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cally, Thai women were excluded fro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ither in national or local levels. The 1997 Constitutional reform led t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ailand’s political system and strengthened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high politics. The proportion of seats occupied by women in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showed less than 10 percent. Recently, the advancement of Thai wome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extensively inspired through discussions and studies of gender politics. In other words, a number of prominent Thai women in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female politicians have been encouraged to access to the political sphere. Meanwhile the male political enactment has still been dominant towards their experiences and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did aim to review the role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ailand, this research also analyzed the factors either supporting or obstructing female political empowerment. So mixed method was designed as the research tool. As the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1,500 survey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responden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Linear Regression (RP2P)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regard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ailand. As the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he data from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were collected to cover the details of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both Constitution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were the most crucial factors for Thai women’s empowerment. Accordingly, the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 were also the major supporting elements for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those were, personal leadership, the acceptance from citizens, the context of society, family background, motiv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operation of the related organizations. Although, the gender stereotype and prejudices had remained the most important barriers for Thai women in politics, the religious belief becomes beneficial in those situations. Regarding the quota system, most interviewees strongly agreed that this measure became a major temporary measure to increase a number of Thai women representatives whereas many respondents focused on the potential of the candidates instead of the gender. In conclusion, the promotion of Thai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quires determined efforts not only by women themselves, but also governments, political parties, mass media, and NGOs. As a result, all levels of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concerned by all parties through cooperative working in appropriate measures.

台灣近年重大環境開發爭議多與環境影響評估有關，這套政府用於管制環境風險的審查決策機制，因專業門檻高和參與管道有限，非專家之社會大眾難以直接進入環評場域，往往需仰賴新聞媒體的報導得知其中的審查內容、討論情形及決策結果等。有鑑於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國內媒體如何報導環評這一類環境風險議題，瞭解其呈現形式與訊息內容有何特色。 本研究以國內主流與非主流媒體為對象，包括《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台灣立報》、《環資電子報》、《環境報導》及《新頭殼》等八家媒體，蒐集2009 年6 月1 日至2014 年3 月31 日有關「國光石化」與「六輕」之環評報導文章，採取內容分析法檢視各媒體的報導量、文章形式、報導版面、報導主題、消息來源、風險知識訊息及參與訊息等項目，並比較不同風險性質之個案差異。 主要研究結果顯示，主流與非主流媒體在環評議題中各有其報導特色：非主流媒體報導量多且普遍關注未發生之環境風險個案（如國光石化），重視審查過程及結果的報導，在環評議題有較強的處理能力，提供較多專題性文章，幫助讀者深入瞭解環評議題及相關風險爭議，達到風險預警的目的；相較之下，主流媒體報導雖多寡不一，關注的個案也不完全偏向未發生之環境風險，卻有較多從法規或政策面向切入討論的報導，也有較多評論性文章，呈現社會各界對環評議題 的意見與討論情形。 關於消息來源的引述，主流媒體的環評報導相對倚重官方消息來源（如非環評主管機關之政府單位及官員及環評主管機關等），反映在上位者或管理者的風險觀給讀者；非主流媒體新聞中的消息來源除了「環評主管機關」和「專家學者」，「公民團體」被引述的情形甚高，代表非主流媒體重視環評議題中的公眾立場，能將非官方或具在地性質的風險論述納入報導內容。此點亦反映在環評新聞中的公眾觀點呈現，非主流媒體較常透過「實證資料」、「過去案例」、「經驗常識」及「價值觀」等，陳述或討論公眾所感知到的環境風險。 在增進公眾理解及參與方面，非主流媒體在「個案與風險資訊」和「批評、爭辯與建議」兩大類訊息呈現普遍比主流媒體多，顯示對環評關注程度較高的非主流媒體在報導這類議題時，能較能兼顧各面向重要資訊，提供讀者較詳細的報導內容。不過在「促進參與近用」訊息項目上，國內環評新聞提及的情況甚少，可知無論是主流或非主流媒體，在增進公眾參與環評的報導表現都不明顯。 另外，經由個案比較可知，國光石化和六輕的環評報導特色及訊息內容呈現存在差異。整體而言，媒體在報導未發生風險之環評個案（如國光石化）時，除了會在新聞中強調誰將受風險所害，也提供較多風險案例當作參考，並告知讀者參與環評的相關資訊。而在風險未被完全掌握、具有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媒體不只會依賴專家系統，大量引述專家學者的言論，公眾根據其經驗常識、價值觀等提出的意見亦透過媒體反映在風險爭議的討論過程中。若是已發生風險的個案類 型（如六輕），媒體會有較多關於風險成因及後果的報導內容，並向公眾說明風險的可接受程度或容許情形。在風險及其影響已知的狀態下，監管環境風險的政府單位及熟悉地方環境現況成為媒體主要的消息來源，新聞中也較常引述以科學研究結果或統計數據為主的公眾言論。以上分析結果顯示，媒體對不同性質的環境風險議題有不同的強調面向和報導表現，不應一概而論。 由於本研究僅以石化產業為例，其他個案未列入討論範圍，日後可再針對環評議題進行跨個案與歷時性的實證研究，分析項目亦可擴及至新聞圖表和報導框架等，甚至進一步檢視消息來源（如公民團體）的議題操作手法和媒體使用情形，或公眾對環評的認知情形以作為媒體報導內容的參考依據。 最後，根據國內媒體的環評新聞報導表現，本研究建議記者應致力提供讀者較詳細的風險背景訊息，試圖針對環評中具衝突性或爭議性的資訊內容進行解釋分析，並善用圖表或新聞小檔案等方式，將有利促進公眾參與環評的資訊項目整合於新聞報導當中；記者另應設法再自我進修，充實科學相關背景知識，報社則可提供教育訓練或資源，強化記者處理科學議題的能力，進而提升環評新聞的報導品質。

近年來公眾無線區域網路逐漸普及，其涵蓋範圍亦由點至面逐漸擴展，現在有許多城市出現無線寬頻網路城市的建置計畫。公眾無線區域網路服務業者在大量佈建無線區域網路的同時，亦面臨到如何提升消費者對無線上網的使用需求的問題，然而無線區域網路在應用服務的發展上仍然有其限制。 本研究對公眾無線區域網路服務業者之發展現況進行探討，以了解其趨勢與問題，並根據探討的結果，思考無線區域網路之特性以及應用，提出後續的發展建議。 / Nowaday, public WLAN is getting to popularize and the coverage of public WLAN extends progressively from point to area. Some cities are planning to build the city-wide wireless network for people. While the public WLAN service industry establishes public WLAN facility broadly, they are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how to promote consumers' reques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imitations for developing wireless networking service.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investigate the condition of the developing of public WLAN service industry, to understand trend and problems of them.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investigation and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 and application of the WLAN, the thesis addresses the sugges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for public WLAN service industry.

法律面向之專利品質，係指專利申請案符合法定專利要件與否而定，因而專利審查品質幾可決定專利品質，故專利品質可由審查機關所審查之專利申請案符合法定專利要件的比例來衡量。然而由於審查人員所能獲取的先前技術資訊範圍與法定的先前技術資訊範圍存在相當的差異，因而客觀上無法確認足以影響專利申請案准駁之先前技術文件是否存在，也就無法精確評價專利品質之優劣，充其量只能在審查人員所能獲取的先前技術資訊範圍中確認其審查意見之適法性，而公眾審查制度相對於專利品質之意義在於提供第三人適當的管道來彌補專利審查上先前技術資料的侷限性，並可影響專利品質之評價指標。 比較各國之法定公眾審查制度，以及透過網際網路之新興公眾審查制度後，發現我國雖已導入專利早期公開制度，但卻未明定有專利核准前的公眾參與審查管道，而舉發制度雖具有矯正專利審查過程之功能，然此種事後的公眾審查方式無疑較為浪費行政及社會成本，考量到我國目前審查實務現況，建議應明訂專利核准前之公眾參與審查機制並針對專利核准後的舉發制度進行若干修正。

《世界遺產公約》通過於西元1972年，並於1975年正式生效，運行至今已過了四十多個春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最具代表性的國際建制。《世界遺產公約》成立的初衷是為保護屬於全人類共有的自然與文化，保存、延續與傳承是其最主要的目的，但近來關於世界遺產的討論，其切入點愈發多元，包括觀光發展、地區的振興活化等等。 　　而本文以日本為對象，從公眾外交的角度來分析日本操作世界遺產實行公眾外交的方式。日本於戰後不久便成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成員，卻遲了二十年在1992年方簽署了《世界遺產公約》，本文除藉由日本國會紀錄分析日本過去對世界遺產建制消極處置的理由，以及後來態度轉變的原因，同時梳理日本整體公眾外交的發展進程，以了解世界遺產在日本公眾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以公眾外交為主要理論，並輔以個案分析。本文選擇日本作為公眾外交政策的研究主體，除了使用新公眾外交作為研究途徑外，筆者希望探討不同日本公眾外交政策背後的政治和經濟邏輯。分析政策背後的政經邏輯方可接著探究，不同政經目的要如何運用公眾外交工具來包裝。 研究的時間為安倍政府時期所行的公眾外交政策，為了不受網路資料和文本所限，筆者前往日本，分別採訪了國際交流基金、日台文化協會、日本外務省、科學交流協會以及日本慶應大學不同領域的專家。藉由他們的角度，筆者得以從更多元的角度來理解日本的公眾外交政策，而這是網路資料所無法得知的，同時，筆者也取得受訪者對不同政策的想法和評價，讓論文內容更加豐富。透過理論和訪談個案的分析，筆者嘗試回答以下問題，第一、本文公眾外交個案中的所包裝的政經目的分別為何；第二、日本政府是如何以公眾外交來包裝其政經目的的。筆者經分析歸納訪談資料後，將日本公眾外交政策分為經濟型、政治型和綜合型。並近一步分析不同類型的政策目的會以什麼樣的公眾外交工具來執行以期達到效果。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雖然在台灣已經實行了將近二十個年頭，由近來民眾對於政府或私人之開發行為，採取激情抗爭手段等「溢流」現象仍然屢見不鮮之情形，如近來的安坑掩埋場事件，從電視頻道的現場轉播中，可以發現二十個年頭雖然已經過去了，民眾對行政機關表達不滿的方式仍然如出一轍，由此可足認建構本制度之最大目的--平衡環境保護與經濟開發，調和住民利益與政府或私人之開發利益--仍然有未竟之處，有檢討之必要。 因此本文以作者親身參與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實務經驗，對照法制上建構本制度之規範目的與法理基礎，認為問題之核心，除了注重評估程序中公眾參與之途徑，以增加環境影響評估結果之公信力外，應係在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的組織架構之下，如何在實體上作成最富正當性的評估決定，才是建立人民對環評制度信心之關鍵。 職是，本文認為雖然環評委員會形式上屬於內部單位，但是其所為之行政行為已有可能影響人民法律上受保障的權益，參酌大法官釋字第462號的見解，應認為環評委員會為實質的行政機關。接著探討現行環評會之組織與委員的遴選規定，在民主原則、行政效能與行政效率的考量之下，是否有利於最適決定之過程，並提出改進之建議，即為修改環評法第三條使委員會融入全部或部分審查小組之建制精神。而委員會作成決定之理由，屬於判斷餘地之範疇，然就判斷餘地之適用界線尚未有定論之情形，導致委員會於審查時往往流於恣意判斷，並藉諸判斷餘地之保護傘避免司法審查之介入。因此本文認為即使劃分判斷餘地之界線仍然有其難度，至少在判斷瑕疵的認定上，司法不能再如現行實務般採取放任之態度，應就重大而明顯之瑕疵部分進行司法審查，俾使評估決定之正確性及可信度得以提升，也能加強人民對評估決定之信心。 至於公眾參與之途徑，本文認為，我國的環評程序與公眾參與間的互斥程度，與公眾參與本身效力的強度成正比。因此，與效力最強的公民投票相較之下，採取較為溫和但是能夠有效拓展參與深度的公民諮詢委員會之模式，應該比較能夠達成最適參與的目標。

本論文主要從論述角度著手，探索廣電新聞訪問者在理想上，應該如何進行訪問，實踐新聞機構（institution）塑形公眾之功能。 不同以往的實然面研究，本論文企圖透過理論討論，為廣電新聞訪問者建立應然面的標準。並且透過論述分析，將此應然面標準落實到實際的言談行動上，為訪問者提出可努力的理論方向，以及行動的可能性。同時開啟改變與討論的契機。 有鑑以往論述分析在廣電新聞訪問研究上，未能凸顯、討論廣電新聞訪問者之「新聞」機構特質。本論文從整理公眾概念開始，進一步討論廣電特性，進而對於廣電新聞訪問者應如何進行訪問，提出初探之理論模式。 本篇論文首先借鏡John Dewey及公眾新聞學理念，討論廣電新聞訪問者之新聞機構特質，即將閱聽人視為「公眾」。接著，針對廣電新聞訪問者之媒介特質，包括廣電、口語及文類等特性，提出兩項廣電新聞訪問者應以言談行動，實踐之理論主張——視閱聽人為有機公眾，以及視受訪者為溝通對象。 針對以上建立的兩項理論主張，本研究從論述分析角度出發，以個案研究法，探究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使用語言，實踐上述主張。個案分析方向有三：（一）訪問者如何運用公/私領域之談話資源，將訪問設定為與「公眾」有關之「公」事，並且形塑與受訪者之間的平等關係；（二）訪問者如何在言談設計上，連結訪問主題與閱聽人的關係，建構主動的有機公眾；（三）訪問者如何將受訪者定位成溝通對象，促使受訪者以言談行動，共同建構「公眾」，並引發閱聽人的涉入，作公眾溝通的示範表演，達成Dewey的民主教育理想。

中國帝制時期，統治者為鞏固其權位，強化政權之合法性，除憑藉武力外，或偽造符讖，以示天命所歸。此外，屢有箝制民間輿論之舉，禁止臣民私議朝政或非議天子，違者論罪。以中國法制歷史為例，與民間輿論最息息相關者，當首推誹謗法之設立。就其形式而論，大抵可分言語誹謗與文字誹謗兩類。然考察國史，口語誹謗之發展較早，秦漢時期，已有誹謗祅言令，《唐律》且有「指斥乘輿」之罪。惟兩宋以前之誹謗法，泰半以口語犯罪為主，以文字著述非議朝廷而獲罪者，尚屬零星。至宋代以降，文人因文字著作涉及影射或謗訕朝廷而受禍者，轉趨增多，然而何以有此轉變？該罪由早期之口語犯罪逐步擴展至文字犯罪，又顯現何種歷史意義？當今學界對此議題鮮有闡述，故本文擬就此一課題，深入討論之。

網際網路興起與行動裝置普及後，人們越來越容易在各大社群媒體、討論區留下評論。其中，本來就影響甚大的負面口碑，結合了網路驚人的散步速率和廣大接觸群眾的特性，轉變為影響更為巨大的網路負面口碑。 過往有許多針對負面口碑的研究，這些研究大多面向一般企業，卻鮮少有研究針對公眾人物。然而，同時也有許多研究指出，許多企業會與公眾人物合作，而公眾人物自身做為容易被社會關注的目標，負面口碑有可能對其職業生涯與形象造成不良影響，故希望能針對網路負面口碑之於公眾人物的留言動機、內容以及解決方式研究。 本研究著重個案分析，我們將從PTT，全台灣知名的網路討論板，找尋針對個案中公眾人物評論，並且分析留言的措辭與內容，歸納留言者的動機、該負面留言的內容類型。並從網路上蒐集該公眾人物處理該負面網路口碑的資訊，分析其策略。 最終，本研究將歸納整理出動機、留言內容與公眾人物使用的策略，為未來在這塊學術領域有興趣繼續研究的同好們提供一個基礎，並為公眾人物以及其公關團隊避免與解決網路負面口碑提供建議與方針。 / Since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spread of mobile devices, sharing comments, advice and information with people on the internet without the constraints of time and space has become part of modern life and has resulted in major changes to how people receive information. Because of these changes, one particular issue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than before: the influence of electronic word of mouth (EWOM), especially the negative type. Word of mouth has long been a topic of research, and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negative word of mouth (NWOM) can have a greater impact than positive or neutral word of mouth. Furthermore, EWOM can spread faster and wider than traditional WOM. Thus, if negative word of mouth were spread via electronic channels such as social media on internet, it can cause unimaginable damage to the target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To date, few studies focus on public figures’ negative EWOM. However, public figur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many areas because of their high attention from society and may sometimes be the target of negative EWOM. Based on the above, this study seeks answers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y do people on the internet reply negatively to the target public figures (negative EWOM motivation)? What types of negative content do people on the internet generate toward the public figures? What types of strategies may be applied to deal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negative EWOM and negative EWOM motivation more frequently? This study first searched and reviewed previous literature related to NWOM, EWOM and public figures and categorized a few motivation, types of negative content and strategies. We then chose twenty case studies, and collected comments about these twenty cases on PTT, the largest terminal-based 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 based in Taiwan. Based on the using words of these comments, we can find out new motivation and new types of negative content did not exist in previous literature. Furthermore, we tracked how these public figures deal with NWOM, and tried to find out new patterns of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help managers and researchers prevent crises caused by negative EWOM or take appropriate approaches for these crises. Keywords: Negative Word of Mouth, Electronic Word of Mouth, Public Fig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