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Kirkpatrick等人提出的「公共財的終結過程模式」，結合Geva-May的「終結策略」為研究架構，分析國光石化彰化開發案的停建過程。透過文獻分析和人物訪談，逐步找出停建過程中，遭遇到哪些抗拒因素而妨礙停建的進行，決策者又運用什麼策略來化解抗拒因素以達到停建目的。停建原因部分，興建理由先受到部分人士質疑，預期效益存在性降低，設廠的價值改變了，在少數環保團體的強力運作下，彰化案的公共能見度提高了，吸引更多有力人士加入終結聯盟，再透過媒體持續報導提高能見度，又再度強化終結聯盟和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形成巨大民意壓力，構成執政黨政治危機，迫使決策者改變政策方向為停建，改以其他變化的政策計畫滿足原先希望達成的政策目的。本案並未動工興建，並無明顯因素抵擋終結發生，但本案是受社會倡議影響而被動終結，政府的心理抗拒比重較大，惟決策者最終採取終結方案，可解釋為目的是解決政治危機，只是此方法多了順應民意的「包裝」，政治誘因的缺乏不再是終結限制，質變後的「政治誘因」反而是馬總統宣布本案停建的推手。馬總統做為決策者，在宣布停建前就放出政策可能改變的風向球，展現誠懇謙卑態度迎合民意，親自召開記者會宣布停建，保證補償措施避免反動，隨後的大城振興方案和國光至大馬投資計畫，都屬於終結策略安排的一環。 / Based on the Kirkpatrick’s model and Geva-May’s theory, the study constructed a new model to analyze the discontinuation of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and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asons, the constraints and the strategy of policy termination in this case. Some people questioned the expected benefits about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in Changhua(彰化), then the media visibility increased under the powerful environmental groups’ operation. More and more people joined the terminal alliance to end the project.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society formed a huge pressure to government. President Ma faced the political crisis, so he changed the decision from constructing to discontinuation in the end. Actu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in Changhua did not begin at all, so there were no obvious constraints to resist discontinuation, except intellectual reluctance and lack of political incentive. Both of them were intellectual factors, because discontinuation was not the result what government wanted to do. Taking discontinuation meant the construction was a failure decision. President Ma, as a decision maker, released the trial balloon about the policy may change before announcing discontinuation.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he showed humility and sincere attitude to answer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convince vested interest groups. The Dacheng(大城) economic power-up plan and Malaysia investment for Kuokuang company were termination strategies what President Ma used in this case.

台灣近年重大環境開發爭議多與環境影響評估有關，這套政府用於管制環境風險的審查決策機制，因專業門檻高和參與管道有限，非專家之社會大眾難以直接進入環評場域，往往需仰賴新聞媒體的報導得知其中的審查內容、討論情形及決策結果等。有鑑於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國內媒體如何報導環評這一類環境風險議題，瞭解其呈現形式與訊息內容有何特色。 本研究以國內主流與非主流媒體為對象，包括《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台灣立報》、《環資電子報》、《環境報導》及《新頭殼》等八家媒體，蒐集2009 年6 月1 日至2014 年3 月31 日有關「國光石化」與「六輕」之環評報導文章，採取內容分析法檢視各媒體的報導量、文章形式、報導版面、報導主題、消息來源、風險知識訊息及參與訊息等項目，並比較不同風險性質之個案差異。 主要研究結果顯示，主流與非主流媒體在環評議題中各有其報導特色：非主流媒體報導量多且普遍關注未發生之環境風險個案（如國光石化），重視審查過程及結果的報導，在環評議題有較強的處理能力，提供較多專題性文章，幫助讀者深入瞭解環評議題及相關風險爭議，達到風險預警的目的；相較之下，主流媒體報導雖多寡不一，關注的個案也不完全偏向未發生之環境風險，卻有較多從法規或政策面向切入討論的報導，也有較多評論性文章，呈現社會各界對環評議題 的意見與討論情形。 關於消息來源的引述，主流媒體的環評報導相對倚重官方消息來源（如非環評主管機關之政府單位及官員及環評主管機關等），反映在上位者或管理者的風險觀給讀者；非主流媒體新聞中的消息來源除了「環評主管機關」和「專家學者」，「公民團體」被引述的情形甚高，代表非主流媒體重視環評議題中的公眾立場，能將非官方或具在地性質的風險論述納入報導內容。此點亦反映在環評新聞中的公眾觀點呈現，非主流媒體較常透過「實證資料」、「過去案例」、「經驗常識」及「價值觀」等，陳述或討論公眾所感知到的環境風險。 在增進公眾理解及參與方面，非主流媒體在「個案與風險資訊」和「批評、爭辯與建議」兩大類訊息呈現普遍比主流媒體多，顯示對環評關注程度較高的非主流媒體在報導這類議題時，能較能兼顧各面向重要資訊，提供讀者較詳細的報導內容。不過在「促進參與近用」訊息項目上，國內環評新聞提及的情況甚少，可知無論是主流或非主流媒體，在增進公眾參與環評的報導表現都不明顯。 另外，經由個案比較可知，國光石化和六輕的環評報導特色及訊息內容呈現存在差異。整體而言，媒體在報導未發生風險之環評個案（如國光石化）時，除了會在新聞中強調誰將受風險所害，也提供較多風險案例當作參考，並告知讀者參與環評的相關資訊。而在風險未被完全掌握、具有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媒體不只會依賴專家系統，大量引述專家學者的言論，公眾根據其經驗常識、價值觀等提出的意見亦透過媒體反映在風險爭議的討論過程中。若是已發生風險的個案類 型（如六輕），媒體會有較多關於風險成因及後果的報導內容，並向公眾說明風險的可接受程度或容許情形。在風險及其影響已知的狀態下，監管環境風險的政府單位及熟悉地方環境現況成為媒體主要的消息來源，新聞中也較常引述以科學研究結果或統計數據為主的公眾言論。以上分析結果顯示，媒體對不同性質的環境風險議題有不同的強調面向和報導表現，不應一概而論。 由於本研究僅以石化產業為例，其他個案未列入討論範圍，日後可再針對環評議題進行跨個案與歷時性的實證研究，分析項目亦可擴及至新聞圖表和報導框架等，甚至進一步檢視消息來源（如公民團體）的議題操作手法和媒體使用情形，或公眾對環評的認知情形以作為媒體報導內容的參考依據。 最後，根據國內媒體的環評新聞報導表現，本研究建議記者應致力提供讀者較詳細的風險背景訊息，試圖針對環評中具衝突性或爭議性的資訊內容進行解釋分析，並善用圖表或新聞小檔案等方式，將有利促進公眾參與環評的資訊項目整合於新聞報導當中；記者另應設法再自我進修，充實科學相關背景知識，報社則可提供教育訓練或資源，強化記者處理科學議題的能力，進而提升環評新聞的報導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