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卡的產業是從2000年開始，成為所有從事電腦、手機和消費性電子產品等，所謂的3C（Computer電腦，Communication通訊，Consumer Electronic消費電子）等業者，共同帶來市場的需求。而且主要的記憶卡生產業者，也是以美國品牌記憶卡業者為主，並且這些美國品牌記憶卡業者，也是要和上游記憶體晶圓廠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以取得較好價格和產品支援。 台灣自 1990年開始到現在，從生產 DRAM晶圓以及晶圓代工的上、中、下游產業，都受其 DRAM產業帶動而發展到現在。記憶卡在這幾年的蓬勃發展，台灣也是同樣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這個行業的國外廠家都像 DRAM產業一樣的聚焦在台灣，來取得較低成本的記憶卡和亞太營運中心的設立，畢竟台灣還是全世界生產開發記憶卡的重鎮。 本研究之目的，就是來分析美國品牌記憶卡，如何面臨海外市場的進入障礙。而且美國記憶卡業者挾著美國品牌的優勢，和以本地經理人擔任分公司負責人，如何降低許多進入障礙。雖然先進者掌握產品知名度，以及擁有通路代理商的存在優勢，但是後進者也可以加強品牌區隔，或以當地經理人的業務運作來加速銷售記憶卡。 本研究經過訪談後，發現兩家業者從進入策略中，可發現兩家業者的進入時間、記憶體晶圓廠的合作關係，和規模不完全相同，所以呈現出業務手法亦是不同，但是唯一在用人和通路經營，建立品牌是完全相似的。所以不管企業規模大小，在銷售記憶卡的策略，一定要有長久經營品牌的方向，來降低進入本地市場的障礙，並且以台灣為根據地，將業務拓展到海外更多區域。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9436号 / 文博第714号 / 新制||文||631(附属図書館) / 32472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行動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蘆田 宏, 教授 藤田 和生, 准教授 齊藤 智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運用自傳式記憶的作業探討高社交焦慮者是否有記憶偏誤的現象。根據Clark和Wells（1995）的模型，高社交焦慮者在社交焦慮情境中容易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相關（self-related）的訊息上，因而造成對自身相關訊息的記憶優於外界環境訊息的現象；然而根據Repee和Heimberg（1997）的模型則假設高社交焦慮者在社交情境中會關注與負向自我評價有關的訊息，而不論該訊息是來自自身或外界環境。本研究企圖同時檢測上述兩個模型。 本研究篩選出六十四名大學生分為高社交焦慮與低社交焦慮兩組，所有受試者皆須分別回憶一件社交焦慮事件及一件中性事件，受試者被要求先在腦海中形成對該事件的影像，然後寫下有關回憶事件的詳細描述並完成記憶清晰度的評估。 研究結果得出高社交焦慮者在進行社交焦慮事件的回憶時，傾向回憶出比低社交焦慮組更多的自身相關訊息；且高社交焦慮組在回憶社交焦慮事件時比低社交焦慮組更傾向評估自身相關訊息的記憶清晰度高於外界環境訊息，研究結果較支持Clark和Well（1995）的說法。 /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utilize the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ask to investigate the memory bias in so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According to Clark and Wells’ (1995) view, so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were hypothesized to preferentially allocate almost attentional resources to self-related information and remember self-related information better than external information on entering an anxiety-provoking social situation. However, according to Repee and Heimberg’ s (1997) model, they supposed that so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tend to focus on negative self-evaluated information regardless of it were self-related or external information. The present study tried to examine the two models simultaneously. Sixty-fou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assigned to either high or low social-anxiety group. All subjects were asked to recall one anxiety-provoking social situation about public-speaking and another neutral situation. They were requested to form an image of the event and writ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about it. They then completed rating of memory vividness for each situat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high social anxiety group showed to retrieve more self-related information than low social anxiety group and displayed more preferential to rate the vividness of self-related information higher than external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than low social anxiety group did when recalling anxiety-provoking social situation. The result supported Clark and Wells’ s model.

台灣記憶體模組廠商在全球的排名及佔有率約有10%~15%，故台灣現仍為全球記憶體模組的生產重鎮，但近兩年來，我國半導體製造業有逐年下降的現象，營收表現則受到國際情勢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發展的影響而出現波動；當創新產品出現並大幅成長，造成PC及NB的需求惡化，再加上國內記憶體工廠生產成本沒有競爭力，國內DRAM大廠紛紛轉型或被迫退出市場，台灣記憶體產業的榮景已不復見。 現今台灣記憶體模組廠產業大多跳脫DRAM模組單一產品，而是多元化朝MP3播放器、數位相框、外接式硬碟盒等產品布局，但消費性產品的變化快，中小型記憶體模組廠在大廠大者恆大，小則轉型或被收購合併甚至面臨關廠的命運；中小型記憶體模組產業前景又將是營運艱辛的未來。為了解記憶體模組產業之現況及未來發展前景，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國內記憶體模組公司-C公司的現況作詳細的了解，並提出對未來之建議。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注意力在概念性內隱記憶扮演的角色。遷移—適當歷程(TAP)認為概念性歷程需要注意力資源來幫助記憶表現，因此概念性內隱記憶會受到分配性注意力的影響，使概念性促發效果減少。但TAP仍受到許多的質疑，顯示概念性促發與注意力有更複雜的關係。本研究檢驗TAP在概念性內隱記憶作業的限制，並以“項目特殊性與相關性歷程”和“競爭性與非競爭性接觸歷程”來延伸TAP的觀點。本研究將分別檢驗在登錄和反應階段的一些不同情況，對注意力在概念性內隱記憶作業的影響。實驗一和實驗二操弄登錄處理變項，使用項目特殊性與項目相關性登錄處理來檢驗兩種不同的項目訊息所造成的影響。實驗三和實驗四操弄線索與反應聯想詞間的強弱關聯程度，探討注意力在字彙聯想作業的角色。在測驗階段是使用「歷程分離程序」(PDP)和「測驗後分離法」(PTP)，估計導致反應的意識“ Pc ”和無意識記憶“ Pu ”的機率值。並進一步比較兩種方法所得到的結果。 實驗一的類別—正例產生作業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使用PDP法來進行測驗的結果發現，分配性注意力只影響“Pc”的機率值，但不影響“Pu”的機率值。實驗二使用PTP法的結果發現，分配性注意力只會影響在項目特殊性情況產生的“Pu”和“Pc”的機率值；但對項目相關性情況的“Pu”和“Pc”並沒有任何影響。實驗三的字彙聯想作業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使用PDP法來進行測驗的結果發現，分配性注意力只在強關聯情況下影響“Pc”，但不影響“Pu”的機率值。實驗四使用PTP法的結果發現，分配性注意力在強關聯和弱關聯兩種都會影響“Pu “和“Pc”的機率值。 綜合本研究結果，在實驗二使用PTP法發現，在項目特殊性的情況操弄分配性注意力會影響意識記憶和無意識記憶的表現，但在項目相關性的登錄方式下並沒有顯著的分配憶注意力效果。此結果顯示，注意力與概念性促發效果間有更複雜的關係，符合“項目特殊性與項目相關性登錄歷程”的預測。在實驗三使用PDP法所得的結果顯示，只有在強關聯的情況，在Pc上有分配性注意力的單純主要效果，結果並不支持TAP或競爭與非競爭接觸歷程的觀點。而使用PTP法所得結果發現，不管在強弱關聯情況，分配性注意力會影響無意識估計值Pu和意識估計值Pc，此結果顯示，注意力會影響概念性促發效果，並不會因為強弱關聯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並不符合競爭與非競爭接觸歷程的觀點，但仍然可用“項目特殊性與項目相關性”的觀點加以解釋。

由於環境變化的迅速，使得許多企業因無法適應環境而被淘汰、但到底何種企業才能跟隨環境的變化呢？Peter. M. Senge 在第五項修練中提出，如果有一組織具備：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共同願景、系統思考與團隊合作五像修練的話，此種組織就稱為學習型組織，最重要的功能是在於提昇每個人在組織中的價值，進而與組織一起成長，連帶的組織亦能透過此更快速的根據環境做出因應，看出問題的真相。但到目前為止對於組織在整個一般的例行運作下，到底有哪些機制是可以促進組織學習、組織學習在企業中到底是如何的一個運作流程等…議題較沒有一個完整的探討，所以本研究是要提出一有關於組織學習機制運作的模型，使得整個循環的架構更為清楚。 　　本研究由發展較完全的人類心理學來切入，由記憶的角度來看整個學習的過程，再將其類比於組織的學習中，提出一運作邏輯，試圖找出可以幫助組織學習的一些機制，得出十個命題。組織記憶約可粗分為兩類，一事組織記憶得內容，包含了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前者是整個思考、決策的動態過程後者則是所有資料的存放中心；另一則是整個記憶運作的過程，包含了對記憶的提取、儲存與修正的動作，學習就存在於記憶內容的增加以及過程的順暢，最後發現結論如下：團隊學習促成整個組織知識管理系統的正循環、教育訓練與讀書會幫助了像做事技巧的內隱知識之傳遞等等的十個命題，並由此給予企業界建議：以法治代替人治，推行團隊運作兩項活動是可以促進組織學習的兩個切入點。 1. 第一章在說明研究的動機與背景，並提出本論文所預期達到的目的與 整個研究的流程。 2. 第二章是相關的文獻探討 3. 第三章是關於本研究的整個研究設計，包括了研究架構的提出與研究方法的選擇。 4. 第四章是個案資料的背景描述與並加以分析，並根據分析結果提出命題。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則摘要了個案的發現並總結對後續研究建議與本研究的貢獻與限制所在。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0468号 / 人博第818号 / 新制||人||196(附属図書館) / 28||人博||818(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大黒 弘慈, 准教授 柴山 桂太, 教授 多賀 茂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台灣記憶體模組產業發展在國內電子產業群聚效應的環境中，初期是令人欽羨的電子新貴事業，產業發展也始終高度依賴個人電腦銷售的特性，讓主要業者在”Wintel”時代享有不錯的成長與獲利。然而在上游記憶體供應業者逐期整併或退出製造，供應面整合漸成寡佔市場，而需求端在經過2008年金融風暴的影響與小筆電對價格的破壞，主要業者近期的經營績效上直接反應這樣的因素影響效應。 　　未來的「後PC時代」是漸進式的發展，由於網路基礎建設的成熟，讓雲端運算的構想得以實現，智慧型手機的發展讓初期應用獲得驗證，2010年Apple推出iPAD產品，業界皆預測個人電腦另一世代變革的來臨，因為iPad的容易使用、個性化的應用與長時效的電力等特點，讓產品的應用範圍擴及多個領域，對手機廠商、傳統電腦業者與潛在的進入者等都是商機的顯現或競爭的威脅。這樣的發展趨勢對記憶體模組業者而言，影響是巨大的，對記憶體IC製造業者可能是銷售的對象或產品的屬性變化，然而對記憶體模組業者則可能是經營模式或競爭態勢的轉變。面對這樣的變革，台灣記憶體模組產業的策略選項將影響業者未來競爭利基點的優劣。 　　「後PC時代」名詞漸被人們所提及，但查詢目前論文或文獻討論等，尚未對此有清楚的描述，更無針對這樣趨勢變化對記憶體模組產業的策略分析。本研究由模組產業形態與「後PC時代」改變的形態的連接，由實務經務的基礎中分析當中的可能策略因應，提供給業者考量未來營運模式組合。

記憶體是半導體產品之一，其規格及運用皆已標準化，沒有很大的差異性，價格受到供需的影響，因時因地而各不相同。由於，記憶體供應來源只局限少數幾家廠商，交易金額往往是百萬美元計，任何價格的變動都會影響企業營收，但是對記憶體模組業者而言，價格變動是常態，比其他的零組件波動性更強。在沒有進入障礙、價格波動、沒有龐大設廠資金及技術涉入下，記憶體模組業者，如何以更有效率的模式經營企業，以取得世界市場一席之地。 記憶體模組業者除了提供Memory Module外，現也經營Flash產品。這是因為Flash 產品的零件來源、組裝及通路與Memory Module有類似共通性，但Flash產品才崛起數年，而市場成長高於Memory Module，吸引許多非記憶體模組業者進入該市場，這其中包括國際性大廠，對現有的記憶體模組業者，如何以記憶體模組的經營模式，複製於Flash產品是另外一個課題。 本研究是探討記憶體模組業者，在記憶體模組及Flash 產品的經營模式，分別從其與供應商之關係、自有能力調整及與通路商之配合方式著手。此方式可以一窺記憶體模組業者，實際的經營方式與其他資訊硬體廠商大不相同，也構成外人無法知悉的進入障礙。 藉由廠商訪談，可以瞭解業者對記憶體模組及Flash產品運作的方式，最後本研究對記憶體模組業者提出二項建議：分別為面對變動環境下，應具備有的經營策略；如何強化自有的能力以面對未來的競爭。 / Memory, one of the semiconductor products, is a homogeneous product in terms of spec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Its prices are subject to the market - the supply and the demand at a certain time and place. The memory world is dominated by a limited number of makers, and one transaction usually amounts to millions of US dollars. A slight change in market price, therefore, would result in a noticeable number on the bottom line. However, to the memory module makers, price fluctuation is normal, though it is much more volatile than any other components.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how memory module makers can play a key role in the global market by getting more efficient under the premises that there are no entry barrier, price fluctuation, nor hug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high-tech involvement required. Memory modules players also carry flash products for these two products having similarity in their component source, assembly and marketing channel. The flash product, which appeared to the market just a few years ago, is a high-growth product and thus attractive to a herd of non-memory module maker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giants. How to apply the memory module business model to the flash product is a key subject for the existing memory module players. This study is aimed to discuss the business models used by memory module players to the memory modules and to the flash products. Relationship with suppliers, self adjustability and distributorship are separately explored herein. The finding is module players are actually running the business in a way grea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hardware players and such difference in fact poses an entry barrier to the outsiders. Interviews with the industry players were conducted to gain insights to the business approaches being taken.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two suggestions are forwarded: the must-have business strategies in the ever-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for future challenges.

學校應該學習與組織記憶、組織學習以及體制論相關之知識。其中，組織記憶有助於問題解決與決策制訂（Hanson, 2001），且能協助學校維持不易被模仿、獨特的競爭優勢，並能有效提高組織績效表現及降低成本（Wexler, 2002）。許多組織記憶相關的研究結論顯示，組織成員流動會嚴重影響組織記憶成長（Carley, 1992）。因此，如何有效獲取、保留、維護及存取（retrieve）組織成員的知識，以避免重要的組織記憶消失（Walsh 和 Ungson, 1991;），儼然成為當前組織最需要關切的課題之一（Lahaie, 2005）。本研究整理、分析組織記憶相關文獻，發現藉由中介變項：書面化程度、可接近性、資深知識者角色行為、協同教學行為與知識分享行為以管理組織記憶，可滿足教師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retrieval demands），維持組織記憶的有效性。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以幼稚園組織中在園年資一年以下與三年以上的教師為研究對象，徵詢教師對組織記憶的存取需求、組織記憶有效性及教師績效知覺三構面的實際感受。總共發出問卷470份，問卷回收率為44.7%，在剔除不適合的問卷後，得到私幼有效樣本161份、公幼有效樣本19份。由於公幼樣本過少，故公幼教師的意見以描述統計方式呈現；私幼樣本則進行組間差異分析、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並進行研究假設檢定。 　　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七項假設皆獲得支持，即幼稚園教師確實具有組織記憶存取需求，且教師在遭遇工作上的困難時，也經常採取實際詢問行為以解決其組織記憶存取需求，且93%的受訪教師認為其獲得的組織記憶具有效性。其次，教師的在園年資與幼教年資愈短，對組織記憶存取需求則愈高。 在中介變項的分析上，受訪教師除了對協同教學行為此變項持有不同認知外，均認為書面化程度、可接近性、資深知識者角色行為與知識分享行為皆有助於組織記憶建構。迴歸分析結果也顯示，無論教師年資之長短，以園長或資深教師擔任諮詢輔導角色，最能維繫組織記憶有效性，也能提升教師績效知覺；其次，增加知識分享行為亦可達到類似結果。故幼稚園組織在處理組織記憶問題時，應讓園長或資深教師擔任資深知識者的角色，並建立教師之間知識分享的機制，讓教師能有效獲取、保留、維護及存取組織記憶，進而促進組織學習、建立競爭優勢並提高教師績效表現。 / Hanson(2001) declared that schools should get insights from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organizational memory,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Organizational memory can support organizational members to acquire knowledge in problem-solving and decision-making activities (Walsh and Ungson, 1991). Moreover, organizational memory could be viewed as an intangible asset if successfully managed, and it might confe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lower transaction cost (Wexler, 2002). Day (1994) claimed that organizational memory is as a repository for collective memory which lain in policies, procedures, routines, and rules that can be retrieved when organization members needed. Stein and Zwass (1995) defined that organizational memory as “the means by which knowledge from the past is brought to bear present activities, thus resulting in higher or lower levels of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Levitt and March(1996)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lesson of history are likely to be lost through turnover of personnel (Hanson, 2001).” These statements implied that personnel turnover is the main threat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Stein and Zwass, 1995). This study wa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turnover, retrieval demands and effectiveness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kindergartens. Moreover, researcher wants to investigate the elements that have the most influence upon organizational memory effectiveness. Drawn from organization memory literature, we found that knowledge externalization, accessibility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senior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behavior, team-teaching behavior, and knowledge-sharing behavior are determinants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effectiveness. / The major finding was that teachers definitely have retrieval demands toward organizational memory, especially new-employed teachers. New teachers need senior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guidance to help them solve problems and make decisions. The more assistances senior teachers and principal can offer, new teacher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organizational memory. That means new teachers can retrieve organizational memory successfully; moreover, they will be more contented with organizational memory effectiveness and show higher personal performance. As for intervening variables, researcher have detected that senior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behavior and knowledge-sharing behavior show the primary influence upon organizational memory effectiveness. Consequently, management teams of kindergartens should attempt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After knowledge-sharing procedure, teachers’ retrieval demands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will be fulfilled, effectiveness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will be maintained, and personal performance will be lifted as 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