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研究目的 本文以「後殖民與民族主義：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之構成」為題目，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五：一、探討「後殖民主義」理論及其與中國大陸教育的關係內涵，特別是其對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反思與批判，期能藉此以進一步擴充教育學方法論的研究領域；二、分析在後殖民批判向度下民族主義的不同類型，並探討中國大陸以國家中心為主的民族認同教育的特性及其歷史文化背景；三、審視並反思在「後殖民論述的概念架構下，不同形式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意義、性質、任務與內涵；四、闡述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意涵、特性，並說明這種與資訊化、全球化時代相配合的愛國主義教育，其實質乃是公民教育的真諦；五、歸納研究發現，並重構合理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一方面先建立現代意義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另一方面再朝轉化成全球化時代的公民教育方向努力，以作為今後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轉型或實踐工作的參考，而這種合宜的公民教育亦有助於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 貳 研究架構 本文以後殖民論述途徑為主要架構，兼採歷史詮釋分析途徑、全球化論述途徑和意識型態批判途徑，冀能超越中共把民族主義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困境。本文的論述內容，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六章結論外，主體結構大致上分成下列三部份： 其一，理論與背景部份：第二章，適用於中國大陸教育研究的後殖民理論。第一節則從後殖民主義與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國家教育的關係作為分析起點，承續上一章的一般性愛國主義教育理論文獻之探討，試圖超越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兩種對立的愛國主義教育，且能在全球化時代建構現代中國具有後殖民思維的公民教育；第二節則探討後殖民主義論述及其與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教育發展間的關係內涵，特別是在第三節中將其對愛國主義教育理論進行批判與反思，期能藉此以進一步擴充中國大陸教育方法論的研究領域。第三章，民族主義類型論與愛國主義教育的背景。分析在後殖民批判向度下中國與西方民族主義的兩大類型，並探討現代中國民族認同的建構基礎與其歷史合理性，以及中國大陸從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到鄧後時期愛國主義教育的歷史文化背景。 其二，理論的印證部份：第四章，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基礎的民族主義，包括第一節以階級民族主義為主軸的愛國主義教育，第二節以國家民族主義為依托的愛國主義教育，與第三節以文化民族主義為憑藉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就是說，我們從中共官方文件、出版刊物與相關專書中，考察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內容，可分三大塊，即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同時，筆者審視、反思在後殖民主義論述的概念架構下，並輔以意識型態批判途徑與全球化論述途徑，探討中國大陸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等三種不同型態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之意涵、性質與任務。基本上，中共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一方面不斷深入世界經濟大循環之中，被資本主義全球化所納編，但另一方面又強調要防止來自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和平演變」。而其用來作為抵擋西方文化價值觀滲透的基礎乃是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已較甚少標榜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了。 其三，展望與結論部份：第五章，筆者歸納研究發現，提出現今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難題與反思，並至盼中共當局能順符中國大陸社會變革與發展對教育的要求，以及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潮流，用公民教育的概念來代替愛國主義教育的概念。最後，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和作為；亦即，筆者嘗試提出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理念與精神，作為中國大陸欲與世界接軌時必須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轉型之參考。 參 研究發現 一、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特點 ※　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一）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堅持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意識型態教育。 （二）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強調階級鬥爭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 （三）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加強國際反帝、反霸和反「和平演變」的教育。 ※　國家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四）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五）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　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六）愛國主義教育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七）愛國主義教育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歷史與傳統文化。 （八）愛國主義教育要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旗幟。 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難題 （一）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擺脫階級民族主義的束縛。 （二）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正視國家民族主義的侷限。 （三）愛國主義教育必須迎向後民族主義的挑戰。 肆 展望 一、後殖民主義對中國大陸教育研究的啟示 （一）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重建主體性教育。 （二）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喚醒人文精神教育。 （三）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形塑公民社會教育。 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轉型 （一）全球化時代宜用公民教育來代替愛國主義教育。 （二）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公共領域讓傳統民族主義轉化為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 （三）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和作為。

本研究從中國傳統民族思想、中共建立大陸政權前的階級認同和民族認同、建政後的對外政策、「一國兩制」及少數民族政策等層面入手，沿著中共黨史的脈絡對中共的民族認同和階級認同進行梳理，以期找出後冷戰時期中共民族認同的形態和層次。通過對中共民族認同的形態和層次的認識，本研究也試圖比較中共先後於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兩次在全大陸範圍宣揚「愛國主義」的意涵。本研究發現五十年代中共的「愛國主義」意涵重視劃分「勞動人民」、「無產階級」和「專政對象」、「階級敵人」，而九十年代之「愛國主義」只強調區分「公民」「愛國同胞」和「反革命動亂暴亂份子」。因此，中共意識形態在後冷戰時期可說是較淡化其階級認同，更多表現出其民族認同。

2014年12月的「雨傘運動」中，不時看到「支持本土、以香港為家」的口號和標語，如「自己香港自己救」、「守護香港拒絕沉淪」以及「撐(支持)香港」等等，都反映出年輕一輩對香港的歸屬情感，顯示出本土主義是這場運動論述的核心內涵，意在對抗北京的愛國主義論述，同時也反映出本土意識是目前香港認同與社會集體想像的重要內容。本論文採取文獻分析法，旨在針對透過公共討論中與香港身份認同相關的論述進行脈絡式分析，探討香港身份認同的演變，剖析香港社會自英殖時期至今關於香港人的集體想像。本論文針對英殖管治時期、戰後至回歸、一國兩制實施至今三個主要歷史時期進行研究，探討香港人的集體認同及其演變。本研究結論指出，強調多元族群社會想像的認同論述有助於形塑具包容性的香港本土認同。 / In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nativism, aimed to contest with the patriotism advocated by Beijing, appeared to be the core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movement. It is embodied in slogans such as ‘Supporting the native; Hong Kong is our home’ and ‘Preserving Hong Kong.’ This reflects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the Hong Kong youth. Nativism therefore appears to b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imaginary of Hong Kong. This dissertation, through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discourses on Hong Kong identity, aims to probe into Hong Kong identit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cluding the period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the period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to the 1997 handover of Hong Kong, and the period when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is practiced in Hong Kong. In the conclus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 nativist discourse that emphasizes multiethnic social imaginary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an inclusive form of Hong Kong identity.

哈伯瑪斯的政治哲學不僅綜合了當代的許多學科與理論，同時也具體地回應二十世紀許多的政治問題。對於哈伯瑪斯的研究，一直以來可分為許多的切入途徑：現代性、批判理論、論辯倫理學、交往行動理論、歷史唯物論或審議式民主等，那麼究竟有沒有一個「整體的」哈伯瑪斯？ 本文的工作便是在回答如何詮釋一個整體的哈伯瑪斯，而研究採取三個層次來鋪陳與推演：普遍性的問題—哈伯瑪斯的「基源問題」何在？特殊性的研究途徑—交往行動理論如何架構起現代社會的批判功能？個別性的判斷—二十世紀的政治問題哈伯瑪斯如何進行回應？此三個層次環環相扣，從第一章現代性的思維特徵與方法、第二章交往行動理論詮釋現代社會之構成，以及開展新的批判之動力，到第三章現代性思維方式的重建與交往行動理論應用到具體的政治問題上，可以見到本文所力圖詮釋的「現代性政治哲學」之意義。 首先，第一章對「現代性」此一頗具爭議的概念進行解釋。哈伯瑪斯考察了啟蒙哲學以來人類的思維狀況，並且從康德、黑格爾與馬克思三人身上，區分出其各自的方法：理性批判、倫理的自我反思，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哈伯瑪斯進一步拓展，批判了此三種模式的困境，也提出了其後形上學的「方法」。第二章從現代性的社會學理論著手，韋伯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架構，而此為法蘭克福學派所一脈相承，然而，連接第一章的後形上學方法來看，社會學理論的概念架構也必須進行重建；哈伯瑪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重新回答了「理性之行動」如何可能的問題。第三章從基本問題意識與理論架構的確立，進入政治哲學之判斷；本文將現代性的政治哲學理解為「一元與多元之關係」，而哈伯瑪斯最重要的貢獻，便是提出如何理解「一元秩序」的新可能性。然而，此種新的「一元」之思考，在哈伯瑪斯一生的思考架構中乃是前後一致的，不僅回應了「後形上學」方案，也連結起早期的「公共領域」，以及近期法哲學之研究、「憲政愛國主義」與「後民族格局」等思考。

本研究以普丁於2012年後所提出之「傳統價值」──東正教、愛國主義與中央集權為出發，在其談話與文件為基礎上，以文獻分析法分析自2000年以後普丁執政以來之傳統價值意涵。並以歷史研究方法分析，其所提出的傳統價值在俄羅斯歷史上的意義與形成模式，以及在俄羅斯歷史上的作用，並藉此比較傳統價值在普丁執政期間的復甦現象，以及探討其意欲復甦傳統價值的原因、目的與政策執行。 /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balues by Vladimir Putin since 2012. Various documents including speeches by Putin since he first took presidency in 2000 are analyzed to decode the true meaning of what the Russian leader considers a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Russia. The study explores the evolutions of Orthodoxy, patriotism and government central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 compares them with the modern defini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today, and by analyzing how Putin proactively formulates his policies to resurrect these traditional values, the study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reason and intention of Putin’s such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