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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殖民主義的觀點下，一部「描寫異域」的文學作品，已不再被視為是對殖民地的「寫真」或忠實表現，而是被「解碼」成一種殖民暴力的再現和想像。本論文採取「對位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策略，探討《黑暗之心》這部小說對歐洲文明的批判。本論文的基本觀點是：通過一種「暴力再現」，對他者的論述將導致一種「自我認識」和「自我彰顯」的行動，這種自我理解的行動，是通過以「對他者的暴力否定」為工具而獲得表現的。在西方本體論與形上論的約制架構下，「異文化」的形塑是根據歐洲定做的真理和本質來拼湊的，而不是根據歷史的真實。 《黑暗之心》是一部以非洲剛果為目的地的探險故事，但其內容卻並未觸及非洲的文化與社會。做為一部探險文學，《黑暗之心》是一部「歐洲觀點」的探險，一種固著於種族和帝國的殖民想像。對故事中的主角馬羅和克茲而言，「非洲」不是一個導致歐洲文明崩解的強硬體系，而是一種歐洲與非洲之間「權力滿載」的約定，使得「歐洲式的縱欲」成為現實。 本文第一章討論馬羅「邊界論述」的曖昧性：對非洲的負面呈現夾雜著對帝國主義的軟弱批判。馬羅對殖民主義的雙重態度，正是《黑暗之心》的立足點：在揭發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卑鄙野心的同時，又通過澄清和辯証帝國主義理想模式，鞏固了帝國主義的典型。第二、三章從「後殖民理論」探討「他者再現」的文本權力觀：通過將第三世界化約成西方道德形上學的範疇，西方得以塑造和管制異己的世界，進而再次議定和確認西方世界的優越性。第三章則分析表現在馬羅「猶豫敘事」的風格下，一個「異族」歷史和語言所遭到的凐沒。第四章以自種女性和克茲的非洲女僕為對照，討論《黑暗之心》的女性角色。 本文的結論是，非洲只是一面鏡子，它折射出歐洲人最原始的感官。對他者的塑造就是對自我的確證，異域的前往是一種中心的回返。對歐洲文明的曖昧批判和對他者的「暴力再現」，構成了《黑暗之心》對一個消逝中的歐洲主體的最後眷念。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 literary work depicting alien territories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as truthful portrayals but is decoded as a violence of representation in Western imagination. This thesis employs a “contrapuntal reading”to explore Marlow's vacillations in his critiqu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Marlow's vacillations between corrupted and ideal imperialism, a concrete world of the other hemisphere is rendered silent and invisible in Marlow's narrative. The Africa and Africans are invisible in that they are transformed into a negative and abstract category which contributes to Marlow's moral and metaphysical meditations. Through a negat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frica as an alien other which holds the wicked power the Europe does not possess, Marlow achieves his self-revelation and maintains his European identity. Africa is relegated to a category opposite to the West and is deprived of any concrete reality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Africans are reduced to function as a negative mirror which reflects the primitive psyche of the European self. The first chapter explicates the ambiguities of Marlow's narrative which is located in a border terrain, a tension between his disclosure of a ferocious imperialism and his ineffectiveness to criticize. Marlow takes an ambiguous stance to imperialism; he offers contradictory versions of imperialism: one a harsh denunciation of imperialist exploitation, the other a reluctant endorsement of imperialist civilization. The effect of his vacillations is his appeal to cultural and racial solidarity.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chapters examine the fiction from the viewpoints of post-colonial theories as formulated by Edward Said. The purpose of these two chapters is to unveil extreme subjugation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in the racial Other deployed among Marlow's reflective narration of vacillations and hesitations. Chapter four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as a negative trope in the fiction. Both white women (the Intended and Marlow's aunt) and the native women (Kurtz's African mistress) occupy marginal yet essential parts in Marlow's narrativ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Heart of Darkness participates in the very ideology the fiction attempts to expose and destroy. Despite Marlow's effort to step outside the circle of imperialistic premises and to expose their fallacy, ther are still blind spots to the most acute and sardonic critic's perception.

平路是當今台灣文壇一位傑出的女性作家，除了創作小說，也出版散文及評論集，著作豐富。1970~1980年代是台灣女性作家開始大量創作的時期，不論質與量均豐，受學院肯定，而平路從1983年〈玉米田之死〉獲獎，至今持續小說創作，對台灣社會的關懷是她一貫的堅持，以台灣歷史作為小說背景或小說題材成為她的創作素材。平路書寫台灣歷史，融入文學手法，想像小說情節和歷史事件上未出現人物，化作一篇篇的小說，此種歷史想像是平路小說的特色之一。本論文從平路的生平和經歷出發，追溯其內在心靈的轉變，影響作品風格轉變，並醞釀歷史小說和台灣歷史小說的誕生，將平路小說中出現台灣歷史事件的篇章提出，予以集中討論，深究平路小說中的台灣歷史想像意涵，而近期出版的《婆娑之島》，運用新歷史主義觀點和後殖民書寫深入析論，並探討《婆娑之島》的藝術表現，從其寫作脈絡勾勒作者建構台灣歷史小說的意圖，彰顯《婆娑之島》的小說藝術成就，整體呈現平路作品中所呈現的台灣歷史想像意義，建立平路的台灣歷史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本論文探討電影敘事中的新移民女性形象，是否如後殖民主義批判所述地將「外籍新娘」再現為弱勢的「他者」，以彰顯主流族群的主體優越性。新移民女性被再現為弱勢的國族、文化、性別、階級的「他者」，台灣對於新移民女性的負面建構，反映了普遍存在的貶抑「第三世界」的價值觀。 除了影片中新移民女性的負面再現部份，本研究發現少數影片試圖轉化新移民女性之形象，記錄著新移民女性的賦權過程。飄洋過海的新移民女性從沉默失語到自主發聲，也展現了新移民女性從受害者形象到能動者的可能。 隨著移入台灣的新移民女性人數越來越多，但主流意識卻將她們視為從屬地位的、聲音被隱沒的，甚至是較為低劣落後的「他者」，成為了文化政治角力弱勢的一方。多元文化主義的視角目標在於尊重文化之差異，作為一個思考的途徑以反省主流社會的文化政治現象。但並非理想化地提倡多元文化視角，即能改善現行狀況，惟有在新移民女性享有其他完整與平等的公民權，才能真正從多重的弱勢困境中解脫，台灣也才能成為一個更尊重並實踐多元文化的社會。

西方自從1970年代末期逐漸重視華語電影，國內外影評、輿論經常以「中國電影熱」形容這個現象，本研究將此現象置入歷史文化的脈絡中分析，認為這個現象肇因於當時西方面對封閉而陌生的中國，一種交織過去文化想像、殖民經驗、神秘氛圍、現實需求（戰略考量、廣大的市場）所形塑的心理動機，並展現在許多不同領域，而電影「中國熱」是在此情況下的一個環節。 另一方面，本研究以「中心╱邊陲」的後殖民思考架構，視「中國熱」現象為華語電影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的四個階段－「重新被發現、新電影運動與西方中級影展、納入主流藝術電影院線、與好萊塢電影工業接軌」。同時，本研究也將進一步探討背後的文化意涵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 Since late 1970s, the Western has gradually put more and more concentration on the Chinese films. The film reviews and the public opinions always regard the phenomenon as the “Chinese Cinema Fever”. This article, on the one hand,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eins. While facing China, a state once made the western feel so distant and unfamiliar before, a kind of mentality in the “Western” has been molded by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colonial experience, mysterious atmosphere, and realistic demand (such lik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and large-scale market, et al.), and displayed in the various fields. Meanwhile, the “Chinese Cinema Fever” is being a part in such complicated situ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henomenon, the Chinese Cinema Fever in the Western Film Festivals since late 1970s, will be consider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enter-Periphery” and be regarded as a process of the Chinese film toward the world, which is composed of re-discovering, re-emphasizing, including into the mainstream in the system of the Art Theatre. Nowadays, the Chinese films have turned into a part of the worldwide culture and universal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I would like to go a step further to discuss the cultural meanings behind the appearance.

八十年代是香港電影工業的「黃金時期」，電影的類型也可說是「百花齊放」，當中包括了一批以「殭屍vs. 道士」為結構的電影，並廣受歡迎，直到九十年代初衰落。本論文就是以這批電影為研究對象，先借助電影研究中的類型研究的框架，從體裁說明這批電影本身就能自成一個類型／次類型──「恐怖喜劇」，繼而集中分析殭屍和道士這兩個主要角色，並指出這批電影其實是呼應著香港後殖民處境複雜的中港關係。 本研究提出電影中的殭屍和道士都是來自中國的「他者」，而且帶有不同程度的「怪物 性」，因此形成了不同的「自我」與「他者」的權力結構和張力。本文借用了後殖民研究的「我──他」框架以及怪物研究的「怪物性」概念，進一步解讀殭屍和道士的獨特性。最後，本文提出整個類型其實是以香港為本位，透過「馴化」殭屍和「吸納」道士來處理不同「中國他者」所引起的情緒與張力，並在流行文化中實現了中港融和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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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主義一般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產生的殖民主義研究，在前被殖民國家紛紛獨立的背景下，後殖民主義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批評理論，崛起於全球化時代的人文學科領域。在諸多後殖民文化類型之中，雷鬼音樂源自加勒比海地區，被定位為世界音樂的一支，其發展的歷史及地理因素，與前被殖民國及宗主國之間的文化現象交互影響。本研究以歐洲雷鬼樂發展最為盛行的英法兩國為例，用後殖民主義闡述前英屬與法屬國家中特有的雷鬼文化現象，試圖探究該文化背後的關注議題並據此歸納結論。

壹 研究目的 本文以「後殖民與民族主義：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之構成」為題目，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五：一、探討「後殖民主義」理論及其與中國大陸教育的關係內涵，特別是其對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反思與批判，期能藉此以進一步擴充教育學方法論的研究領域；二、分析在後殖民批判向度下民族主義的不同類型，並探討中國大陸以國家中心為主的民族認同教育的特性及其歷史文化背景；三、審視並反思在「後殖民論述的概念架構下，不同形式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意義、性質、任務與內涵；四、闡述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意涵、特性，並說明這種與資訊化、全球化時代相配合的愛國主義教育，其實質乃是公民教育的真諦；五、歸納研究發現，並重構合理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一方面先建立現代意義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另一方面再朝轉化成全球化時代的公民教育方向努力，以作為今後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轉型或實踐工作的參考，而這種合宜的公民教育亦有助於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 貳 研究架構 本文以後殖民論述途徑為主要架構，兼採歷史詮釋分析途徑、全球化論述途徑和意識型態批判途徑，冀能超越中共把民族主義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困境。本文的論述內容，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六章結論外，主體結構大致上分成下列三部份： 其一，理論與背景部份：第二章，適用於中國大陸教育研究的後殖民理論。第一節則從後殖民主義與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國家教育的關係作為分析起點，承續上一章的一般性愛國主義教育理論文獻之探討，試圖超越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兩種對立的愛國主義教育，且能在全球化時代建構現代中國具有後殖民思維的公民教育；第二節則探討後殖民主義論述及其與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教育發展間的關係內涵，特別是在第三節中將其對愛國主義教育理論進行批判與反思，期能藉此以進一步擴充中國大陸教育方法論的研究領域。第三章，民族主義類型論與愛國主義教育的背景。分析在後殖民批判向度下中國與西方民族主義的兩大類型，並探討現代中國民族認同的建構基礎與其歷史合理性，以及中國大陸從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到鄧後時期愛國主義教育的歷史文化背景。 其二，理論的印證部份：第四章，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基礎的民族主義，包括第一節以階級民族主義為主軸的愛國主義教育，第二節以國家民族主義為依托的愛國主義教育，與第三節以文化民族主義為憑藉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就是說，我們從中共官方文件、出版刊物與相關專書中，考察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內容，可分三大塊，即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同時，筆者審視、反思在後殖民主義論述的概念架構下，並輔以意識型態批判途徑與全球化論述途徑，探討中國大陸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等三種不同型態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之意涵、性質與任務。基本上，中共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一方面不斷深入世界經濟大循環之中，被資本主義全球化所納編，但另一方面又強調要防止來自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和平演變」。而其用來作為抵擋西方文化價值觀滲透的基礎乃是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已較甚少標榜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了。 其三，展望與結論部份：第五章，筆者歸納研究發現，提出現今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難題與反思，並至盼中共當局能順符中國大陸社會變革與發展對教育的要求，以及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潮流，用公民教育的概念來代替愛國主義教育的概念。最後，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和作為；亦即，筆者嘗試提出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理念與精神，作為中國大陸欲與世界接軌時必須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轉型之參考。 參 研究發現 一、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特點 ※　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一）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堅持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意識型態教育。 （二）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強調階級鬥爭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 （三）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加強國際反帝、反霸和反「和平演變」的教育。 ※　國家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四）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五）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　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六）愛國主義教育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七）愛國主義教育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歷史與傳統文化。 （八）愛國主義教育要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旗幟。 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難題 （一）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擺脫階級民族主義的束縛。 （二）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正視國家民族主義的侷限。 （三）愛國主義教育必須迎向後民族主義的挑戰。 肆 展望 一、後殖民主義對中國大陸教育研究的啟示 （一）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重建主體性教育。 （二）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喚醒人文精神教育。 （三）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形塑公民社會教育。 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轉型 （一）全球化時代宜用公民教育來代替愛國主義教育。 （二）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公共領域讓傳統民族主義轉化為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 （三）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和作為。

長期以來，因為「九七回歸」、「一國兩制」等因素，台灣對香港的政治研究，多半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上層的政治制度，如行政長官（特首）、立法會的選舉和職能，亦或是政治民主化的討論。本文認為，一個地方的基層政治，如何的發展？具有什麼樣的成長過程？才是影響其政治文化產出的基礎。因此，本文以Lefebvre、Soja的空間理論、後殖民學者Chatterjee的政治社會理論，做為進入香港基層政治田野中的認識論基礎；透過歷史和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的途徑，以區議會和區議員做為研究標的，來瞭解現今香港基層政治的面貌與對於香港政治文化發展的意義。 / 研究結果發現，香港雖然經歷了1997年的「解殖」，但因為來自《基本法》和「主權」的制約因素，所以基層政治制度發展仍然無法脫離過去殖民時期的脈絡。區議會擁有在最多數直選代表的組織，仍是被「吸納」、「鎖進」特區政府的地方行政管治主導架構當中，讓區議會只能發揮它代表基層民意接受來自特區政府的「諮詢」，而無法在制度上發揮充份制衡或影響行政權的能力。這符合了「政治社會」對於後殖民時期下的政治制度與底層人民參與之間距離的解釋。此外也發現，1997年之後來自於中國的新移民，在漸漸取得香港選舉的投票資格之後，也將開始影響未來香港的選舉和政治發展。 / 雖然香港的民主派持續地將民主制度、普選制度，放在香港政治發展過程中，作為一個很重要的追求目標。但是從回顧過去歷史的發展，到現在香港基層代議政治運作，以及未來發展的模式來看；代議民主、地方自治的那種「自主性」，並不是香港基層政治制度演變的重心。而基層民意代表組織對於民眾的意義，也集中在於提供類似「社會服務」的功能。即便所謂擴大區議會職能的改革計劃，也是包括在「地方行政」的思維中來推行，區議會仍然是輔助「行政權」的「委託」組織，而不是有能力和行政權並行的「自治組織」。如此，這就是本文所言，在民眾、區議會和區議員對於地方代議組織，角色認知的「異化」。毫無疑問地，這樣的「異化」，對於如民主派想建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有不小的落差。甚至最後就有可能將解殖後的香港政制，不斷地鎖回到殖民時期的風貌上。而這究竟是集體政治文化的選擇？亦或是主權者有意識的操作？不可否認的，本文認為，這兩種特性都存在於現在香港的基層政治文化當中。區議員的價值和地位，因為角色認知的「異化」，有可能不會更加弱化，但暫時似乎也找不到往地方自治方向再提升的動力了。脫離了殖民統治之後，香港市民應該有更多的正當性可以藉由選舉投票、公民集體運動來展現他們的聲音；香港未來的政治文化會往哪個方向走，現在的基層政治將會是塑造的起點。 / For a long term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Handover in 1997”,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aiwan’s political research on Hong Kong is usually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upper layer, for example,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r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election and function of Legislative Council, or the discussion on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is article, it was thought that how the Local Politics is developed, what kind of growth process it has is the basis to affect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utput.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the Space Theory of Lefebvre, Soja, the Political Society theory of Post-colonialism Chatterjee is used as the basis to enter the rural epistemology of the Local Politics of Hong Kong; through the path of historical and social new system principle, District Council and District Councilor are used as research target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current Hong’s face of Local Politics o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 It is found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 that although Hong Kong has passed through the ”de-colonialism” in 1997, yet because of the limiting factors from “Basic Law” and ” sovereignty”, its development in Local Politics system still can not escape from the past path of colonial period. District Council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owns the largest number of directly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yet it is still ”absorbed”, ”locked into” the main structure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government of the Special Region Government; therefore, District Council can only exploit its function to represent the people’s opinions to accept the ”consultation” from the Special Region Government, and its capability to fully balance or affect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he system can not be exploited. This meet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bottom layer in the post-colonialism period from ”Political Society”. In addition,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fter 1997, after the gradual acquisition of the election right in the local election of Hong Kong, they start to affect the future elec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 Although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Hong Kong continues to put democratic system and general election system in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ong Kong to be used as a very important pursuit target, yet if we take a look from a review of the pas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 the to the basic representative politic operation in modern Hong Kong, as well as future development model,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autonomy”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s not the evolution center of Local Politics system in Hong Kong. Meanwhile, the meaning of the basic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public’s opinion is centered around the supply of the function similar to ”social service”. Even the improvement project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function of District Council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thinking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District Council is still a “consigned” organization to assist ”the administrative right” but not a ”Self-government organization” that has both 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right. Therefore, this is what is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this is ”alienation” among the public, District Council and District Councilor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local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and role. No doubt, such ”alienation” has a pretty much gap to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going to build. It is even possible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Hong Kong after de-colonial period is continuously locked into the look in the colonial period. But is this the choice of group political culture or the conscious operation of the top level people who owns the power? Undeniably, it is thought in this article that both these characteristics all exist in the current Local Politics culture of current Hong Kong. The value and position of District Councilor, due to the ”alienation” of role recognition, might not be further weakened, but it is temporarily difficult to find power for the enhancement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fter the escape from colonial governing, residents of Hong Kong should have more justification to send out their voices through voting in an election and the civic group movement; where the future politic and culture of Hong Kong is going to head toward, the current Local Politics is going to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its final 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