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目的，在於明瞭目前台灣社會生活特質是否已趨向現代化發展，同時探討這種發展速度在各層面是否不同；及大眾傳播媒介是否因選擇新聞差異，反應不同的現代性特質。 中央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是本研究藉以探討台灣現代性的傳播媒介，並以這三家報紙民國六十七年全年及六十八年一、二月報紙中第三版的內容為調查分析的對象。因為時間與金錢的限制，僅能就這段期間的所有第三版抽出一五九份，作為研究的調查樣本。三家報紙的第三版包括有新聞報導與專欄，這些資料主要是有關發生於台灣社會的事件與問題。在一個變遷中社會，現代性發生與傳統性的改變，將會顯示著問題與事件，因此，第三版的內容是探討台灣社會，現在階段之社會秩序的一種有用來源。 資料分析過程，以百分比說明現代性與傳統性取向，以凱氏平方說明二者差異，並用列聯系數觀察現代性與其價值指標的關係程度（傳統性亦然）。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社會的生活特質已趨向現代性發展，傳統性特質在減弱中；這種發展在各個社會生活特質層面的程度並不一致；參與、成就與時間觀念的現代性取向較多，而理性及效率之現代性發展仍未顯著；三家報紙中，以中央日報反映現代性最為強烈，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較弱。同時正時間、參與及成就觀念之現代性反映，三家報紙尚能一致；在效率與理性特質卻不甚一致，中央日報的效率反映趨向現代性，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趨向傳統性：理性方面中央日報及聯合報趨向現代性，而中國時報趨向傳統性。 三家報紙因本身之目的與性質的差異，影響了它們對於現代性與傳統性的報導有不同的強調。這可能影響媒介促進現代性發展的協調步驟。又現代化中兩個重要層面「效率」與「理性」的發展仍嫌不夠，媒介似應發揮其增強的功能，以加強它們的發展。

Giddens曾指出，現代社會或說現代社會晚期的特徵，是透過兩種方式表現出來的：在外延方面，是範圍十分廣泛的全球化方式；在內涵方面，則是一種十分集中和個人化的方式，它們正在改變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帶個人色彩的領域。（Giddens & Pierson,2001：95）換言之，在現代性的脈絡下，公領域的重大變革也無可迴避地滲透入私人生活的領域了，而其中親密關係的民主化正是最主要的轉變之一。 有鑑於此，Giddens為現代社會裡親密關係的轉變專門著了一部書（即《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加以討論，而屢屢和Giddens合作，共同鼓吹「第二現代」（the second modern）、「反思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等理論的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也和他同為社會學家的妻子Elisabeth Beck-Gernsheim共同撰了《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書，來探討愛情在現代社會的嶄新樣貌。 正是因為他們都發現面對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研究者需要理論典範的轉移，才能更充分掌握現代社會發展的脈動及人們所面臨的問題。因此，他們所關照的愛情議題，已不再單從家庭社會學或是女性主義思想的角度去討論愛情，而是根據他們對整體「現代性」的分析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去探索愛情與現代社會兩者之間的關係。因為對他們而言，從愛情，就可以看到整體現代社會運作的特色及發展的問題。 本研究正是延續上述「從整體現代性的脈絡中觀察當代愛情的特色，反之並從當代愛情的樣貌中窺探整體現代社會的運作與發展」這樣的出發點，透過這篇論文，意圖把學術的觸角探入與庶民生活更接近的流行歌曲領域中。藉由對流行歌曲之歌詞的分析，本研究的目的有二： (一) 西方的社會學者Giddens和Beck兩人都對當今這個高度現代社會的愛情做出了相當細膩的論述，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把研究的焦點集中在最近這一、兩年以來的國語流行情歌之歌詞內容，透過大量的歌詞材料，深入去剖析其中所透露的當代愛情特質和普遍意識，以玆對照Giddens和Beck他們對於「現代性」之下的愛情之論述，驗證社會學理論的觀察是否得到支持；此外，也幫助我們在理解歌詞中所傳達的想法時，有更深刻的視角和分析工具。 (二) 本研究還將透過不同時期國語流行情歌之內容的比對，從而檢驗現代人關於自我與愛情的觀點是否已經產生了變化，如果有，那麼又是怎麼樣的變化；以求能更深入的對現代愛情做出觀察，理解「現代性」對台灣社會中的兩性關係所造成的影響與作用。

在香港文學史的撰著中，無論是劉登翰先生或是王劍叢先生，都將劉以鬯定位為「現代派」作家。這一現象不僅呈現出劉以鬯創作上的「現代性」，同時也因為界定了劉以鬯作為「香港作家」的地位，其創作中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香港性」。對於劉以鬯及其小說，若以「現代性」與「香港性」兩個方向去認識，雖然看似想當然爾，實際上卻沒有研究者對此展開進一步的思索。這當中的「現代性」與「香港性」，與劉以鬯的文學活動和寫作理念及風格，是否可以找到內在聯繫，進而影響、發展成為他創作的泉源，是本論文主要探討的問題。因此，筆者透過文本的細讀，輔以作家的訪談錄、自述與傳記，詳實而周延的闡明劉以鬯小說的主題核心，並對於他的創作、思想進行系統性的關照。 在章節的安排上，本文第二章整理了劉以鬯的文學活動，並對他的作品進行分期；第三章專論劉以鬯的寫作理念與創作風格；第四章探討劉以鬯小說中「現代性」的承繼與開創；第五章則著眼討論劉以鬯小說所呈顯的「香港性」，以及劉以鬯對香港社會的批判、想像與再現。第六章結論部分，則總結各章之研究成果，並提出研究局限以及可供進一步探討之論題。在討論香港現代主義文學時，之所以將劉以鬯視為首要提及的作家，即是洞見他小說中既「香港」又「現代」的特質。本文在這種宏觀認識的基礎上，進行較為細微的時代背景聯繫，以及文本所具體呈現的內涵闡述，點出了劉以鬯小說中「現代性」和「香港性」所產生的背景，也藉此更反向肯定了劉以鬯作為「香港現代主義小說家」的地位。

Max Weber以「暴力的壟斷」、「制度性的支配聯合體」（Herrschaftsverband）與「職業官僚」定義「現代國家」，即。這個定義背後似乎隱含了「凡是武力壟斷即現代」、「現代必武力壟斷」及「古代不是武力壟斷」。依此，「現代性」具有時序意涵。 本文從歷史上中國的財政與兵的關係類別，以「攤派模式」、「數目字管理」、「人身關係管制」及「非人身關係管制」四項，檢視「傳統／現代」之差異，說明中國古代也符合「現代性」的特色，現代性實際上是一種條件而非「時序」。Max Weber所定義的「現代國家」武力壟斷概念應與時序概念無涉。

D. M. Thomas的小說白色旅店(The White Hotel)以一位受納粹迫害的猶太女性麗莎鄂德曼(Lisa Erdman)的故事為主軸，期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透過醫生病人的對話，對於現代性思維過於強調工具理性的不足之處進行批判性的思索。並以此探討納粹大屠殺的發生與西方邏輯思考的局限性與排他性之間的關聯。 白色旅店共分成三大部份：麗莎的精神分析（包含麗莎的夢境，佛洛伊德的觀察、治療、解夢的敘述，以及麗莎在後續的信件中對於診斷結果的質疑）、身為大屠殺受難者的麗莎對於大屠殺的紀錄、以及最後引起諸多爭議的一章。本論文企圖由德勒茲的理論之中，慾望流動與對精神分析的批判出發，審視小說中的兩大主題，其一是工具理性的排他性。其二則是對於文學創作以納粹猶太人的大屠殺為題材所引發之爭議的省思。 第二章討論的是麗莎作為一個慾望流動的主體，如何展現自己以對抗現代性的排他性。第三章則進一步探討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不可依賴性以及其缺失。第四章則討論將歷史的受難訴諸於文學創作所引起的爭議。並進一步肯定，作為一種文類，小說的題材亦提供另一種不同省思猶太人大屠殺的模式。 /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D. M. Thomas’s The White Hote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ritique on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as well as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Holocaust in order to reflect on the imperfections of modernity. Diagnosed as an abnormal subject, the protagonist Lisa seeks help from the fictional Freud. However, the analyst persists in the thought that her symptoms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her lost memories of the past as well as her terrible relationship with her parents, ignoring the fact that Lisa’s Jewish identity has been the major factor for her physical pains and her mental vulnerability. By employing Deleuze and Guattari’s critique on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I intend to have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wo themes in The White Hotel: one is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based on the excessive reliance on rationality and scientific belief, and the other is the Holocaust as well the problems derived from th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ssacre.

本文深入分析了夏宇、零雨、鴻鴻的記憶／失憶書寫，以及三位詩人間的結盟系譜關係。藉由三位詩人的案例考察，除了可以反芻後現代性之於詩的嶄新思索，同時也釐清了某些在歷史進程中被過度障蔽的「真實」。 　　在選擇性的記憶，和創造性的遺忘之間，詩人究竟如何透過各種光怪陸離、出神入化的技藝，涉入歷史、真理及謊言的罅隙，考掘記憶的「真實」，將是本文至關重要的核心。本文分別深入夏宇、零雨、鴻鴻的文本之中，詳細論述三人各自的創作本色，並總結歸納出記憶的技藝，彷彿剝洋蔥般，層疊褪盡，直抵記憶。 　　夏宇透過喧嘩炫眼的效果聲東擊西、魚目混珠。詩是密碼，是秘密通訊的猜謎，同時更是夏宇祭以媚惑，保全記憶的障眼法。在不斷絕版改版、剪字譯字的大膽舉止背後，除了試探字／詩此一古老文明技藝的延展性，索性要求神聖斂首，縱容抒情傳統潰堤，並拿現代推翻現代，以現在開墾現在。縱然大而殘破的記憶魅靈，頻頻召喚著亡羊補牢的殘念，但詩，永遠將會是抒情主體年老色衰緬懷流年之際，最最奮不顧身、在所不惜的背叛。 　　零雨不斷逆溯著父系血脈的城鄉國族，企圖在古典衰朽前夕的曦光中，俯瞰未來的黑暗。即便到最後，一切吉光片羽的記憶，終將朝不保夕分崩離析，成為虛無的供物。零雨甚且義無反顧自囚，淪成箱女，在劫難逃。記憶的旅途，瞬息風雲變色，代際成無盡的流亡，抒情主體退無可退，唯有嫁入黑暗，以明哲自保。而後來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也悉數在記憶的陪葬中，成為預先寫給未來的訃文。 　 　　鴻鴻早年的詩，深具童話新編以及諧擬式的「突降」（bathos），究其目的，乃是為了穿越歷史的迷霧，揭穿記憶的啞謎，致使舊日傷痕的遺緒湧出破口，讓抒情主體利用各式技藝長驅直入。詩，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起承轉合，到後來，愈是表面宣告事不關己，愈是無可迴避地錯肩迎擊；最終，不得不演變成巨大的炸彈反撲。反抗詩學的建立，除了象徵鴻鴻創作意圖的斷裂，同時更是推己及人的革命體現。此舉在當今歷史結痂、戰爭遍野的現世，真可謂深具微言大義。 　　記憶之為記憶，正來自於失憶的驚心動魄。遂而，在一次又一次剝開記憶洋蔥的片刻，忍不住鼻酸淚流……那正是詩人最誠實的自剖。自剖的過程裏，我們或可尋找到，詩人在後半輩子所能給予（自己和他人的），最慈悲的原諒。

本文論析日治時期新文學小說「戀愛」敘事的變化歷程，探討作為新文學書寫者的新知識分子，基於社會啟蒙使命與個人意識解放之雙向追求的觀照視角，在小說創作間將具有現代性意涵的「戀愛」，由公領域議題漸次過渡轉化至私領域呈現的表述細節。「戀愛」作為新知識分子的書寫主題，在一九二○年代初期挾帶改造社會、拆家立族的鮮明目的性，以「新道德」之姿堂皇登入啟蒙話語的辯證場域，而新知識分子也藉由此一概念所指向的新式男女關係，發展出極具對話能量的種種表述形式，對臺灣社會的既往秩序進行挑戰與試探。隨著整體環境的改變，一九三○年代之後新知識分子筆下的「戀愛」，從戰鬥性的話語逐漸轉變為書寫者反視自身的可能向度，在敘事觀點由「他」到「我」、表述旨趣由公共議題到個人經驗的轉換之間，不僅呈顯出臺灣社會對現代性知識的接受細節，同時亦映現了新文學廣納各方影響後複雜多樣的發展可能。

創作是以「控制」作為主要概念，以人作為主體，思考「控制」之於人們的具象與抽象的連結意義。作品從微觀的個人生活開始，思考「控制」如何與人的日常生活連結，人們如何戮力控制外界事物；進而發展到在鉅觀的人類社會中，以相對被動的角度，思考人們如何在各種政經、社會、媒體層面，受到他者的控制；最後則以較為抽象的角度，思考「控制」概念的發展與極限，連結現代性，以譬喻的方式串連出「控制」 之於人類生活的觀點。 / This creation takes the verb "control" as the main concept, and takes human beings as the main subject, discussing the abstract and concrete significances of "control" in human’s lif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First, it starts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life, trying to connect with the daily life of people and how people control the outside subjects; Second, it reaches into the macro-perspective of human's society, discussing how people are controlled by others passively from an political, economical, media's point of view; Third, it concludes with the abstract angle to represent about "control," connecting with modernity, using metaphors to build up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ol" in human's life.

本論文研究的是澳裔美籍作家譚若思的中國觀及其變遷，研究從他早年在澳洲的中國接觸開始講起。本論文主要是在：1. 整理與分析譚若思早期與晚期的中國認識；2. 觀察譚若思在期間知識上的傳承與開創，以及自身立場的選擇－文中比較譚若思與其師費正清，以及譚若思與曾參與過的組織CCAS之間在觀點與立場上的異同；3. 說明為何原本親中的譚若思會出現立場的轉變。本研究發現，早期譚若思的中國觀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投射，著重地方性，對中國帶有理想，晚期則以新右派的角度論中國，看的是中國整體，並對中國十分批判，而譚若思看中國一貫的觀點則是聚焦在中國「現代性」的問題上。至於譚若思在知識上的傳承與開創，就在於他與費正清存在一些相似的觀點，即分析角度上的回歸，但除此之外，他主要是依自己開展自身的中國認識，並和費正清、CCAS有所呼應，而非受到他們的直接影響。最後，歷經期待落空、黑暗面的深掘、與中國青年的接觸、舊信仰「左」的思想的流失，以及美國中國觀的確立，這些共同刺激譚若思的轉向，以至於之後的譚若思呈現出與早期相當不同的中國觀察。

日治時期是一個新舊並行，現代性與封建性的衝突時期。此時期引進西方文化與現代性。不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上都對臺灣島民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其中文明思想、自由戀愛更是討論的焦點。更有許多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男女，亟欲衝破傳統父權體制，堅持追求自由戀愛的自由。類似的事件在報刊與媒體批露後，更成為小說與戲劇的題材。有鑑於諸多討論多集中於菁英知識分子，本文思考以歌仔冊為討論載體，考察歌仔冊中所敘述的現代性，看自由戀愛與現代文明如何在歌仔冊中被書寫、記錄與傳播。更能貼近常民生活，了解常民的娛樂文化，尋找更貼近臺灣主體社會的「現代性」及其多元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