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道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歷代以來有許多專家和學者加以注釋及申論其意。有關《老子》的注釋本可說是汗牛充棟，其中最為通行的版本，首推魏晉時王弼的《老子》注。王弼幼而察惠，通辯能言，雖二十餘歲便因病逝世，但他所註解的《老子》、《易經》等，甚能得其精髓，若欲探究魏晉玄學，王弼這兩本著作可謂是必備的。 可是王弼自老子處所傳承者為何？又筆者為什麼以兩者的「無」作為比較的著眼點呢？在《老子》第一章中，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王弼注云：「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註 】。」由此可看出他是這麼斷句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那麼，「凡有皆始於無」，也就是以「無」為天地萬物最終的形上根據，換言之，「無」即等同「道」。但事實確然如此嗎？王弼所言的「無」，有曲解老子「無」的意義嗎？其曲解是有意或無意的？如果是有意，其目的何在？ 本論文即希望藉由兩者「無」的比較，釐清「無」的實質意涵，及其異中之同與同中之異，以彰顯老子所傳予王弼者為何，而王弼所承自老子者又為何？並由老子「無」思想的發展，及其與魏晉玄學的關係，一窺玄學之所以稱為「新道家」的因素，進而重估兩者在哲學史上的地位與貢獻，同時探究其現代學術的意義。

黃老思想在中國學術史上是一個重要課題，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然而其真實面貌久已湮沒不彰。由於書闕有間，缺乏可以明確判定黃老思想的資料，致使黃老思想的研究，未受到學術界重視。自民國六十二年底湖南省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相關久已亡佚的資料，黃老思想重新被探討，一時之間異彩紛呈，不僅彌補了古代思想史的許多缺頁，也修正了思想史上的若干重要問題。可以說黃老思想的研究是近幾年的「顯學」。 這些研究有一共通性，大體是集中於戰國至漢初的研究，而對於漢武帝以後的黃老思想則少見全面性論述，其中又以討論黃老思想治術的各種面相與漢初政治的關係為大宗。根究原因，在於學者認為武帝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黃老之學衰落，在思想的進展上繳了白卷，連帶的也引不起研究者的興趣。另一個則是黃老與道家常糾葛不清，研究者常以道家這一大共名統攝黃老，尤其將漢代道家視為以老莊為中心，甚至黃老與老莊不別，以至於兩漢黃老思想全面性的研究仍有可為。再者，認為東漢以後，黃老思想由學術性質轉為宗教性質的黃老道，屬道教研究的範圍，研究者則將之斷為兩橛，一分為二，而未能細究彼此的相關性。 鑑於這些問題，本文對兩漢黃老思想做一整理與分析，藉此瞭解黃老在兩漢表現的特點與影響。 本論文除第一章緒論，第七章結論之外，分五章論述兩漢黃老思想的核心論題在各階段顯現的情形。 第二章探討黃老形上之道的理論特點與發展。《淮南子》與王充可代表前後階段的思想傾向。 第三章探討黃老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現在文武並用的治國根本原則、無為之治的理想、法治的理論革新、不廢用兵的軍事思想。 第四章探討黃老養生思想。從《淮南子》與《河上公老子注》的觀察，可以看到這一方面的思想變化。 第五章探討黃老思想在現實面的功用。黃老思想不單是史書記載在漢初政治彰顯其作用而已，往後各階段多少仍受其影響，而且黃老思想除了用諸政治之外，作為個人修養、行事準則，對兩漢士人也有很深的影響。 第六章討論黃老道教典籍中的黃老思想，由此瞭解黃老思想轉為宗教性質後的改變。

摘 要 　　司馬遷思想指歸，自東漢班彪、班固父子非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後，歷代以來引發了諸多討論，不論是贊成或是反對的學者們，都想為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找到一個定位點。本文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嘗試著從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思想淵源入手。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在政治上，由秦火之後的楚漢分裂進入大一統的漢家王朝；治術上則由秦代的法家政治轉為漢初的黃老政治，進而來到武帝的「外儒內法」；經濟上，休養生息七十年的富庶民生轉為平準、均輸的與民爭利；學術上，黃老盛行的景象在竇太后死後迅速反轉成儒術獨尊，這些急速變動的因素都對司馬遷產生衝擊；在思想淵源上，司馬遷承襲了世代史官的家族傳統，也深受父親思想教育的影響，以及從師友相益，個人行歷上得到多方的啟沃。本文即是從這樣的路徑上去探求司馬遷與儒、道思想的關係。 　　司馬遷時代的道家，即是黃老思想，司馬遷對於黃老思想的了解非常透徹。黃老的政治哲學，強調「無為因循」，司馬遷曾給予高度讚揚，並以為這種治術是呂后、文帝時代仁德政治的基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並不以黃老的「無為」政治為其理想政治的終極目標，而是將「無為」視為實現仁德政治的過渡階段，並且以此來譏諷武帝多欲政治之失。司馬遷視漢初的「無為」政治是應時代所需之下的恰當產物，這正是符合黃老「時變」的精神。司馬遷對黃老治術的肯定，在於「時變」，而這個「時變」，也是司馬遷運用在人生哲學中的一個重要觀念。黃老思想中「貴柔守雌」、「因時而動」的人生哲學，深受司馬遷的肯定，在《史記》中我們看見司馬遷將這個思想闡發的非常徹底，他並且以這套思想做為他處世哲學的基礎，藉此來品評歷史人物榮辱成敗之因，以及避禍保身之道。司馬遷的黃老思想應是深受司馬談的影響，然而他與父親不同的地方是，父親把黃老視為是最高治術，而司馬遷卻將黃老視為是處世哲學的良方。 　　司馬遷時代的儒學，已非孔子儒學原貌，而是摻雜各家思想後的雜家式儒學。司馬遷處於這個時代，其儒學必有這個時代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寫《史記》，是站在一個捍衛原始儒學為出發點的角度，來與當代變質的漢儒相對抗。司馬遷在《史記》中極力宏揚孔子的學術與理想，闡述《六藝》之義理與功用，其目的就是要實現孔子的王道政治，而這種仁德政治，才是司馬遷終極的政治主張。他自言《史記》是要紹繼《春秋》，因此《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太夫、善善惡惡的精神，就是《史記》的精神。我們可以說，《史記》就是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太史公自序〉），而依歸於儒家思想的「一家之言」。 　　《史記》是一部論治之書，司馬遷以儒家思想做為政治理想，以道家思想做為處世哲學，論治國大道則尊儒，談個人禍福則行道；儒為體，道為用；儒不黜道，道不黜儒，才是司馬遷對儒、道思想真切的態度。班固站在他所處的東漢學術環境來譏評《史記》「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的說法，於今日觀之，是頗值得商榷的。

老子與莊子提出天道政治的用意在於「崇本息末」，所崇之本者「天道」是也，所息之末者巧術、詐偽也。老子觀閱天地之變化，體知宇宙之常道，所以崇 「天道」以明「人事」，欲以天道之理想來提昇、美化現實的政治。因此天道政治是落實在現實層面而又有高遠理想的政治理論，是落實在人倫日用之中的，是不外日用飲食之間的「樸素之道」。 天人關係可以說是天道政治最重要的基礎，大體而言老子與莊子的天人關係可以說是一種「法天」的思想，不過從《莊子》〈內篇〉中可以看出莊子對於天人關係可分為天人有「必然之分」、「本然之合」以及「應然之合」三種關係，而天人的應然之合就是透過德性的修養以及氣功的修煉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然而商、周時期「天命王權」的政治型態卻是由巫現透過巫術以達到神人合一，又在「絕地天通」之後帝王變成為上帝在人世間唯一的代言人，也就是說帝王代替上帝來統治天下，他的權威是上帝（天）所賦予的，因此其權威是不容懷疑，不可挑戰的。然而周人從夏、商覆滅的經驗中得到了「天命靡常」的教訓，又從文王受命的經驗中得知只有敬德、保民才能受天之佑、得天之命，雖然周人仍然信仰「天命王權」，而且西周統治者敬畏天命的原因並不只是道德上的因素，不過由於敬、德觀念的滲入是以進一步促使了天道政治思想的萌芽。 「天人合一」與「天命王權」可以說是天道政治的思想基礎，而天道治政思想的內涵在實質內容上則是「無為而治」；在理想型態上則是「太上之治」；在行動方略上則是「虛順而化」。從老子「動善時」的觀念來看，無為而治強調的是在問題發生之前能「為之於未有」，而如果是問題已經發生則處之以「曲全」之道，又在問題解決之後還要能「功成無名」。而此無為而治之道在《莊子》則是以「庖丁解牛」的寓言展現。其次，天道政治的理想則是太上之治「下知有之」的理想，也就是聖人以無為的方式來為政治國，而在功成事遂之後復能不居功，是以人民僅知有君王與政府的存在，卻不知其有什麼作為，而此「下之有知」的太上之治落實下來所呈現的就是「小國寡民」與「至德之世」。 最後在行動方略上則是「虛順而化」的辦法，老子並不否認剛強能勝柔弱的經驗法則，但是柔弱能勝剛強也是眾所週知的經驗法則，老子以水作比喻，滴水不斷則能穿石，洪水過後木石不流。（另外「氣」的性質也與水一樣）因為剛強之上必定還有一個更剛強者，因此老子並不欣賞這種自以為是的強，他所欣賞的是如水、氣－樣能柔弱也能剛強的「柔強」，這種以柔克剛的方略在《莊子》則是 「順人而不失己」、「伴君如伴虎」的柔化方式。因此天道政治雖然也同意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然而「虛順而化」這種不流血的革命行動才是老子與莊子所欣賞的。 總而言之，《老子》與《莊子》的天道政治思想可以歸結為以下五點特色：

我國推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作業，歷經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電業設施、焚化廠、到開放各類型公共建設等階段，實施多年來案件數及規模皆有成長，對我國公共建設市場影響日益深遠。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8年1月出版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白皮書」提到，近10幾年來，藉由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建設，引進民間資金及經營效率，以符公共建設需求及改善公共設施服務品質，已成國際趨勢。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公布施行以來，自91年至98年底，成功簽約案件達734件，雖已初具成效，惟實務上屢見爭議而引發關注，如台灣高鐵案、國道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ETC案及高雄捷運等等。 因此，本論文擬從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制定背景、緣起、歷程演變討論，參酌國外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現況，並以中央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實務作業的做法與地方政府（以台北市為例）之實務作業比較分析，檢視促參作業在執行上可能面臨之相關法律及規範等問題，並分別提出中央與地方所引起關注之案例討論分析，最終嘗試提出未來改進建議。

文化的差異對於管理的成效有很重要的影響，領導者居組織的中心地位，對於組織的成敗更責無旁貸。本論文屬於中國式管理的一部份，重點即是在探討中國文化中最具影養力的儒､道兩家哲學思想中所展現之理想領導型態。文分四章：第一章闡釋文化對管理之重要性，第二章與第三章分別就儒､道兩家的修養方式､人格特性､理想領導型態及政治理想進行闡釋。結論部份對儒､道兩家的思想作一比較，並對後續研究者做建議。本文研究結果指出儒家理想之領導型態，是以『正名』為基礎而發展出之『德治』與『禮治』之領導原則。道家理想之領導型態是『無為』，而其要旨則在『嗇』這個觀念。

本文從對環境危機的關懷切入，討論人類中心論如何造成人類對大自然的恣意剝削與破壞，包括基督教義、理性主義、機械世界觀等等，使人類將自然界當作實現個人利益的工具。隨之而起的是「生態中心的轉向」，人類逐漸把自己看做是更大尺度主體的一份子，大自然本身應該是一個具備自我組織與生發能力的有機體，其中每一個組成份子都有其價值與意義。 生態中心論包括大地倫理學、深層生態學及蓋婭理論，其對於大自然與人類的觀點，以及環境倫理的看法，與中國的道家哲學十分相近。於是本文接著從道家思想中，闡明其與生態中心論共通之處。最終得出三個要點，堪做為環境教育的啟示： 1.人應領悟到自身與大自然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並且尋回其間的連結。 2.人應有充分的機會體驗這種連結，並致力回復大自然運作的規律。 3.人應努力實踐自身與大自然的共生；達到逍遙無為的和諧自由之境。 從這三點出發，筆者認為一切的環境教育與環保作為，在知其然之外，更重要的是知其所以然。人既然與自然性本一體，就應該從這一點出發建構環境教育的核心基礎。於是提出召喚、共鳴與覺醒的三個步驟。 召喚原則對應的是人是否具備真誠面對自身生命狀態的品質；而在教育原理中，必須重視啟發性的原則，透過故事、感動的經驗、美好的圖像、與大自然親密的互動等等，喚起個體內在與大自然的本來連結。 第二步驟，是讓個體盡可能地經驗大自然與人類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以及大自然如何以極度的包容性與豐富性，含納萬物。其中對應到的人性品質是「愛」，一種一體感與連結感的體驗。體驗性是其中必要的教育原則。 最後，在了悟天人合一、物我和諧的真相之後，個體便可以達到充分認識自己與自然、以及界限所在的「覺醒」狀態，其中隱含的人性品質為「自由」。儘管自由是不易達到的，但個體在覺醒的狀況下實踐自身最大的利益，亦是充滿意義的奮鬥過程；也因此，到了這一步，環境教育可以真正讓一個置身大自然中的人類，清楚而堅定地為保護環境獻身。 整體而言，本文嘗試建構一個環境教育的進路，使自然中的小生命，回歸到生命與自然的真實面貌，並從此一更深廣的本質出發，以達到最終生命意義的實現。而第五章討論之華德福教育中的環境教育觀，亦為本文之結論提供旁證。 / To look for a proper approach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rough concerning recent worldly crisis, the study take three aspects of see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e, as the source of homo-centrism. They are Christian, Rationalism and mechanical paradigm of science. Composite to the points of human-centrism, eco-centrism, including “land ethics”, “deep ecology” and “Gaia theory”, arose as a reflection to see the nature as more holistic and lively system.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Daoism, corresponds eco-centrism on a higher and more self-realizing level. These two theories, eco-centrism and Daoism, both dedicate an approach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o the common nature of human and the nature itself. Only through define selfness as part of nature, human beings will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 The task of education is to recall the same essence of the nature and human beings, and experience it plenty, then to reach a clear conscious of being in nature. The approach of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of Waldorf Steiner school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reflect three concepts held by the author. These three concepts raised, initiating, experiencing and practicing, ar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本論文針對基督宗教宗徒教父作品之《十二宗徒訓誨錄》、《克來孟致格林多人前書》、《依那爵主教七封書信》，與早期天師道之經書《老子想爾注》、《大道家令戒》、《陽平治》中的蒙選思想，進行經典分析與比較研究。研究方法除了縱向的經典分析之外，亦採橫向主題討論與比較。在個案分析方面，本論文指出︰《十二宗徒訓誨錄》的蒙選思想特點是「遵守規範與誡命以確保選民身分」、「呈現出猶太基督徒的信仰跳躍」；《克來孟致格林多人前書》特點是︰「蒙選標準的改變︰義人vs.惡人」、「蒙選者的神祕數字」、「教會︰集體式的蒙選思想」；《依那爵七封書信》特點是︰「殉道與磨難是基督徒蒙選的記號」、「基督徒是天主之愛的果實」、「基督是唯一的天父之門」；《老子想爾注》特點是︰「道是有意志的至高神，祂的旨意是創造與救援」、「蒙選之人與偽技」、「恪遵道誡就是守約」；《大道家令戒》與《陽平治》特點是︰「天人盟約︰正一盟威之道」、「種民︰道教式的『選民』」、「種民︰與男女合氣或黃赤之術無關」。在橫向主題式的比較方面︰一、「盟約與蒙選」指出盟約是神（或道）的旨意與人的意願二合一的結果，這個觀點不僅見於三件宗徒教父作品中，也同見本研究分析之早期天師道經書中，同時，均明確強調「至誠之心」的重要性，而盟約也是祝福、並且神（道）與人雙方自願受束縛的表示。二、「罪與蒙選」指出宗徒教父時期延續以色列信仰傳統中創造、犯罪、盟約、蒙選的思想，但是「克來孟」或依那爵均高舉耶穌基督之血建立的新約的重要性。「種民」則是在罪惡世界中因奉法有功且積極行善，蒙老君揀選獲救的道民，儘管了不可得，但「道」並沒有放棄救援的意願。三、「蒙祝福的種嗣」方面，基督徒的「選民」具有濃厚的「種嗣」思想，而「種民」辭彙中亦有「罪惡世界中蒙祝福的種嗣」的意思，在天人符應過程中，是使天地再度出現太平氣的關鍵角色。 /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deas of ‘the divine election’ in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the Didache, 1 Clement, 7 Epistles of Ignatius of Antioch, Lao-Zi Xiang’er Zhu(The Xiang’er commentary of the Dao-de Jin,老子想爾注), Dao-dao Jialing Jie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Family of the Dao,大道家令戒), Yiang-ping zhi ( The Diocese of Yangping, 陽平治). Both scriptural analysis and th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are applied as the method of the research.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ed. In the scriptures, ideas of the ‘divine election’ are expressed with different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in the Didache, they are:’ keeping commandments for ensuring the chosen identity,’ ‘the leap-of-faith of the Jewish Christians;’ in 1 Clement they are: ‘righteousness vs. wickedness as the boundary of the election,’ ‘mysterious number of the elected,’ and ‘ecclesia: a collective idea of the divine election;’ in the Epistles of Ignatius of Antioch, they are: ‘persecution as a sign of the divine election,’ ‘Christian as a fruit of God’s Love,’ and ‘Christ, the door of the Father.’ In the Xiang’er Zhu, they are: ‘Dao, the supreme God, who’s will is to create and to save,’ ‘the elected people and the false skills,’ and ‘compliance to Dao’s precepts is to keep the Covenant;’ in the Jialing Jie and Yiang-ping zhi, they are: ‘ “Zhengyi mengwei zhi dao(正一盟威之道)” is the Covenant,’ ‘Zhong-min(種民), a Daoist expression of “the elected people”,’ and ‘zhong-min, a dignified and extraordinary identity and status unrelated to sexual rites.’ In the thematic analysis: 1. Covenant and the Election: (1) covenant as a union of wills of God and of man; highly emphasizes on whole-heartedness and sincerity; covenant as a divine blessing as well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both sides’ willingness of being constrained. 2. Sin and the Election: (1) although clear inheritance of Israel’s faith tradi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writings, 1 Clement and Epistles of Ignatius highly emphasis on the Blood of Christ and Jesus’ New Covenant. Whereas zhong-mins are the divine elected in the sinful world; though they are extremely rare, the Dao does not give up searching them for the purpose of saving the world out of the depths. 3. The Blessed Seeds: Christians’ ‘the elected people’ densely connotes ‘the seed people;’ both ‘zhong-min’ and ‘the elected’ connote ‘the blessed seed in the sinful world.’ Zhong-mins not only can survive eschatological catastrophe, but also function as the ones inducing Tai-pin Chi (太平氣) in the post-catastrophe world. They are the ones through which the Dao bestow the divine blessings upon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