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所謂的「家族書寫」是在文學範疇中透過家族歷史現實與群體活動的記錄，加上文字敘述、記憶回溯、虛構想像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書寫策略與筆法，透過經營、追溯家族史的書寫形式而成的作品，它們的特點是融合了歷史與想像，在時空交錯的網狀結構下進行，經由書寫家族史的過程，及其內容、結構以實踐認同，重構歷史。而在此之中，個人自我認同與性別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仍在不斷地被書寫著。在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當中，女性不存在於祖譜當中，女性在家族歷史裡沒有名字。女性從書寫中確立自我認同，從女性的觀點追索自我的身世，從女性群體當中的「自己」到「異己」，無論是內在血緣、情感或外在社會關係所組成的人際網絡，都可以透過回憶、想像、書寫來建立女性的自我認同。 本文欲從「女性家族書寫」的範疇當中，探討三大命題：一是歷史定義的開放與女性敘事的特點，二是記憶與書寫，真實與虛構之間的辯證關係，第三則是透過女性書寫所建構的女性主體。 第一章共分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及「篇章架構」簡要說明各章的論述重點。 第二章主要是探討「書寫策略」的部分，如女性書寫策略當中的「瑣碎敘事」，或是女性家族中的「姊妹情誼」，筆者認為這是女性書寫中建構記憶的「利器」，皆援引女性主義加以申論，同時也輔助主題核心論點的確立。 第三章則引用西方後結構女性主義學者西蒙‧波娃和精神分析學派的寇多洛對於女性的研究論述，從「社會關係建構」與「精神分析」雙方面同時探究兩性構成的家庭關係、母女關係和母職等議題，以突顯九○年代之後，家族重要成員形象的轉變和家庭關係的呈現。 第四章引用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以及後殖民理論，析論家族與國族史交疊之下的女性書寫，進而追問女性主體在書寫過程中所展現的面貌。關於「女性主體」的部分，則援引法國女性主義學者伊瑞葛來(Luce Irigagy)的「流體力學」理論，及台灣中文學界學者劉人鵬所提出的「罔兩問景」的女性閱讀法，從流動與曖昧的角度，建構女性主體的特質。 最後一章則是結論，將各章的結果綜合彙整，集結各章的分析成果，以獨立各章結論結合後，做較為宏觀的整體性析論。一方面針對本論文的分析成果所作的結論，另一方面則是從文本考察的結果中，所延伸的看法與期待。

本文旨在將新世紀的自傳體小說書寫風潮視為一個文學現象來做整體的探討，同時以此時期的自傳體小說創作做為主要研究個案，並且旁及其時代背景之探討，觀察自90年代以降台灣歷史社會與文學生態的變遷，是如何提供作家們書寫風格變異的契機，促使自傳式文學的書寫風潮一路延燒至新世紀，而興起一波自傳體小說書寫潮流。本文將自傳體小說書寫置放於90年代以降自傳式文學的整體發展環境中來觀看，嘗試做一個文學類別的發展脈絡探討。同時，從總體的文學書寫現象觀照把握，以新世紀自傳體小說的熱門創作主題與當代社會文化及文學生態的扣連作為論述主軸，針對幾個重要的創作主題進行解讀分析，企圖探討自傳體小說文類與台灣社會文化及文學場域的互動，並將這個文學現象的研究討論，建立於文本細緻解讀的基礎之上，以五位作家的六部自傳體小說，作為這波自傳體小說書寫潮流的研究個案，進行文類與文本的考察。本文先就文學外緣開始探討，進而進行文本研究個案的細緻解讀，以期較為全面而深入地論述新世紀自傳體小說書寫風潮的價值與意義。

九○年代大陸女性作家的家族書寫在八○年代末的新寫實小說思潮、新歷史小說思潮以及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相互激盪之下，延續新時期文學對「革命現實主義」的反叛姿態，在「追求自我」、「認識自我」的性別覺醒意識中重新審視女性的歷史，從而在「父子相繼」的傳統家族譜系之外，想像並打造「母女相連」的女性主體譜系，揭露「政治權力結構」和「性別權力結構」所暗含的偏斜與不公。對「政治權力結構」的批判是指文化大革命的「國家集體話語」對「個人自由」的限制與傷害，這部分藉由作者的敘事聲音、小說人物際遇以及承載特殊歷史意涵的意象來表現，對「性別權力結構」的反省主要在突顯父權秩序對女性的強制收編，因此塑造有別於血緣母親的代理母親、刻畫女性身體的各種造型，以及利用象徵性符號進而凝聚、團結女性們的精神力量。 本文所界定的女性家族書寫是指女性作家站在女性立場所書寫以女性為核心的家族故事，不僅積極嘗試改變、顛覆女性在父權歷史建構中的地位，並且能夠將「女性意識」、「家族敘事」和「歷史建構」融為一體，呈現女性歷史的發展過程和女性文化的演進形態，依此定義，本文選擇《玫瑰門》、《櫟樹的囚徒》和《羽蛇》作為研究分析對象，並且建立分析架構，分析架構包括「敘事面向的敘事時間、空間、視角、聲音分析」、「身體面向的女性人物主體性分析」、「文學面向的特殊意象分析」以及「史觀面向的陰性書寫策略分析」。《玫瑰門》展示的「演出型敘事模式」，用演員的登臺亮相、家具意象所潛藏的歷史象徵意義，以及「氣味」、「圖象」的感官陰性史觀，隱喻歷史的表演性質；《櫟樹的囚徒》呈現的「接力式敘事模式」，將歷史的詮釋權分配給不同世代的女性，隱喻歷史的傳承過程充滿著多元言說主體以及敘述的裂痕，因此「樹木」、「河流」、「眼睛」意象的源遠流長特質以及女性生死循環的陰性史觀，成為組織家族歷史最強而有力的書寫方式；《羽蛇》營造的「夢遊體敘事模式」，透過「羽蛇」這個實體人物和象徵符號在現實、夢境、幻境和家族歷史的自由轉換過程，「巨蚌」、「水晶燈」、「無字碑」等意象中無所不在的女性身體，以及「鮮血」和「白雪」相互抗衡的陰性史觀，投射出穿越時空的女性集體精神壓迫。 本文的研究侷限是對小說文本中的「男性人物」缺乏深刻關注，以及對小說文本的選取集中在五○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展望是希望未來能進行「比較性研究」，交叉比較家族書寫作者和敘述內容所呈現的不同性別立場，展現更為多元的女性主體性，多向度比較家族書寫作者的社會身份以及文本中構成女性身份的各種因素，為社會學層面和心理學層面的女性研究提出貢獻，並且比較大陸和臺灣的女性作家家族書寫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環境下，開展出何種相異與相似的書寫面貌，讓女性作家的家族書寫版圖更加遼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