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將新世紀的自傳體小說書寫風潮視為一個文學現象來做整體的探討，同時以此時期的自傳體小說創作做為主要研究個案，並且旁及其時代背景之探討，觀察自90年代以降台灣歷史社會與文學生態的變遷，是如何提供作家們書寫風格變異的契機，促使自傳式文學的書寫風潮一路延燒至新世紀，而興起一波自傳體小說書寫潮流。本文將自傳體小說書寫置放於90年代以降自傳式文學的整體發展環境中來觀看，嘗試做一個文學類別的發展脈絡探討。同時，從總體的文學書寫現象觀照把握，以新世紀自傳體小說的熱門創作主題與當代社會文化及文學生態的扣連作為論述主軸，針對幾個重要的創作主題進行解讀分析，企圖探討自傳體小說文類與台灣社會文化及文學場域的互動，並將這個文學現象的研究討論，建立於文本細緻解讀的基礎之上，以五位作家的六部自傳體小說，作為這波自傳體小說書寫潮流的研究個案，進行文類與文本的考察。本文先就文學外緣開始探討，進而進行文本研究個案的細緻解讀，以期較為全面而深入地論述新世紀自傳體小說書寫風潮的價值與意義。

1895年日本殖民臺灣，由於殖民統治需要，臺灣進入近代教育制度的時代。為同化臺灣人，日本人在臺灣所設立的近代普通教育制度主要是以初等教育為主，師範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並非專為臺灣人所設立，主要乃是便利日人在臺升學就讀，順帶籠絡臺灣人。是故，當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時，初等教育不論是在學校或是教職員生的數量與其他三者比例懸殊。這樣的比例，也影響到之後學校撰寫歷史時，對於學校歷史記憶的呈現。由於戰後國民政府自行宣布臺灣人民恢復中華民國國籍，將臺灣納入中華民國的統治之內，使得臺灣的教育制度也納入中華民國的教育制度中。因臺灣先後被兩個不同國家所統治，導致了戰後臺灣學校對於學校歷史的書寫有特殊的現象產生。 教育乃為百年大計。然而戰後臺灣的教育史研究，有一度是向中國教育史傾斜，將臺灣納入中國的教育圈中，不但失去臺灣自身的主體性，也扭曲了臺灣教育史的面貌，這樣的情況直到解嚴之後才逐漸改善。而前述這樣的教育歷史，除了出現在學界的教育史之外，也透過教育，向下傳遞到各級學校對於學校歷史的書寫。透過文獻的探索，可以看見臺灣學校為慶祝校慶所出版的刊物，不論是戰前戰後，雖然皆呈現多元的樣貌，然而當中皆帶有執政者欲傳遞的政治意識型態。掌握學校出版品意識型態的呈現，除了學校當局之外，便是撰寫者的歷史意識。由於撰寫者人數的多寡、身份的差別，導致學校歷史記憶在被選擇的時候有所差異。 從各級學校對於學校歷史的撰寫情況當中，可以知道戰後學校的歷史撰寫深受政治力的影響，因而出現了一些書寫的特殊現象，其中包含了對於日治時代的學校歷史有所切割、遺忘或忽視；除此之外，另有一種在臺灣重新建立，卻移植中國大陸的學校歷史。而影響前述這些學校歷史撰寫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執政者藉由政治力的影響，透過學校歷史的書寫，試圖重置臺灣人的集體記憶，進而聯繫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消彌臺灣的主體性。然而，群眾身體的記憶在威權政治力消退之後，逐漸恢復，學校的歷史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漸漸恢復了原先該有的歷史記憶。

本論文將重新探討湖南新政的實際成效與其形象的塑造過程。在現今的學界中，對湖南新政的認識受限於維新人士的觀點。因而對湖南新政之認識，往往停留在「新舊之爭」上。此觀點往往過於僵化，侷限研究者的視野。因而，在這種歷史認識的限制下，研究者沒法解釋當時錯綜複雜的歷史事實，故只有去熟悉化，以不同的眼光去重新書寫此段歷史，重新還原當時之歷史時空，才能找回失去的歷史知識。 本論文會先探討地方官吏在湖南新政中的角色與貢獻。江標、陳寶箴、張之洞等人在湖南新政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惟後人對其的認識，往往是經過維新人士而來，因而不免與歷史事實有所落差。所以，重新研究地方官吏的角色，則有助於重新檢討湖南新政之形成過程。 在以往的研究中，對於湖南保衛局在湖南新政的影響力，缺乏深入的研究。事實上，在湖南新政的主事者看來，湖南保衛局是為湖南新政成敗之關鍵。本論文將探討湖南保衛局的興起與頓挫，其重點將放在湖南保衛局的構想之形成，在其實行過程中所遇到之困難，以此作為了解湖南新政的一個側面。在湖南保衛局施行過程中，不同人士都對於保衛局的實行有所討論，亦對於其有所批評。而從保衛局的實施過程中，可以證明這些批評有其道理。不過，由於受到「新舊之爭」思維的影響，後人對於這些批評者，多視其為「守舊」，因而對其言論多以負面眼光看待。事實上，這些批評者也是推動新政的主力。但是，在後來的歷史論述中，往往忽略這些史事。究其原因，與湖南士人之間的論爭有所關連。而這亦是決定湖南新政前途的重要關鍵。 所以，本論文將分析湖南士人之間論爭之起因，以及論爭的經過。在此過程中，不同士人之間因各種原因而產生矛盾與衝突，從而使得湖南新政遭受衝擊。這些衝擊有的來自於湖南士人本身，也有一些是來自於省外。而這些衝擊，很大程度上與康有為有相當密切之關連。湖南新政與戊戌變法在本質上就有所不同，而康有為一派意圖影響湖南新政的發展，引來不少士人的反彈。因此，士人之間開始出現分歧。而反對康有為一方之人士，往往援引省外反對康有為的言論作為思想資源，以抗衝康學，拿回新政的主導權。因此，他們所反對的，只是康有為一派的康學，而非針對西學。 因此，從當時的歷史時空看來，參與論爭的雙方在思想上均沒有太大的分別。他們對於西學，都抱持接納的態度；在新政的事務上，他們都有所參與。但在後人看來，王先謙等人被貼上「守舊」的標籤。因此，這種觀點如何形成？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所以，本論文將探討當時人如何看待湖南新政，並從而形成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其中一種特色。在當事人看來，湖南新政並沒有因戊戌政變而中止，在後來仍有所延續。而在日本人看來，湖南士人並沒有所謂的新舊之別。革命黨人和立憲黨人都以湖南新政作為他們的政治本錢，因而塑造一種「新舊之爭」的氛圍。在報刊等傳播媒介的推動下，這種湖南的「新舊之爭」成為當時人的歷史想像，並成為後人對於該段歷史的集體記憶。

「眷村」是國家政府為其興建或者配置的村落，也是台灣社會中相當特殊的一個社群，這種非宗親、非血緣的聚落，因陋就簡的密集房舍和自絕於大環境的封閉社區形態，眷村及眷村人民的生活方式已成為台灣歷史及台灣多元文化的一部份，但隨著眷村改建後，眷村文化逐漸流逝，使筆者思考到要加緊腳步保存這段台灣特殊歷史背景下的外省眷村文化。 為了探究此眷村文化的演變，本文研究從眷村緣起、形成背景至改建，探討眷村形成至改建的歷史，本文的切入角度即是從訪問原先居住在陸光二村的第一代與第二代眷民間，第一代對中國大陸的記憶、遷徙來台的過程、從軍作戰的經驗、退休後的生活；第二代對原鄉的想像、在眷村的台灣生活經驗。以及在兩代之間對地方、政黨與族群的認同感，訪問第一代及第二代，看其不同世代間的差異，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對居住臺灣眷村文化認同的差異。筆者選定陸光二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原因為：一、陸光二村的1007戶為龜山區以及整個桃園市中戶數最多的眷村，若研究可為桃園的眷村文化多一貢獻及參考。二、筆者於蒐集資料過程中發現目前尚未有太多相關資料以眷村文化研究此眷村。三、眷村內大多數第一代眷民對眷村帶有向心力及歸屬感，但由於歲月流逝，新生的第二代已不如上一代安於眷村，轉而紛紛離開到外面求發展，其中在台灣的生活經驗以及認同的轉變值得去關注及思考。四、也將點出那些隨國軍來台的軍人，其多娶台灣的閩南、客家、原住民為妻，這與自大陳島上撤退攜家帶眷的軍民，在對下一代子女的原鄉文化傳承上會有哪些不同。 陸光二村位於龜山區，於民國53年7月1日完工，民國54年啟用遷入，容納1007戶，為桃園地區規模最大之眷村。陸光二村內的眷舍，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四種皆有。陸光二村內有的相關公共機能設施，有活動中心、合作社、自治會、籃球場、水井、托兒所、市場、醫務所等，較其他眷村完備。民國85年2月立法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新制），改建後的「陸光新城」，民國95年5月驗收完畢後，讓桃園市15個眷村住戶遷入，安置後為全桃園市最大的軍宅。行政區為龜山區陸光里，目前是陸光里的里辦公室、陸光社區發展協會、各區的管理委員會三方共同推動相關的公眾事務，改建後成為一個生活機能完整的社區。 對第一代的外省人而言，他們是來自中國大陸，臺灣的確不是他們的家鄉，只是因政治環境變遷而被迫遷移至此，因此雖在台灣生活人生大半歲月，但在身分認同上是趨向於中國人的，因此筆者稱呼他們為「遷徙的第一代」。第二代從出生、求學、工作再到婚姻，看到的是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的生命歷史，從而建立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認為自己的家鄉就是台灣，相對於第一代，第二代的生命故事扎根於台灣，因此筆者稱呼他們為「定居的第二代」。 不同世代的認同變化，從地方感認同的形成，到政治意向與認同，以及國族的認同，在不同的時空環境背景下，第一代與第二代間是常常因為國家社會局勢的改變而有所變動的。

本文主要透過國民黨經營的《中央日報》「臺灣光復節」特刊，解構戰後所形成的「臺灣光復」論述。之所以選擇《中央日報》「臺灣光復節」特刊，主要是因為《中央日報》代表國民黨的意見與觀念，同時，「臺灣光復節」特刊的內容，相當程度集中了國民黨的「臺灣光復」論述。雖然，「臺灣光復節」特刊正式出現是在1952年，但在1949年「臺灣光復節」當日的內容中，本質上已開始呈顯「臺灣光復」論述的內容，因此在研究時間的範圍上，向前稍微延伸。 所謂的「臺灣光復」論述本質上屬於國民黨「官定意識形態」，同時亦代表國民黨的臺灣史論述。其內容主要以「歷史論述」與「治臺政績論述」為主，經過本文的分析合佔篇幅的80%。 「歷史論述」包含「中國與臺灣的歷史關係」論述，以及「國民革命與臺灣」論述，兩者皆強調中國與臺灣、國民黨與臺灣的歷史關係，其目的在於建構臺灣人對於中國乃至於國民黨的認同意識。「治臺政績論述」包含戰後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各種建設成就的論述，包含「地方自治」、「土地改革」，以及「經濟發展」等，其目的在於強化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正當性。 若就「臺灣光復」論述的特性而言，在「歷史論述」方面，刻意選取各種能夠建構中國與臺灣、國民黨與臺灣歷史關係的歷史事件、人物等素材。而在「治臺政績論述」方面，刻意忽視、貶抑日治時期的各項建設成就，轉而強調國民黨在臺灣的各種建設成就。不論何種論述，都隱含著一種「恩義」關係，諸如由於「經過中國軍民八年浴血犧牲，以及蔣總統在開羅會議的堅持，才使得臺灣能夠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以及「戰後臺灣的地方自治、土地改革，經濟成就等，都是國民黨政府施政的成績，皆是日據時期所沒有的成就。」等等論述。而這些論述的目的，皆在於促使臺灣人相信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有其正當性。 而這些強調國民黨對於臺灣人的「恩惠」，在透過《中央日報》這類黨營媒體，以及戰後在黨國戒嚴體制底下所形成的「言論一言堂」環境底下，不斷持續放送。甚至透過歷史教科書、各式各樣的圖書出版品等，散播這類的「臺灣光復」論述。 即便在1987年解嚴以後，「臺灣光復」論述所代表的國民黨臺灣史論述仍然佔有強勢的地位。國民黨的臺灣史論述在解嚴以後的李登輝執政時期，隨著「臺灣意識」的發展，已不可迴避「二二八事件」的重返公共論述場域的問題，而「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出現，反映了國民黨政府史觀的轉變。不過，即便「二二八事件」議題能夠重新公開討論，以及「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出現，亦不能代表「臺灣意識」已經完全取代「中國意識」在各個層面的地位。例如2000年以後，馬英九所代表的國民黨臺灣史論述，雖然有些所謂的「本土」化，諸如不避諱談論「二二八事件」與「兩蔣功過」，但仍導向有利於國民黨的政治解釋，論述的本質上仍然不脫解嚴前的「臺灣光復」論述內容。 總之，經由本文的研究，可以得知，在戰後黨國戒嚴體制底下，經過國民黨刻意建構的「臺灣光復」論述，不僅長時期支配大多數臺灣人對於臺灣歷史的認知，至今仍然在「歷史解釋權」、「歷史記憶」的爭奪戰中，佔有一席之地。

Panapanayan 是位於台灣東南海岸的地點，至少有阿美、卑南、排灣及魯凱 等鄰近四族群的祖源傳說與該地有關，文化現象亦有許多相似之處，形成一個可 資觀察的「文化圈」區域。 該文化圈內之文化現象除了具有空間的關聯性之外，亦具有時間深度，其關 聯與互動可以延伸到史前時代，尤以文化圈內之舊香蘭遺址所發掘出土的文物， 有石刀、陶片上吐信蛇紋的應用，與現生族群間沿用之圖紋習慣似乎具有傳承關 係。文化圈內核心區域太麻里、知本部落流傳的生命儀禮中，文身（口傳及文獻 記錄）及使用琉璃珠（佩戴珠飾、陪葬）的習慣，是當地整體生命認知的價值體 系一環，與而舊香蘭遺址亦發現大量之琉璃珠，古今相疊的地緣空間中相似的文 化現象，不免引人注目。 此外，本地區(太麻里部落祖靈屋)發現的吐舌和大塊面雕刻人像，為台灣原 住民木雕圖紋表現習慣中少見的形式，卻與境外南太平洋文化的表現具有類緣的 關係，在在凸顯了本地除具有獨特的藝術表現外，又具有與分佈廣大的南島語族 間文化相連的多元關係。因此，似可以從物質文化中之藝術表現做為媒介觀察整 體社會文化變遷，與人群表達集體情感與識別作用的文化認同現象。 受國家政治現代化政策的影響，本地區百年來沐浴在現代化影響下，傳統生 活與文化產生了很大的變遷，但是在晚近族群運動與強調在地化文化資產發掘的 文化政策影響下，促進了民族風潮與部落主體意識的覺醒，太麻里、知本部落透 過重建palakuwan、恢復祭儀、傳統歌謠及工藝美感經驗的傳承等，紛紛進行文 化復振工作。各部落為尋找歷史記憶，熱絡進行祭儀交流、尋根溯源及跨部落結 盟等活動，使文化圈內人群緊密互動的現象，有促進區域生成共同體的趨勢。 太麻里、知本部落的社會環境，也在全球化和商業化、觀光化影響下變遷， 藝術表現由傳統制式的風格，漸轉化為多樣取向的個人性創作，這種轉變衝擊了 在地文化的傳承，以及部落主體性的維繫，為了凝聚族人共識，有心者於是透過 藝術媒介塑造部落文化特徵，強化為部落象徵，使藝術表現再度成為扮演彰顯族 群（部落）認同的重要功能。 本研究透過物質文化的表現，特別是所謂「藝術」（原始藝術或民族藝術） 的生成與顯現過程，觀察Panapanayan 當地多元視覺藝術要素與歷史傳統、社會 生活祭儀、象徵認同之間的關係，以瞭解藝術表現的脈絡與部落主體意識、民族 認同之間的互動關係。 / Panapanayan is located on the southeast coast of Taiwan. The ancestral origin stories of at least four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the Amis, Puyuma, Paiwan and Rukai,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is place. The many similar cultural phenomena demonstrated by these various groups suggest the formation of a culture circ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ultural phenomena within this culture circle are not only based on space, but also on time. The 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can be traced back to prehistoric times. For example, snake tongue patterns seen on artifacts like stone blades and pieces of pottery uncovered at the Jiuxianglan Site are still seen in the patterns used by these ethnic groups to this day. The life-cycle rituals, tattooing (described by the 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s) and use of ceremonial glass beads (used for both decretive purposes and buried with the deceased) found in the villages of Taimali and Zhiben, which are at the center of this culture circle, represent local values and beliefs about life and death. Many glass beads were also uncovered at the Jiuxianglan Site. The number of similar cultural phenomena occurring within this reg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present day is truly striking. In addition, the tongue-like patterns and large carvings of human figures found in this region (at the ancestral shrine in Taimali) have rarely been seen among the wood-carving patterns of Taiwan’s aboriginal people. However, these patterns are related to those found within Austronesian culture outside Taiwan. This finding further highlights the uniqueness of the artistic expressions found in this area and points to diverse ties with the widespread Austronesian peoples. As a result, the artistic expressions found within the material culture in this area can be used to trace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These artistic expressions can also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collective emotion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With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national politics, the traditional life and culture of this region have been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onslaught of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 rise of the ethnic movement in Taiwan and the emphasis on cultural heritage within political policy has inspired a new awakening of tribal consciousness. By rebuilding Palakuwan and restoring traditional rituals, songs and artistic aesthetics, the people in Taimali and Zhiben have begun to engag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restoration. To rediscover their historical memory, various villages have worked together by exchanging rituals, tracing their roots and creating alliances. The close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living within the culture circle have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within this regio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Taimali and Zhiben has also been influenced by global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tourism. Artistic expression has graduallyshifted from a structured traditional style to more diverse forms of individualized produc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greatly affected the transmission of local culture,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of tribal subjectivity. In order to promote consensus among tribal members, concerned individuals have used the media to shap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en tribal symbols. As a result, artistic expression once again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ethnic (tribal) identity. By exploring material culture, in particular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and displaying “art” (primitive art or ethnic ar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iverse artistic elements, historical tradition, social rituals and symbolic identity in Panapanaya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tistic expression, tribal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ethnic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