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文化創造的過程中，經由許多有志之士窮盡一生的心力，才能在學術領域成就今日的璀璨局面。司馬遷身處西漢盛世，繼承史官家業，開創紀傳正史的體制，為後代留下光芒萬丈的名山事業－－《史記》。 《史記》之所以不朽，與司馬遷的時代條件、個人條件與文學條件絕對相關。西漢開國之初，強大的時代氛圍賦予漢代士人優越感，司馬遷在寫作時展現的恢弘氣度，很明顯的跟他所處的時代相關，而漢家外儒內法的本質，更是不容忽視的時代特色。 司馬遷的家世，除了為他的寫史工作奠定了紮實的基本功之外，更重要的是賦予他以修史為己任的責任感。他從二十歲開始，便陸續到各地考察遊歷，進而瞭解各地風土人情、蒐集遺文舊事、考察山川地理，司馬遷的眼光，因此更接近民間了，就在這看似平順的寫史歷程中，天漢三年（西元前98年），卻遭遇了他意想不到的苦難－－李陵之禍與宮刑。這場災難不僅使司馬遷蒙受了人世間的奇恥大辱，更使他的思想產生重大轉變，直接影響了《史記》的創作內涵，他抒憤寄託，在書寫歷史人物的同時，也同時表達了是非觀念與愛憎感情，也從而深化了《史記》的主題。 筆者企望，能夠以現代心理學的角度解釋司馬遷的這些心路歷程，探討他的人生際遇是如何影響文本的寫作，並為他何以在受難之後選擇苟活下來，並以更加堅韌的毅力來完成曠世之作提出解釋。司馬遷活下來的理由，不是為了追求快樂或避免痛苦，而是因為他找到了唯有自己才能實現的生命意義，他活著是要成就自己的獨特性、唯一性，正因為如此，他體會了全新的生死觀念：生命不可隨便犧牲，犧牲的必要條件，必須是為了更重大的理由才可為之。 司馬遷從李陵之禍的挫敗和生死抉擇的痛苦中，完成了文本的寫作，並實踐了他個人的生命意義，他以最大的毅力和決心來完成《史記》，這些幽微的的情緒，都隨著文本內容宣洩，因此致令司馬遷在書寫時，即便有些地方不符合史書撰寫的要求，也都瑕不掩瑜了。 壓力是攸關心理健康至為重要的部分，人一生的際遇中，會面臨的壓力俯拾皆是，綜觀今日社會，人類因壓力而造成的社會亂象處處皆有，面對這種情況，不停的質疑、抱怨或負面情緒，只是讓自己更往死亡的陰暗幽谷裡去，我們該以正確的行動和作為，來作為人生問題的正確解答，完成生命賦予給每個人的使命，筆者認為，這是《史記》所帶給後人，除了文本內容之外，更重要的人生哲理。 是以筆著嘗試著耙梳出司馬遷的人生際遇對於《史記》書寫的影響，冀望用不同的角度剖析司馬遷的心靈世界，更期盼以個人的淺見，吸引更多有志之士投入對《史記》相關議題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