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與莊子提出天道政治的用意在於「崇本息末」，所崇之本者「天道」是也，所息之末者巧術、詐偽也。老子觀閱天地之變化，體知宇宙之常道，所以崇 「天道」以明「人事」，欲以天道之理想來提昇、美化現實的政治。因此天道政治是落實在現實層面而又有高遠理想的政治理論，是落實在人倫日用之中的，是不外日用飲食之間的「樸素之道」。 天人關係可以說是天道政治最重要的基礎，大體而言老子與莊子的天人關係可以說是一種「法天」的思想，不過從《莊子》〈內篇〉中可以看出莊子對於天人關係可分為天人有「必然之分」、「本然之合」以及「應然之合」三種關係，而天人的應然之合就是透過德性的修養以及氣功的修煉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然而商、周時期「天命王權」的政治型態卻是由巫現透過巫術以達到神人合一，又在「絕地天通」之後帝王變成為上帝在人世間唯一的代言人，也就是說帝王代替上帝來統治天下，他的權威是上帝（天）所賦予的，因此其權威是不容懷疑，不可挑戰的。然而周人從夏、商覆滅的經驗中得到了「天命靡常」的教訓，又從文王受命的經驗中得知只有敬德、保民才能受天之佑、得天之命，雖然周人仍然信仰「天命王權」，而且西周統治者敬畏天命的原因並不只是道德上的因素，不過由於敬、德觀念的滲入是以進一步促使了天道政治思想的萌芽。 「天人合一」與「天命王權」可以說是天道政治的思想基礎，而天道治政思想的內涵在實質內容上則是「無為而治」；在理想型態上則是「太上之治」；在行動方略上則是「虛順而化」。從老子「動善時」的觀念來看，無為而治強調的是在問題發生之前能「為之於未有」，而如果是問題已經發生則處之以「曲全」之道，又在問題解決之後還要能「功成無名」。而此無為而治之道在《莊子》則是以「庖丁解牛」的寓言展現。其次，天道政治的理想則是太上之治「下知有之」的理想，也就是聖人以無為的方式來為政治國，而在功成事遂之後復能不居功，是以人民僅知有君王與政府的存在，卻不知其有什麼作為，而此「下之有知」的太上之治落實下來所呈現的就是「小國寡民」與「至德之世」。 最後在行動方略上則是「虛順而化」的辦法，老子並不否認剛強能勝柔弱的經驗法則，但是柔弱能勝剛強也是眾所週知的經驗法則，老子以水作比喻，滴水不斷則能穿石，洪水過後木石不流。（另外「氣」的性質也與水一樣）因為剛強之上必定還有一個更剛強者，因此老子並不欣賞這種自以為是的強，他所欣賞的是如水、氣－樣能柔弱也能剛強的「柔強」，這種以柔克剛的方略在《莊子》則是 「順人而不失己」、「伴君如伴虎」的柔化方式。因此天道政治雖然也同意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然而「虛順而化」這種不流血的革命行動才是老子與莊子所欣賞的。 總而言之，《老子》與《莊子》的天道政治思想可以歸結為以下五點特色：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經過隋唐的黃金發展期，在與中國固有文化的交流中茁壯起來；然而在過程中，也伴隨著知識份子對佛教價值觀的反省。在宋代，儒、佛兩家的判釋不僅是重要的哲學議題，而且「闢佛」也成為多數理學家的共識，由此產生許多闢佛理論。張載的闢佛論，建基於《正蒙》所闡述的天道論，而其中又以「太虛」與「氣」等核心概念為主，進而組成一套解釋世界存在與道德實踐理據的理論，內容含有形上學、宇宙論、倫理學等成分。這是因為張載認為需窮究天地萬物的根本原理，才能有效說明佛教的錯誤。所以，《正蒙》的天道論可以兩部分來觀察研究，一是其建構「天道論」本身的理論特性，一是其做為「闢佛論」功能的理論成效。兩者合而觀之，可以更完整地見出其理論定位。 本論文首先由《正蒙》天道論的總樞紐——「太虛」與「氣」兩概念的關係起始，說明「太虛」與「氣」各具有兩層意涵，並認為宜稱《正蒙》天道論為「太虛即氣論」，而不宜偏稱為「虛本論」或「氣本論」。其次，探討《正蒙》天道論的理論範圍，包含天道如何成為人所秉受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以及人心的修養境界與天道的類比關係；此外，透過勞思光及牟宗三兩位先生對天道論的相反評價，藉以探索天道論的特性與意義，例如天道的「普遍性」「超越性」等問題，從而劃分出天道論真正的論旨與論域。章節之後並附論意欲界定《正蒙》天道論為「唯物論」者，需通過兩道論述手續，並且維持文本詮釋上的融貫性，方能成為較嚴謹的主張。最後，經過《正蒙》闢佛論述的分析，歸納《正蒙》闢佛有「性與天道」及「生死輪迴」兩路，並且前者具有理論上的優位性；而本論文在分節探究之後，判斷《正蒙》欲收納佛教「空」義於其天道論中的「太虛」義中，進而以「太虛即氣論」闢佛的理論目的並未竟其功，但其闢佛意圖所建構的理學系統則斐然可觀，有其長久之價值。本論文如上所述，分別探索了《正蒙》「天道論」及其做為「闢佛論」功能這兩者的理論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