷對儒、道思想真切的態度。班固站在他所處的東漢學術環境來譏評《史記》「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的說法，於今日觀之，是頗值得商榷的。

人類在文化創造的過程中，經由許多有志之士窮盡一生的心力，才能在學術領域成就今日的璀璨局面。司馬遷身處西漢盛世，繼承史官家業，開創紀傳正史的體制，為後代留下光芒萬丈的名山事業－－《史記》。 《史記》之所以不朽，與司馬遷的時代條件、個人條件與文學條件絕對相關。西漢開國之初，強大的時代氛圍賦予漢代士人優越感，司馬遷在寫作時展現的恢弘氣度，很明顯的跟他所處的時代相關，而漢家外儒內法的本質，更是不容忽視的時代特色。 司馬遷的家世，除了為他的寫史工作奠定了紮實的基本功之外，更重要的是賦予他以修史為己任的責任感。他從二十歲開始，便陸續到各地考察遊歷，進而瞭解各地風土人情、蒐集遺文舊事、考察山川地理，司馬遷的眼光，因此更接近民間了，就在這看似平順的寫史歷程中，天漢三年（西元前98年），卻遭遇了他意想不到的苦難－－李陵之禍與宮刑。這場災難不僅使司馬遷蒙受了人世間的奇恥大辱，更使他的思想產生重大轉變，直接影響了《史記》的創作內涵，他抒憤寄託，在書寫歷史人物的同時，也同時表達了是非觀念與愛憎感情，也從而深化了《史記》的主題。 筆者企望，能夠以現代心理學的角度解釋司馬遷的這些心路歷程，探討他的人生際遇是如何影響文本的寫作，並為他何以在受難之後選擇苟活下來，並以更加堅韌的毅力來完成曠世之作提出解釋。司馬遷活下來的理由，不是為了追求快樂或避免痛苦，而是因為他找到了唯有自己才能實現的生命意義，他活著是要成就自己的獨特性、唯一性，正因為如此，他體會了全新的生死觀念：生命不可隨便犧牲，犧牲的必要條件，必須是為了更重大的理由才可為之。 司馬遷從李陵之禍的挫敗和生死抉擇的痛苦中，完成了文本的寫作，並實踐了他個人的生命意義，他以最大的毅力和決心來完成《史記》，這些幽微的的情緒，都隨著文本內容宣洩，因此致令司馬遷在書寫時，即便有些地方不符合史書撰寫的要求，也都瑕不掩瑜了。 壓力是攸關心理健康至為重要的部分，人一生的際遇中，會面臨的壓力俯拾皆是，綜觀今日社會，人類因壓力而造成的社會亂象處處皆有，面對這種情況，不停的質疑、抱怨或負面情緒，只是讓自己更往死亡的陰暗幽谷裡去，我們該以正確的行動和作為，來作為人生問題的正確解答，完成生命賦予給每個人的使命，筆者認為，這是《史記》所帶給後人，除了文本內容之外，更重要的人生哲理。 是以筆著嘗試著耙梳出司馬遷的人生際遇對於《史記》書寫的影響，冀望用不同的角度剖析司馬遷的心靈世界，更期盼以個人的淺見，吸引更多有志之士投入對《史記》相關議題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