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懷舊的情形，不同世代有各自的懷舊事物。由於商業及媒體科技的發達，圖像的大量聚集成為一種奇觀，視覺文化營造出懷舊商品的主要氛圍。物件做為一種溝通媒介，被賦予其所屬時代的文化目的，使得人與人之間建立某種社會關係，即社會文化群體的集體記憶活動。 因著集體記憶的中介，這些重現舊日事物的商品是聯繫到時代感覺的依據。在懷舊中獲得實在與延續感，滿足個人認同和歸屬的需要。個人消費受到環境脈絡的影響，表現出整體性消費型態的特徵，除了真實記憶的召喚外，另一種促力便來自於想像力的發揮，讓即使沒有經歷過去某些時代的人們，但因大眾媒體所放送傳佈各種懷舊文本，讓後來的人能夠共享、共感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建構出具備某個時空特色的異國情調。缺乏能夠具體指涉的經驗細節，反而使懷舊想像成為可能。 本研究以懷舊消費為主題，先探討懷舊的意義與本質，並援引詹明信、哈伯瓦克與布希亞的觀點，探索世代集體記憶，是如何影響懷舊產品相關的消費行為；在後現代與晚期資本主義的脈絡下，懷舊圖像符號的大量生產流通，又是如何被人們使用與解讀。 在文獻理論的耙梳之後，研究者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實際上各個消費者的購買動機及認知態度。經過整理分析發現，消費不僅是單純的購買行為，而能具備反身性思考，依照人們的觀念產生各種社會及文化意義，亦為不同世代自我陳述的方式之一。

不同的作者賦予美麗島事件相關相片差異極大的圖說，混淆了我們對於美麗島事件的認識與記憶。本文的研究目的並非探究美麗島事件的歷史真相為何，而是從保有該事件記憶的相片著手，討論大眾傳播媒介如何運用相片再現此一事件，又呈現了什麼風貌的美麗島事件，以及從中形成了什麼集體記憶。對於美麗島事件的研究鮮少論及影像，因此本文期望能以相片與集體記憶的探討為起點，發現台灣民主化歷程中的軌跡與社會變遷的脈絡。 本研究的重心在於相片與集體記憶的相關意涵與二者之間的關連，應用論述分析的概念為研究取徑，以美麗島事件相關出版書籍中的相片為分析的對象。研究結果發現，相片可以再現真實，卻不一定能再現完整的真實。相片無法保存意義，因此不同的觀者因其知面之差異，與對相片背後社會文化脈絡理解之差別，賦予相片不同的意義，然而一則圖說只固定了相片的一種意義。美麗島事件發生二十年來，不同的解讀並非意味著對與錯的二分，而是反映了解讀背後的時空背景。我們由不同年代美麗島事件相關出版書籍中的相片與其所建構的集體記憶，可以發現歷史詮釋權的轉變，並了解社會脈絡對於相片與集體記憶的影響與重要性，以及台灣社會二十年來的相似與變化之處。 相片這樣的歷史記錄形式讓歷史詮釋有更大且更有力的詮釋空間，相片作為集體記憶表現、保存與傳遞的媒介形式，有助於集體記憶的建構與傳承。然而集體記憶的建構仍須受到歷史記錄的限制，有其不可任意性。因此集體記憶融合了「解剖者」與「拯救者」兩種研究取向，「現在」與「過去」在集體記憶中同樣重要，不可偏廢，二者相互扣連、互相辯證。

台灣與韓國在近代歷史進程上，呈現高度的相似性：兩地經歷了中國清領時期、日本殖民體制時期，接著在二戰結束後接受新政權統治，接著走向長達近半世紀的極權政府型態。面對政治及歷史上的相似遭遇，兩地的文學發展也存在著許多值得對照與對話的學術價值。近年來，「轉型正義」從法學界開始發展，蔓延至歷史與社會的疆界，也讓社會開始追溯過往極權統治時期所發生的國家暴力事件，透過深省使真相再現，並期許大規模侵犯人權的事件不再重演。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一九四七年，韓國濟州島四三事件發生於一九四八年，兩者時間只隔一年，且起因皆與當時對新政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及美軍政託管——的不滿相關；此外，新政權之所以選擇採取大範圍武力鎮壓，亦皆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共產黨勢力滲透的恐懼。此兩起事件據此有了比較的基準點，在高度相似性下能看見當時列強勢力的延伸，是為不可忽視的歷史背景。 　　本文以兩起事件作為起始，探究文學界如何用小說呈現受難者的痛楚與倖存者的掙扎。所選取的文本一時間序分作兩種類型：事件發生當下的再現與事件結束後的創傷。前者具有紀錄與描述的史料意義，後者著重於個體心靈的傷痕與餘生，並結合集體記憶與心理創傷理論，盼能由內在意識重現大時代下文學兼具紀實與美學的價值。

1895年日本殖民臺灣，由於殖民統治需要，臺灣進入近代教育制度的時代。為同化臺灣人，日本人在臺灣所設立的近代普通教育制度主要是以初等教育為主，師範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並非專為臺灣人所設立，主要乃是便利日人在臺升學就讀，順帶籠絡臺灣人。是故，當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時，初等教育不論是在學校或是教職員生的數量與其他三者比例懸殊。這樣的比例，也影響到之後學校撰寫歷史時，對於學校歷史記憶的呈現。由於戰後國民政府自行宣布臺灣人民恢復中華民國國籍，將臺灣納入中華民國的統治之內，使得臺灣的教育制度也納入中華民國的教育制度中。因臺灣先後被兩個不同國家所統治，導致了戰後臺灣學校對於學校歷史的書寫有特殊的現象產生。 教育乃為百年大計。然而戰後臺灣的教育史研究，有一度是向中國教育史傾斜，將臺灣納入中國的教育圈中，不但失去臺灣自身的主體性，也扭曲了臺灣教育史的面貌，這樣的情況直到解嚴之後才逐漸改善。而前述這樣的教育歷史，除了出現在學界的教育史之外，也透過教育，向下傳遞到各級學校對於學校歷史的書寫。透過文獻的探索，可以看見臺灣學校為慶祝校慶所出版的刊物，不論是戰前戰後，雖然皆呈現多元的樣貌，然而當中皆帶有執政者欲傳遞的政治意識型態。掌握學校出版品意識型態的呈現，除了學校當局之外，便是撰寫者的歷史意識。由於撰寫者人數的多寡、身份的差別，導致學校歷史記憶在被選擇的時候有所差異。 從各級學校對於學校歷史的撰寫情況當中，可以知道戰後學校的歷史撰寫深受政治力的影響，因而出現了一些書寫的特殊現象，其中包含了對於日治時代的學校歷史有所切割、遺忘或忽視；除此之外，另有一種在臺灣重新建立，卻移植中國大陸的學校歷史。而影響前述這些學校歷史撰寫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執政者藉由政治力的影響，透過學校歷史的書寫，試圖重置臺灣人的集體記憶，進而聯繫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消彌臺灣的主體性。然而，群眾身體的記憶在威權政治力消退之後，逐漸恢復，學校的歷史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漸漸恢復了原先該有的歷史記憶。

綜觀中華民國現行國定節日的內容，即使這些節日整體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政治性節日所佔比例過高仍是其特色之一，這是討論到相關問題的輿論和學者每每指出來的。究竟中華民國歷經了怎樣的歷史發展過程，使得其政治性節日相較其他國家來得高？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國定節日的政策一方面攸關社會性時間的作息安排，一方面是官定意識型態的象徵。該政策對日理萬機的統治者而言，在眾多更具實際性、急迫性的政策雖然是「旁若末節」的，即便如此，這些節日、儀式政策仍然是政治的範疇之一，是統治者心態的一種反映，是統治者與治下人民互動的一個觸角，可以從中觀察國家權力如何藉此創造出一個社會共享的政治文化。　 　　廣義上的「國定節日」即指被官方所認定具有紀念或慶祝意義及必要，在節日相關法令規章上明白制定者，範圍上首先可包括官方政策制定的節日即政治性節日，其次是民俗節日，最後則是其他人民團體發起的節日或國際性節日等等。本文分兩大部分探析中華民國成立以來，主要是以國民黨政權黨國體制時期為主的國定節日。首先是從比較大的角度，以相關法規為主、時代背景為輔觀察民國成立以來，乃至於戰後臺灣的國定節日政策之整體變遷。其次是從既有國定節日體系中，擇要篩選數個較具代表性的節日，並將之歸納為三個面向加以進行較為細瑣的討論，即：1「國定節日中的傳統與文化」，包括：民族掃墓節／清明節、孔子誕辰紀念日等，焦點集中在觀察黨國體制下的統治階層如何在國定節日中選擇性再現國族歷史的傳統與文化，藉由「復興」的自我宣稱，強調該政權之於過去光榮歷史的延續性；2「國定節日中的國民與國家」，有：國慶日、革命先烈紀念日／青年節和臺灣光復節等，主要在討論統治者如何藉國定節日表述與國家、國民的關係，並且勾勒出該政權預設、理想的國家圖像與國民形象；3「國定節日中的偉人與強人」：國父誕辰／逝世紀念日、蔣總統華誕日、先總統　蔣公誕辰／逝世紀念日等，為特定人物打造專屬的慶祝、追憶場域，藉此強調偉人對民族、國家的勳業，將之（或自我）神化成為國民統合的象徵之一，認為這種符號化的結果有助於強人威權、黨國體制的統治。無論是上述三種面向的哪一種，都為統治權力視作有助於統治正當性的宣稱，以及共同體群眾政治認同的形塑。

本研究透過哈伯瓦克的集體記憶理論作為出發的基礎，觀察三立電視台『福爾摩沙事件簿』節目如何生產與製作記憶，並且分析節目產製的文本內涵。透過產製端與文本端之間的分析與對話，發現電子媒體做為一個歷史的敘事者，生產記憶的作業流程是來自極度有限的經費與時間；更發現影響記憶的形構要素來自於人為偏好的影響力、話題是否具有新聞性、記憶屆滿周年的儀式作用、與影音元素是否充足等外力因素，此外來自媒體外部的政治力量與商業力量也會對於記憶篩選與製作產生影響。透過文本端的探究則發現媒體對於歷史的詮釋過程過於粗暴，簡化了歷史資料的比較與探究繁複的步驟，只以個人片面的價值判斷作為歷史詮釋的憑據，相對造成許多說法失落，此外媒體在有限的工作經費與時間裡，採用粗劣的拼接影像手法完成文本產製，閱聽眾則以媒體重構的記憶版本來理解過去的台灣歷史事件。

日期符號事件近年來頻繁出現在台灣媒體文本中：大眾媒體以日期命名，讓數字符號在眾多論述中標誌相關事件。其中，「520」就是帶有濃厚政治意涵的媒體事件。這一日期符號在每四年一次報章的相關論述中，觸發了集體記憶、認同、與媒體儀式機制，以再現並形塑正副總統就職儀禮，也帶領閱聽眾一同參與和詮釋符號事件。 本文首先藉由520的時間結構分析，劃分出日常生活時刻與關鍵契機(kairos)的差異，彰顯特定時空情境閱聽眾的行動能力——及催生他們自成一個共同體的想像。其次，再藉由520儀式的象徵符號論述，探討在變遷時空背景下的國族想像轉變。 在現今開放性的文化中，520不僅是「言說的符號」也是「行動的身體」。閱聽眾運用520象徵符號連結相關的事件，也在儀式行動中確認符號的意義。所以，520兼備了此二特質，把空間情境、行為轉變隱藏在時間符號開展的過程裡。 綜上所述，本文以論述分析及儀式展演說明520符號的變遷，正是顯現520以人為命名方式，將行動的意圖包裝成讓閱聽眾記憶與見證的歷史，並引領閱聽眾以新時代的價值為名義，建構一個關於美好未來的國族想像。

本文針對國人長期存有的「仇韓情緒」進行研究，並認為這樣的社會集體記憶，一方面固然與台韓雙方長期以來的社會脈絡與歷史環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媒體中介的結果，形成一種Hobsbawm所說的創制傳統。因此經由媒體下手，透過不同時期與不同報紙的運動衝突事件報導，進行資料蒐集分析佐以相關文本生產者訪談，希望勾勒出媒體在這波現象背後所扮演的角色。 　　大致上，從文本的分析後可以知曉，這種仇恨記憶是逐漸的被媒體創制出來，相較於第一時期（1983~1992年）對於韓國較具包容性並以事件為報導基礎，第二時期之後(1992~2010年)，媒體的呈現對衝突事件的追蹤或說明逐漸變少、情緒性的花絮或是形容詞變多，並將衝突事件與韓國或韓國人整體構連，出現明顯的仇視對象。此外，不同媒體在報導上也呈現不同的立場，顯示媒體在面對這類與韓國的衝突事件，並不是如此的單純呈現，有其特殊的考量存在。 　　研究中也發現，在媒體的框架產製過程中，組織的經營考量往往成為文本產製的最終考量，使得仇韓新聞框架以讀者為導向，以新聞商品為前提創制文本。這樣的媒體真實隨著時間的拉長，也逐漸的被認知為一種社會真實，與整個大環境結構變得相互生成，慢慢成為一種「被發明的傳統」，自然地存在於眾人的仇韓集體記憶中，等待下一次的觸發時機並且作為媒體可依歸的新聞商品固定產製公式。

1999年，味全龍在三連霸後意外解散，徒留龍迷無限思念，時至今日，許多龍迷仍在各BBS站的龍隊討論板，尋找、分享過去曾有的記憶。只是隨著時空的變遷，與龍隊相關的消息大幅減少，儘管仍有前龍將在球場上征戰，但他們的今日表現也不再與龍隊直接相關。假使網路中的虛擬社群能夠成為龍迷記憶過往的處所，對龍迷而言，社群記憶的形塑過程為何？社群成員之間又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 不同於過去虛擬社群之研究取徑集中於效果論、控制論的範疇，本論文試著從James Carey的傳播儀式觀點出發，從人類的固有行為，特別是儀式活動中，重新檢視社群記憶的產生與成員關係。研究對象為批踢踢實業坊（ptt）的Dragons板，研究分析之理論基礎包括了Maurice Halbwachs的集體記憶理論、Victor Turner的社會劇理論，以及Turner儀式研究的中介性與交融概念，研究方法為文本分析與深度訪談。 研究發現，奧運期間，針對徐生明爭議所引發的各個討論串內容，不僅彼此扣連，也互相影響著，使得討論串的主題發展，宛如社會劇中的情節更迭。在社會劇的修正行動中，龍迷則在討論串的字裡行間透露出對過去記憶的重組與召喚，目的時常是為了合理現狀、弭平對立與衝突。同時，由於社群管理者的管理態度與對自我職權的認識，讓參與者在取得社群身份，以及為文互動的過程裡，展現出類中介性的特徵，Dragons板也成為龍迷面對社會之不規律性與緊張時，自願而非義務結合的交融狀態。 從研究發現進一步延伸，「龍魂不滅」作為Dragons板的社群記憶，並非指成員之間的共同記憶，也絕非永恆不變。事實上，「龍魂不滅」應視為社群記憶形塑過程中的象徵性資源，此象徵不僅是儀式過程中成員行動的力量來源，象徵意義也可能在記憶重組與召喚的動態過程中，被賦予新的意義。另一方面，Dragons板所具有的類中介性，是龍迷遭逢危機與不安時的自發性結合；Dragons板所以能成為記憶社群，從儀式觀點，社群的參與宛如朝聖，社群的意義以及成員之間的關係，則是在選擇之後產生，也就是交融。

現在台灣的國家（族群）認同正處在一個不明的階段，不僅是族群間有對立的國族意識型態，對第三國－日本的態度似乎也出現族群之間的不同。本研究目的就在瞭解台灣的不同族群之間是否有不同的對日態度，以及族群認同的工具性是否涉入其中。抽樣295位台灣民眾所得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族群認同者確實有不同的對日態度。族群自我認同為「台灣人」者比起其他族群認同類別者給予日本比給予中國更多的好評，另外，他們也覺得中國比較沒有那麼親近，同時也對日本負面歷史行為做出更有利的歸因。此外，台灣人民的台灣意識為其「族群認同」對親日態度預測力的中介變項。研究結果以選擇性遺忘、建構認同及三角群際關係來加以解釋，亦即，後殖民時期台灣人民的對日態度為建構自身認同所展現的工具性態度，目的在對抗主要外團體中國，不能只是解釋為殖民主義的影響。 / This study was set to investigate how people in Taiwan perceive Japan and China differently in terms of their ethnic identities. Taiwan has experienced the Japanese colonial regime and the Nationalist regime consecutively each for about fifty years. Over the century, Taiwan has kept searching for it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hina remains the number one threat to its nation-building project. From 295 sampled Taiwan people, we found different ethnic self-identifiers showe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Japanese. Thos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aiwanese showed most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Japanese, regardless of the fact that they are mostly offspring of people having been through Japan colonial regime. To be more specific, they tended to evaluate Japan better than China, to rate China less close, and to make more “Japanese-serving attribution” when reasoning about Japanese's historical brutalit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oreo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aiwan people's ethnic identitie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Japanese has been found mediated by Taiwan political ideology. The results were discussed by referring to instrumentality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and selective forgetting of collective history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a new ethnic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