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作者賦予美麗島事件相關相片差異極大的圖說，混淆了我們對於美麗島事件的認識與記憶。本文的研究目的並非探究美麗島事件的歷史真相為何，而是從保有該事件記憶的相片著手，討論大眾傳播媒介如何運用相片再現此一事件，又呈現了什麼風貌的美麗島事件，以及從中形成了什麼集體記憶。對於美麗島事件的研究鮮少論及影像，因此本文期望能以相片與集體記憶的探討為起點，發現台灣民主化歷程中的軌跡與社會變遷的脈絡。 本研究的重心在於相片與集體記憶的相關意涵與二者之間的關連，應用論述分析的概念為研究取徑，以美麗島事件相關出版書籍中的相片為分析的對象。研究結果發現，相片可以再現真實，卻不一定能再現完整的真實。相片無法保存意義，因此不同的觀者因其知面之差異，與對相片背後社會文化脈絡理解之差別，賦予相片不同的意義，然而一則圖說只固定了相片的一種意義。美麗島事件發生二十年來，不同的解讀並非意味著對與錯的二分，而是反映了解讀背後的時空背景。我們由不同年代美麗島事件相關出版書籍中的相片與其所建構的集體記憶，可以發現歷史詮釋權的轉變，並了解社會脈絡對於相片與集體記憶的影響與重要性，以及台灣社會二十年來的相似與變化之處。 相片這樣的歷史記錄形式讓歷史詮釋有更大且更有力的詮釋空間，相片作為集體記憶表現、保存與傳遞的媒介形式，有助於集體記憶的建構與傳承。然而集體記憶的建構仍須受到歷史記錄的限制，有其不可任意性。因此集體記憶融合了「解剖者」與「拯救者」兩種研究取向，「現在」與「過去」在集體記憶中同樣重要，不可偏廢，二者相互扣連、互相辯證。

過去對科學新聞的研究多把焦點放在個人因素上，認為記者或編輯的科學知識不足是造成科學新聞意義偏差的主要原因。但本研究認為知識從科學到新聞的差距不僅是個人因素造成，並與科學新聞產製的社會脈絡有關，而社會脈絡對科學新聞的影響更會藉由語言呈現反映在文本表現上。 　　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基因新聞做為分析對象，並以論述分析為研究取徑，分析「基因」概念從科學到新聞的意義轉變，以及社會脈絡下各項結構性因素如何影響科學新聞的意義生產，而這些影響如何透過語言表現。 　　研究結果發現，新聞使用隱喻來解釋「基因」的意涵，但除了與科學一樣使用「密碼」與「訊息」的隱喻說明基因在科學領域的運作模式，新聞中更常以「身分」、「利器」、「資源」等隱喻強調基因研究的實用價值，特別是由「身分」衍生的「指紋」隱喻常用來形容DNA比對判別身分的精確性，而「資源」衍生的「商品」隱喻則用來描述基因研究成果的經濟價值。本文認為造成科學與新聞使用隱喻的差別，原因在於科學新聞產製的社會脈絡。 　　本研究進一步指出實際的科學新聞運作受到社會脈絡的各項結構性因素影響，包括日常生活世界的實用動機主導新聞報導方向；新聞寫作以敘事、使用隱喻的方式，去除科學語言的專業化;科學新聞網絡中的各方利益決定了新聞呈現的觀點；科學新聞慣用的新聞價值與科學意義容易產生衝突；新聞專業的客觀性與確定性規範則限制了科學新聞的表達方式；新聞也會間接呈現社會機制對科學研究的干預。這些社會結構因素基於自身的特性影響科學新聞的意義生產，才是造成知識從科學到新聞的距離。

本研究採用論述分析來研究台灣電腦居家化初期的出現的流行論述，經由檢視媒體論述，來挖掘出社會對家中電腦投注的文化意涵，瞭解電腦進入家庭過程中出現哪些論述，這些論述又怎麼反映當時的社會價值與訴求。研究資料的分析時間為1995年至1996年。分析的媒介以平面媒體為主，包括報紙、雜誌、平面廣告。 電腦居家化的論述大多都和「有小孩的核心家庭」相關。對於核心小家庭而言，學校成為比企業更重要的聯結家庭和電腦的仲介，父母往往是為了小孩購買電腦，而不是自己。電腦可能是橫亙在父母與小孩間的代溝，父母不懂電腦語言、文化，而難以進入孩子的世界；相對的，也可能成為兩代之間溝通的橋梁，成為另一種親子關係促進器。 電腦居家化論述中，女性的角色多劃限成小家庭中的母親角色，消費電腦的動機為能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職責。不過女性仍在社會設限的眼光中，致力尋找抗爭的可能，展現對於電腦求知的渴望，只是渴求而不可得，跳脫過往認為女性對於科技使用上完全弱勢的形象，反映女性對於科技的恐懼其實是由周遭社會環境塑造出來的。 電腦居家化四面向中納入、佔用、轉化的概念都和電腦家庭的想像「核心小家庭」相關連，但無法斷論是否是由核心小家庭出發，形成其它概念的相關論述；亦或相反。只能說是論述間各有牽涉，互為因果，並構成了主要以核心小家庭為中心的論述。 除此之外，電腦居家化論述在佔用及物化概念上，以將電腦「去高科技形象」的論述為主。同樣的，物化的空間論述為電腦外觀和家庭美感衝突所苦，因此從消費端和生產端都可見到擺脫電腦高科技形象的努力：消費端試圖降低電腦外觀擺在家中的衝突感，同時生產端則調整電腦外觀設計，推出更時尚的家用電腦產品。 從家庭概念的角度來看，電腦居家化的論述主題是界線的延伸以及模糊。電腦被想像成家中的神經中樞，未來的使用者可從遠端控制家庭中的各式電器，家庭隨著電腦遙控延伸至遠方。不只家庭概念向外擴張，社會也滲透進家庭，讓家庭/社會界線日趨模糊。

本研究依據Fairclough的觀點，認為論述是一種政治操作的過程，它能幫助政府能對人民進行社會教化、形塑人民的認知和行動，以達成權力者的政治目的。並依此觀點分析前總統李登輝主政期間的重要論述內容，檢視其政權所反應的民粹主義。 本研究將李登輝的論述分為三個發展脈絡：「中共—台灣：兩岸關係的分離」、「李登輝—人民：領袖正當性的建構」、「憲政民主—共同體：新國族的建立」，經過分析發現，李登輝總統任內的政治論述，的確有政治操作與教化的功能。在李登輝的論述中，「民主」和「民主改革」是他用來啟蒙與轉化人民認知的重要訴求，也是藉此達成個人權力目的的工具。李登輝一方面不斷對人民灌輸「民主」價值，強調「民主改革」的重要性；同時以兩岸「民主」差距解構中共政權、拖延兩岸關係；並且標榜個人「民主使命」和建構道德形象，使自己成為符合人民期待、值得人民託付的領導人，以此解構政敵的批判和中共的威脅；最後，基於「民主改革」的正當性，他得以不斷要求修憲與改革體制，導致憲政體制扭曲、總統權力毫無制衡。 綜觀李登輝主政期間的論述，大致可歸納出三點民粹政治的特徵：一、利用人民對國民黨威權的不滿，不斷推動民主改革，結果卻造成總統擴權、違反憲政體制；二、李登輝建構個人無暇的道德與神聖使命感，將自己建構為凡事訴諸人民的卡理斯馬領袖，藉以排除來自中共與政敵的挑戰，並吸引人民對其個人的信仰與認同，以順利推動個人改革主張；三、建立以台灣人為主體的「生命共同體」，不斷塑造中共為共同敵人。他以簡化的邏輯解讀兩岸問題，煽動人民對中共的情緒，反過來凝聚台灣內部共識與同質性，分離兩岸關係使台灣主權獨立。李登輝政權並非鎮壓性的統治，但他藉著論述的反覆辯證，卻造成個人集權力與一身的結果，可見其權力行使過程中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

從通俗文化、學校教育到醫療論述，今天的肥胖不只是體態而已，且常與「醜陋、病態」劃上等號。「胖醜瘦美」似乎已成為這時代牢不可破的社會認知。鑒於這股日益根深蒂固的社會認知，本研究選擇了有線電視頻道中販賣瘦身產品的瘦身類資訊式廣告為研究標的，來觀察「瘦就是美」這個概念在該類媒體文本運作的情況，以及結合其他論述力量達成規約女性身體以獲取最大利潤的策略。 本研究以批判論述分析為工具，從這個兼具資訊與娛樂的廣告文本形式出發，首先分析該類文本的特性，進而觀察在販賣特定瘦身產品的過程中，此類資訊式廣告建構女性身體理想形象的手法。再者，在高倡追求理想身體形象的前提下，此類資訊式廣告企圖利用科學論述的中立、客觀的權威性來鞏固這個前提，以完成銷售特定瘦身產品的目標之際，更形成對於規約女性身體的馴育手段。基於以上的思考方向，本研究針對了以下四個面向進行分析：包括資訊式廣告的文本分析、女性身體形象的論述、科學╱科學論述的運作、規約女性身體的權力與社會脈絡等，期能進一步揭露此媒體文本的深刻意義，並鼓勵女性積極掌控自我對於身體的定義，不為身體所役。

本論文主要從論述角度著手，探索廣電新聞訪問者在理想上，應該如何進行訪問，實踐新聞機構（institution）塑形公眾之功能。 不同以往的實然面研究，本論文企圖透過理論討論，為廣電新聞訪問者建立應然面的標準。並且透過論述分析，將此應然面標準落實到實際的言談行動上，為訪問者提出可努力的理論方向，以及行動的可能性。同時開啟改變與討論的契機。 有鑑以往論述分析在廣電新聞訪問研究上，未能凸顯、討論廣電新聞訪問者之「新聞」機構特質。本論文從整理公眾概念開始，進一步討論廣電特性，進而對於廣電新聞訪問者應如何進行訪問，提出初探之理論模式。 本篇論文首先借鏡John Dewey及公眾新聞學理念，討論廣電新聞訪問者之新聞機構特質，即將閱聽人視為「公眾」。接著，針對廣電新聞訪問者之媒介特質，包括廣電、口語及文類等特性，提出兩項廣電新聞訪問者應以言談行動，實踐之理論主張——視閱聽人為有機公眾，以及視受訪者為溝通對象。 針對以上建立的兩項理論主張，本研究從論述分析角度出發，以個案研究法，探究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使用語言，實踐上述主張。個案分析方向有三：（一）訪問者如何運用公/私領域之談話資源，將訪問設定為與「公眾」有關之「公」事，並且形塑與受訪者之間的平等關係；（二）訪問者如何在言談設計上，連結訪問主題與閱聽人的關係，建構主動的有機公眾；（三）訪問者如何將受訪者定位成溝通對象，促使受訪者以言談行動，共同建構「公眾」，並引發閱聽人的涉入，作公眾溝通的示範表演，達成Dewey的民主教育理想。

本研究採用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針對《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從1968年到2007年與優生保健法立法緣由、法案內容考量、討論，以及施行狀況相關的188篇新聞進行分析，以探討台灣媒體在墮胎論述中所建構的內容、反映出的觀點，以及權力運作的軌跡，並配合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方式，本研究將分析分為文本層面的描述、論述層面的解釋，和社會文化層面的詮釋三層次。 本研究依照時間先後，將優生保健法的發展分為四時期，第一時期從1968年至1982年5月20日，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在行政院研擬時期，報導以告知法案內容與法案進度為主，強調優生保健法對於降低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品質的助益，並將優生保健法建構為解決人口問題的良藥；第二時期從1982年5月20日到1984年12月31日，此時期為行政院通過優生保健法草案到立法院三讀通過草案時期，報導特色在於正反意見的並陳，而非單方面傳達優生保健法的正面效果，不過贊成通過優生保健法的一方在報導中較具有優勢，除了標題不時強調優生保健法所能帶來的好處外，也替贊成者建構出專業、正面的形象；第三時期為1985年1月1日到2003年4月16，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正式實施之後，到衛生署第再度擬定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此時期的報導關注墮胎合法化帶來的種種缺失，並宣稱墮胎有逐漸氾濫的情形；第四時期從2003年4月17到2007年1月，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提出到立法院審議為止，報導關注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所引起的爭議，並將法案建構為製造社會問題的惡法。 本研究發現，不同時代的優生保健法討論，建構出的墮胎圖像與定位也有差異。在媒體論述中，優生保健法的角色從可以解決人口問題、提高人口素質的良法，變成造成墮胎氾濫的惡法。在消息來源方面，早期由政府部門主導論述的地位漸漸被醫師團體所取代，當優生保健法在行政、立法兩院審核時，立法委員的發言也受到媒體的重視，不過與墮胎最直接相關的女性，卻是優生保健法討論中最缺乏力量的，直到2003年後女性觀點才被呈現於媒體上。而媒體也習慣用缺乏可靠的統計數據來描繪墮胎氾濫的現象，並將墮胎與「性氾濫」、「性道德敗壞」做連結，引發對墮胎者道德敗壞與偏差性行為的想像，而墮胎女性被建構出的形象多半是負面的，如衝動的女性或是不尊重生命的女性。墮胎女性除了被建構出負面的形象之外，女性身體也成為人口政策的工具。不論出生率過高或是過低，女性的子宮都被指責為問題的所在，卻忽略女性在生與不生之間的考量。 台灣墮胎論述的特色有三，分別為：（一）與性道德的牽扯不清；（二）不討論「生命定義」的問題，懷孕即是懷有生命；（三）墮胎女性意見的缺席。墮胎是涉及生殖、家庭、醫學、政策、人口等的複雜議題，不過媒體往往將墮胎討論簡化成生死的兩難、性開放的結果、宗教與女性主義的對立等。本研究認為媒體可利用深度報導的形式，或在報導中提供更多正確完整的資訊，協助社會理解墮胎議題的多重面向，讓墮胎議題有更多討論空間。

臺灣的人口政策從倡導節育到鼓勵生育，其中歷經多次變革，以往研究者多從人口趨勢變化來探討人口政策變遷，或僅針對某一政策時期進行分析，但如此一來，不僅將人口趨勢客觀數據化，也忽略人口問題乃為動態的論述建構過程，且斷代式的分析亦較無法看出人口論述的歷史性。故本研究依照時間順序，將人口政策發展分為（一）「食之者眾，生之者寡」－東亞競爭下的「人口爆炸」時期；（二）「進退維谷」－改弦易轍的人口政策轉型時期；以及（三）「待養者眾，扶養者少」－人口老化下的鼓勵生育與新移民時期，並在視媒體社論為論述建構之關鍵場域的前提下，以1959至2008年《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七則社論，進行細緻的批判論述分析，探討在不同政策時期，媒體社論論述所呈現的人口問題以及論述背後的意識形態。 本研究發現，「人口爆炸」時期的社論論述，突顯人口過多有礙經濟發展的問題，以節育來解決人口壓力為此一時期的論述主軸，並依此衍生對中下階層多育者的論述苛責，視多育者為社會問題的來源，以此合理化國家節育政策的正當性，而無視多育者背後所承受的生育壓力，以及對（中下階層）女性自主避孕能力的不信任。「人口政策轉型」時期的社論論述，則始見人口老化論述浮現，與人口壓力論述同在人口政策天秤上擺盪，競爭論述的支配權。然在繼續節育或適度鼓勵生育的論爭中，社論卻是以「提升人口素質」來取得雙方論述的折衷，卻漠視「人口素質」實則對身心障礙者等群體生育自主權的剝奪。到了「鼓勵生育」時期，社論中的人口老化、少子女化與新移民論述已完全取代人口壓力論述，此時「人口」的論述內涵轉變了：人口已不再是消耗資源的壓力，而是維繫國力的生產力。老人與新移民在社論中各被建構為依賴人口與素質不佳的人力，以對比出少子女化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將不利臺灣未來社經發展的隱憂。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上述社論的人口問題論述，乃以「人口素質」為名劃界出主流社會對於人口問題的想像，亦即依循（生／心理）正常／知識階級／本土我群的標準來定義何謂人口問題，以及人口素質的優劣。是故媒體社論對人口素質的複頌，背後所隱含的階層、性別、種族與年齡歧視，實為強化與複製政府的政策論述，並未挑戰到既有支配論述的權力位置。 最後，本研究指出儘管社論在人口政策的方向上多傾向採取與政府一致的立場，但從「人口爆炸」到「鼓勵生育」時期，卻可見社論的立場由一開始對政府的亦步亦趨，到逐漸重視輿論的民意轉向。而對政策的施行手段，也從婉轉諫言到直陳己見，並在政策論爭的過程當中，扮演政府探知輿情及提供民眾政策思考的角色。

1979年，村上春樹（Murakami Haruki）以小說《聽風的歌》奪得日本講談社群象新人獎，由於風格新穎廣受年輕人歡迎，被評論家視為日本文學新旗手，同時也代表日本當代文學的轉折。1987年《挪威的森林》以七百萬冊的銷售量晉身日本有史以來最暢銷的文學作品，奠定村上春樹在日本文壇的地位。至今他是目前全球最負盛名的作家之一，一系列的作品被翻譯為多國語言，在一定程度上，村上春樹也成為當今日本文化的代表。八○年代中期，村上春樹的名字首度出現在台灣媒體上。這位隨後在台灣被塑造成巨星形象的日本作家，以其獨特的符號和囈語寫作風格，創造的「村上式」文風及思考模式，在台灣成為一種流行的閱讀、創作以及生活品味象徵。結合行銷體系、網際網路及其作品具備發展成大眾文學的潛力，「村上春樹現象」由小眾、精英轉變為大眾蔓延開來，成為台灣社會特定時期鮮明的流行文化圖騰。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與影音的跨文本閱讀，以探討村上春樹流行現象之文獻與村上文本為起點，並透過和村上讀者的深入訪談記錄，檢視國內村上論述之發展與內涵交相型構出的辯證過程，由產製到閱讀一一爬梳，勾勒一個由多種論述共同織就的村上春樹圖譜，進而解答為何村上作品能穿透地域和語言的限制，成為台灣九○年代唯一常踞書市的外文暢銷書，而村上春樹現象又為本地文化研究者和創作者帶來何種啟發。

人類社會中有許多社會現象是隱而不顯的，或者刻意被視而不見、被忽略。當SARS疫情在台灣社會蔓延時，所有與「SARS」相連結的人、事、物，都被投以異樣的眼光，被貼上他者身份的標籤而受到歧視、排拒與指責。同樣，SARS他者的建構也並非自然地存在，而是透過許多語言、行動與機制所形塑出來的。本研究透過分析新聞媒體的語言及所對應的情境脈絡，來理解SARS他者建構之由隱微到顯見的過程，期冀經由逐步揭露SARS他者的風貌，褪去覆蓋在疾病之上的外衣，以回歸到「人」的本質。 　　本研究主要運用Fairclough（1995）的互文性分析策略來分析SARS新聞中他者的再現，將SARS他者分為「新興的他者」—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變異的他者」— 醫護人員、以及「恆久的他者」—社會邊緣地位者等三種類別。本對了 所以所謂的七月底前畢業就是七月底前把那張單子交給註冊組就好了 印論文慢慢來 這樣妳應該輕鬆一點了吧是研究發現新聞論述中建構出「恐怖他者」、「罪犯他者」與「自私他者」的想像，劃分著健康我群與染病他者的界限，形塑了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的他者風貌。另外，本研究以Davies & Harré（1990）的定位（positioning）理論來分析醫護人員身份認同的變動也發現，醫護人員、政府、媒體、民眾透過相互定位與定位的回應，隨著指標性新聞事件的發生，而改變著彼此間的身份位置。處於社會邊緣地位者如街友，及醫院看護與清潔人員，長久以來被社會刻意忽視，當SARS風暴席捲台灣時，成了代罪的羔羊而受到矚目，疫情落幕之後依舊回歸到邊緣地位。 　　我們以Fairclough（1995） 分析他者再現之「存在/缺席」原則來檢視三種類別他者，也發現了三種他者在媒體中的「存在/缺席」呈現光譜狀的分配：醫護人員在媒體中的發聲機會與存在多於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又多於社會邊緣地位者。本研究亦發現媒體在報導他者的身份的多重角色上可以是污名的製造者；或者是強化者；然而也可能僅是烙印的傳遞者；甚或扮演著有正面意涵之烙印減輕者角色。影響媒體角色的變動因素，與媒體內部既有的框架（frame）有關，面對不同的對象，媒體論述有不同的再現方式。此外，我們也發現，台灣社會在SARS疫情間的他者塑造，有些現象是過去的文獻所無法提供解釋的，特別是在政治層面的考量，展現了台灣社會的特殊性。 　　SARS他者在社會中受到的排斥，來自於社會大眾與媒體只見「病」而不見「人」的思維，而這個「病」又包覆著種種的負面的想像。本研究以SARS為個案，嘗試為疾病去污名化，並且提醒社會要重視「人」的本質，從「人」的角度出發來面對未來的疫病，能夠盡可能的拋開疾病負面意義的包袱，理解人類乃是健康與疾病共存的個體，以正面的態度面對疫病，在未來面對疫疾時，同時看見「病」也看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