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找出民國八十六年台北縣長選舉候選人的個人因素與政黨之不同，其競選宣傳單的議題、策略及表現方式上會呈現何種差異。筆者並依競選傳單的議題內容歸納為三大類，九個次類目；而各政黨候選人的競選策略方面，則歸納為十三個大類目，四十三個小類目。至於表現類目上，則歸納為三個大類目，十四個小類目。試圖於這三項指標中找出各政黨及候選人間的差異。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分析期間為民國八十六年選舉期間，凡各候選人印發出之傳單即為本研究蒐集對象。並採同意度分析法，藉由三位編碼者將資料予以歸類，計算出相互同意度，並求出信度。 根據本研究之結果有如下發現：一、議題類目方面，由於民進黨係台灣最大之反對黨，且欲突顯理性問政形象，故緊扣交通運輸、基層建設等議題。至於國民黨，雖在上述議題上也著墨頗多，但因前執政黨為民進黨之故，對行政效能、貪污弊案等問題亦多做抒發。新黨則為吸引城市中產階級選民，將文宣議題著眼於生活品質文化活動上。而無黨籍的三位候選人（廖學廣、林志嘉、周荃）則強調政黨合作競爭問題與交通運輸基層建設等議題較佔多數。 二、策略內容方面，六位候選人在文宣展現方式上多以單純宣傳為主，民進黨在訴求取向上較傾向理性的政見取向。國民黨則較重視個人取向，且以攻擊對手的文宣主題較佔多數，主要攻擊對手的形象。新黨在文宣主題上則著眼於塑造形象，在議題上則混用個人取向與政見取向較多。無黨籍的林志嘉將文宣主題置於陳述政見上，訴求取向則分採個人取向與政見取向並重的方式；廖學廣文宣主題主要設定於攻擊對手，並對現今政治體系完全採取負面評價。 三、表現類目，民進黨的蘇貞昌文宣多採 8K，並以高彩度銅板紙為主，統一性高。國民黨則開數變化大，彩度和紙張材質變化較多。新黨以畫刊紙、高彩度之多樣尺寸文宣為多數。無黨籍的廖學廣則多採 A4 紙張，亦有再生紙之運用。而林志嘉之文宣則兼顧變化性與多樣性，並在不同材質與規格中尋求統一，其文宣不僅具創意，亦有主色與固定設計貫穿，十分具整體感。 綜觀此次選舉文宣中可發現，各候選人對公共建設、交通運輸等議題有高度關切，而少用人身攻擊以吸取選票的策略。此意味著為吸取台北縣民選票，僅從傳統的人身攻擊、黑函策略是無法奏效的。隨著民眾教育水準的提升、傳播媒體的無遠弗屆，民眾生活切身的公共政策與交通建設已成所欲執政者重要的課題，而此亦是選舉文化的一大進步。

廣告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僅超越商業的領域，更是傳遞社會價值的重要媒介。而台灣在這50幾年內，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等方面均面臨迅速的變遷，廣告中所呈現的社會價值是否也反映了這快速的轉變？抑或廣告仍舊在強化既有的社會價值觀？本研究基於此動機，欲藉由雜誌廣告，來探討家用品廣告中所呈現的文化價值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其次，對於性別在廣告中被大量的運用，本研究第二個焦點在於探討廣告中的性別角色呈現與社會變遷之關係。本研究欲採取一個長時間社會趨勢演變的角度，一方面對國內之雜誌廣告中的文化價值、兩性角色以及其他廣告訊息作一整理、回顧；另一方面將探討這些廣告訊息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聯性。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廣告中的性別角色呈現上，研究顯示－ (一)女性仍是家用品廣告中的主角； (二)廣告中仍普遍呈現刻板的女性形象－女性多扮演裝飾性的角色，或是以家庭主婦角色出現； (三) 兩性在家中空間上的不平等分配－客廳或書房為男性展示權利地位的場域，而女性則以廚房、家務空間為主要活動場所； 二、 在廣告中的文化價值呈現上，研究顯示－ (一)隨著社會變遷，廣告文化價值呈現在「群體主義」、「柔性作風」特質上有顯著遞減趨勢；「剛性作風」特質則有顯著遞增； (二)家用品廣告中普遍呈現的文化價值為「不確定性規避」及「群體主義」； (三)文化價值與兩性角色呈現密切關係－「權力距離」、「剛性作風」及「個人主義」三項特質有較強烈的男性傾向；而「柔性作風」及「群體主義」則偏向女性特質。 關鍵字：社會變遷、文化價值、性別角色、內容分析

本研究探討臺灣與中國大陸兩地1997年至2006年間圖書資訊學研究之特性與發展情形。利用此10年間臺灣出版之7種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共1,388篇研究性文章，以及中國大陸出版之11種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共23,937篇研究性文章，以內容分析法的方式進行分析研究，並比較臺灣與中國大陸分析結果的異同。研究結果發現，臺灣與中國大陸圖書資訊學研究的特性與發展情形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而有許多相似或相同之處。 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1. 在文獻數量成長方面，臺灣的成長現象較不明顯，而中國大陸的文獻數量有累積成長的現象。研究結果發現臺灣的圖書資訊學期刊每年僅維持穩定數量的發刊文章，且臺灣期刊發刊的刊期頻率較中國大陸的為低，亦造成文獻數量的差距。 2. 在文獻成長趨勢方面，本研究顯示，臺灣地區的文獻數量，整體而言呈現負成長，中國大陸則為緩慢的指數成長模式。研究發現，兩地圖書資訊學研究社群的大小及期刊數量的多寡，使得臺灣與中國大陸在10年間的文獻成長有顯著差異。 3. 在期刊內容特性部分，臺灣最主要的研究主題為「圖書資訊學理論與基礎」，次要的研究主題為「圖書資訊技術」；中國大陸最主要的研究主題為「圖書資訊技術」，次要的是「圖書資訊學理論與基礎」。在研究小類主題方面，臺灣與中國大陸同樣關注的為「資訊組織」、「資訊儲存與檢索」以及「網際網路」等三個研究主題。整體而言，臺灣的圖書資訊學研究注重資訊與技術層面，中國大陸則較為著重圖書資訊學研究的理論與基礎。 4. 在關鍵詞研究部分，研究結果顯示，臺灣與中國大陸都有發展與提升的需要，唯臺灣的關鍵詞定義較為嚴謹，中國大陸則顯得較為活潑而彈性。 5. 在引用文獻特性研究方面，對於引用文獻數量，臺灣的引用文獻數量多呈穩定持平的狀態，而中國大陸對於引用文獻規範未臻成熟，卻也開始逐年成長，顯示其正逐漸發展的現象。 6. 在引用文獻的語言類型分佈，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文獻的引用文獻中最常引用英文文獻，其次為繁體中文文獻，簡體中文文獻的引用有逐年增加的情形；中國大陸則是以簡體中文的資料類型引用最多，其次為英文文獻，但對於繁體中文文獻的引用情形亦有增加的趨勢。 7. 在引用文獻的資料類型分佈，兩地圖書資訊學研究文獻所引用的資料類型最多的皆為期刊資料，其次為圖書資料，網路資源是第三名，排第四名的是會議論文集，但深入分析兩地於各引用資料類型之百分比發現，臺灣較中國大陸在資訊獲得上較豐富且多元，中國大陸仍屬於較為封閉的學科研究環境。

2006年，我國立法院發生三次未過門檻的總統罷免案表決，並伴隨紅衫軍聲討貪腐運動、國務機要費挪用等一連串政治事件的起伏，其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一個相當關鍵的角色。本研究擬以國內發行量與影響力較大的四份報紙作為分析對象，探討國內報社在報導罷免案相關新聞時，是否能秉持客觀公正的新聞專業，抑或在立場上呈現特定的論述偏好。 /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為工具，將2006年5月22日~12月31日（8個月共224天）包含三次罷免案表決日（6/27、10/13、11/24），分別依罷免案議題的醞釀、引爆與後效，畫分作七個時期，而以框架理論、媒介社會責任論、政治社會化、媒介與我國民主化、罷免權與我國罷免制度等為理論依據，藉以檢證三個研究目的：1、在社論內容與立場上，四大報對罷免案是否有預設框架，若有，其立場為何；2、四大報在處理三次罷免案過程中，相關社論在報導數量、主角、標題上，在不同的時期、社會事件上是否有所差異；3、四大報在對罷免權意義、程序的報導，能否彰顯媒介社會責任與對我國民主化有正面的影響。 / 研究結果發現：由於三次罷免案皆無法成案，顯示現行罷免制度存在結構性缺陷；四大報在社論立場上，除了中國時報有關罷免的替代手段、蘋果日報在是否支持罷免案上出現過立場論述不一外，大致上皆依據固定的框架去審視相關議題，進而發表社論。各報在社論數量上，隨七個時期的議題熱度，有明顯的高低起伏，在社論主角與標題上，較偏重於「政黨」與「朝野政黨」，當重要新聞事件發生，在社論主角與標題的選擇上也會隨之轉移。在933篇與罷免意義、程序相關的新聞報導中，以純新聞且無關罷免權的意義與處理程序的報導最多（802篇），而罷免權意義（51篇）與罷免權程序（80篇）僅佔一成多（14%），可見閱聽人無法從報導中獲得對於罷免權的實施利弊做深入理解，實為民主發展的一項隱憂。 / 總觀而論，本研究發現國內四大報皆帶有既定框架且不夠周延地去處理罷免案相關議題，在相關社論與報導的分析中，可看見新聞框架的強勢運作，偏向於一面倒的論述，或流於浮面喧囂的報導。此現象就媒介社會責任與政治社會化而言，勢必造成負面的影響，是否會妨害我國民主的未來發展，值得我們嚴肅看待。

每隔一段時間娛樂圈就會爆出藝人吸大麻或服食禁藥、毒品的零星事件，直到2006年，一連串藝人因疑似吸食大麻，引起演藝圈一陣風波，也造成媒體對於名人毒癮新聞的大幅度報導，引起社會大眾對名人毒癮的討論與重視，但每篇新聞所再現出的名人毒癮樣貌並不一致。故本研究欲透過觀察這些名人毒癮的新聞，探討媒體如何再現此議題？對於名人毒癮新聞中的消息來源引用為何？不一樣的報導主題呈現了什麼樣的報導語氣與輪廓？而這些分佈與內容是否會因媒體不同而有差異？ 本研究以《蘋果日報》與《聯合報》兩報為分析樣本，分析期間以2006年12月至2007年年底，名人毒品相關新聞作為分析樣本，共取469則新聞，用內容分析法檢視兩報名人的毒癮新聞的呈現，並觀察此類報導的特性。 研究結果發現，名人毒癮新聞因名人身份有九成為娛樂圈人士，故版面最多分佈於「影視娛樂」版，其次因為名人身份的可看性與聚焦性，版面分佈也多為「頭版/焦點/要聞/話題」版。而國籍分佈有九成為「台灣地區」的名人，顯示台灣媒體仍偏好報導台灣地區的名人為主的毒癮新聞。 從名人毒癮新聞的主要議題分佈，可以得知其主要議題多圍繞在「道歉、懊悔的告白、戒毒後向善或以此作為反毒宣導」、「違法行動之偵察」以及「受此牽連的負面程度」這三項，由此可知，這些名人毒癮的新聞報導的主題與重點並不在於提供毒品的相關資訊或是健康、政策議題，而是注重在名人在毒品事件中的發生過程、影響與其自身告白。這也表示媒體藉著框架的過程，凸顯名人在毒癮事件中其態度而非健康議題。 在媒體差異方面，儘管兩報都偏好引用或是採訪當事人的意見為新聞之主要消息來源，但《蘋果日報》引用「當事人」為消息來源的比例最高，而《聯合報》則偏好引用「檢警調或司法人員」；在新聞版面上，《蘋果日報》多將此類新聞置於「影視娛樂」版，亦即小報的特徵在於投注相對較多的注意力在運動、醜聞和流行娛樂，以及名人或一般人的私生活。從報導主題而言，《蘋果日報》報導主題最多的為「受此牽連的負面程度」，而《聯合報》則以「道歉、懊悔的告白、戒毒後向善，提倡反毒或作為反毒宣導」為最多，前者多強調吸食毒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多為揭露個人隱私或負面消息；而後者則是藉由這些道歉、戒毒向善的新聞來做反毒宣導，表示其給名人改過的空間較多，也相較傾向於向善正面的報導。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兩報在報導此類新聞時，在「毒品或毒癮健康或政策等方面的相關資訊」的報導主題上都是偏低的比例，表示兩報對此類新聞多僅限於事件的追蹤或單純的後續報導，皆未能提供民眾更深一層的健康資訊。 本研究主要研究報紙媒體如何呈現名人毒癮新聞，檢視新聞媒體在處理名人與毒品議題時，著重的面向與關心的議題，但對於受眾對於此的觀感與影響並未多做著墨，建議日後研究者可以朝閱聽人對此議題的看法與理解去研究，或是朝「毒品與病犯的社會建構」面向進行探討，並可進一步與媒體再現的歷時性變化對照比較，如此才能對藥物濫用有更客觀全盤的瞭解。

K他命自2006年起蔚為潮流，成為年輕族群偏好使用的娛樂性藥物。除了社會中對管制藥物既存的負面認知，青少年用藥行為也引發許多爭議討論，包括使用藥物是否導致生產力下降、用藥是否會危害他人安全、將過量使用藥物者視為犯人是否恰當，以及次文化無涉政治反叛，單純為了享樂放鬆的觀點。在各方論述的競逐下，媒體如何報導這些新聞卻鮮少有研究關注。本研究旨在探討媒體如何建構青少年用藥議題，以哪些主題為多？是否與特定時期有關？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使用K他命的青少年被框架為何種樣貌？是否與主題、消息來源有關？又是否因媒體差異而有不同？新聞文本的再現反映出隱含在社會文化中如何看待青少年用藥的價值觀？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與兼具質量性的框架分析二部分，分析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的青少年使用K他命新聞，總共304則。 在量化內容分析部分發現，青少年使用K他命新聞以「純淨新聞」寫作形式最多，最常出現在「社會/焦點」版面，最主要的新聞主題為「犯罪案件」，引用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為「檢警調實作人員」。本研究也依報導數量分布的多寡，將新聞區分為二種時期：派對檔期與平時。在派對檔期，「春浪/春吶音樂節」、「用K的新奇方式」主題顯著較多；在平時，媒體則偏重「犯罪案件」主題。 在內容分析的框架類別部分，本研究發現新聞主角最多被再現為「被害者」和「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次之，「過量使用的病人」和「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所占比例偏低。特別的是，在隸屬「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新聞中，最優先消息來源為「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代表媒體在看待年輕的K他命使用者時，也傾向採用政府單位的預防禁止觀點。主角框架因媒體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蘋果日報》最多再現用K青少年為「標新立異的逸樂者」，《聯合報》則凸出用K青少年的「被害者」樣貌。 在質化框架論述分析部分，整體來說，用K青少年形象以負面居多，在「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以及「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中，論述皆呈現譴責意義，透過斥責或訝異用藥者的失序行為，甚至危害他人的作為，來指出K他命藥效是造成犯罪的原因。用K青少年被再現為「標新立異的逸樂者」比例偏高，在此類範本中若涉及春浪/春吶音樂節主題，「轟趴」、「搖頭」、「嗑藥」、「藥頭」等負面隱喻不斷出現且相互扣連，將問題責任歸諸青少年集體，雖然實際上用K玩樂可能是某部分人的作為，但此種描述法卻無形污名化所有參與活動的青少年，也加深墾丁音樂節與「毒」連結的既定印象。 媒體高度依賴警方對青少年用藥現象的詮釋觀點，而用藥青少年被再現為社會正規秩序的破壞者，當其作為次要引述來源時，較多是坦承犯刑或否認，兩相對照下，善惡對立的劇本凸顯出年輕用K者的負面形象。此外，新聞論述除了鋪敘移送法辦、建議將K他命改列二級毒品管制等處理方式，傳統倫常規範也透過家長的痛心呼籲帶進此議題的價值詮釋上，顯示出藥物使用的適當與否，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依然被定位成犯罪問題和道德瑕疵，故心理治療觀點與次文化聲音被報導的比例不高。 媒體納入精神醫學觀點，看待用藥者為「過量使用的病人」比例偏低，也極少提及持續使用K他命產生的主要問題其實在於心理層面對藥物的依賴。即便彰顯前述看法，文本中出現的專家也單純只有臨床醫生和精神科醫師，未見其他輔導協助人員的角色，後續配套措施資訊介紹也仍不夠充足，青少年使用K他命行為在此論述鋪敘中，被建構成不必導入心理諮詢及家庭輔導的問題。 用K青少年被再現為「被害者」的比例最高，並可細分為「被人利用的中介」和「無知的女性弱者」二種範本。前者的新聞主角因無知被藥頭或販毒集團利用才進行販運製毒等犯法行為，且文本中多半形容其深具悔意的態度，因此得到較正面的詮釋和同情憐憫。至於女性誤用K他命遭致身心損害，卻因其態度不夠堅定而必須替後果負上部份責任，性別意識型態超越了管制藥物是單一導因的認知，亦可見污名女性的端倪。 最後，透過分析結果，本研究希望能提供後續傳播研究對青少年娛樂性用藥、過量用藥等議題的重視，並建議媒體工作者深化本身知識，納入多元視角，在報導中區辨K他命和其他管制藥物（如海洛因、安非他命、搖頭丸）的藥效差異，並依情境、處遇、使用者個人區分使用藥物的程度，如此才能傳達較多方資訊，並建立大眾的藥物知識和健康素養。政府面對青少年用藥行為，除了現行的控管方式外，可再參考荷蘭藥物政策中的「減害」思維，來重新審思我國藥物政策的實際有效性。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媒體對選舉新聞的報導偏差。本研究主要採內容分析法，研究對象為民國83年底台北市長選舉期間，媒體對該項選舉新聞的報導，包括選舉日前四個用（83年8月1日至12月2日）國內四家大型報紙（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及自立晚報）。及國內三家無線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選舉前一個月（83年11月3日至12月2日）之新聞本研究所分析的項目包括新聞報導「質」興「量」二部份，以探討在選舉期間的新聞內容是否有報導偏差的情形。 根據分析結果，報紙及電視的報導量均以黃大洲比例最高，而就報導篇幅、新聞總秒數及候選人出現畫面秒數言，亦以黃大洲最佔優勢，其次為陳水扁與趙少康；而無黨籍參選者紀榮治的報導量在報紙新聞中不及20%，在電視新聞中僅出現1則相關報導。 在電視新聞報導內容方面仍以黃大洲最佔優勢，三家電視台對黃大洲的報導均為正面多於負面，而對其他候選人則以負面評價居多；其中又以中視新聞在處理黃大洲的新聞的報導偏差最明顯；比較三台的報導發現，台視新聞對各候選人的報導可說是較客觀的一家電視台。 報紙新聞對黃大洲的報導則無電視一面倒的情形，雖然四報對黃大洲的報導量最多，但其報導評價以「中性及平衡報導」為主，聯合報對陳水貶報導較偏向負面、自由時報對趙少康的評價以負面居多，自立晚報對陳水扁的報導以正面為主、對黃大洲及趙少康以負面居多，中國時報對各候選人的報導與其他各報相較之下則較為客觀。 本研究亦就分析結果興媒介所有權加以分析，試圖評估造成媒體對選舉新聞報導偏差之原因，並以資料蒐集的缺失及對未來有關新聞偏差方面的研究提出建議做為結語。

黑松過去在平面廣告上的著墨與發展，值得企業主或廣告人以為效仿與學習。尤其黑松企業創業至今已超過80年，其在台灣清涼飲料產業的深耕與活動，正可代表台灣飲料產業消費文化與價值之演變。研究目的是針對黑松公司刊登在報紙與雜誌上的平面廣告，時間從1961至1990年共30年，進行廣告訊息內容與表現之分析，探討清涼飲料產業世代變遷與企業經營環境變遷對平面廣告之影響。經由統計分析，本研究結論如下: 廣告資訊: 不論年代為何，皆以「價格與價值」為最多。除此之外，在1961-1980年代主要亦傳達「績效」與「品質」資訊。但在1981-1990年，改以宣傳「品味」資訊。價值呈現: 1961-1980年間，其平面廣告皆傳達給消費者「愉快的」、「充滿感情的」及「富想像力的」工具性價值。但在1981年代後，黑松企業更多加強調有關「心胸寬闊的」及「有抱負的」工具性價值。 訊息來源: 均以沒有代言的平面廣告為主，就代言種類來說，1961-1970年代較常以尋常消費者為代言人，到1981-1990年間，則以公眾人物(名人)為多數。 訴求方式: 1961-1970及1970-1981年間，皆以理性訴求之廣告為大宗，但是到1981-1990年間，凸顯出感性訴求廣告之重要性。在1961-1970年代，以「陳述事實」及「特點訴求手法」為最多，到了1971-1980年代則換成以「描述生活片段」為主要執行手法，直到1981-1990年代，又重回以「陳述事實」為首，「特點訴求方式」為輔。感性訴求當中，1961-1970年代以「名人推薦/俊男美女」為最多，1971-1980年代則改以「象徵性」居首。 視覺焦點: 1960-1971年間，以「文字圖片並重」為最多，1971年後則轉換為「圖片型」為最主流。視覺動線: 1960-1971年間，以「直立型」的視覺動線最多，1981-1990年代間除了「直立型」廣告仍為多數，「水平型」的視覺動線則在此年代居首位。 標題: 1961-1970年代以「好奇式」最多，到了1971-1980年代，則以「利益式」與「生活型態/價值觀」為多數。1981-1990年代明顯以「利益式」為大宗。內文: 皆以「解析式」為最多。標語: 在標語有無部分，廣告多未含有標語，早期以企業標語為大宗，後來在1981-1990年代則以「商品標語」為主。 廣告訊息圖像表現: 插圖種類部分，早期(1961-1980年)均以「攝影」為主，在1971-1980年間，開始分散到「電腦製作與合成」之繪圖手法。在1981-1990年間，除了「攝影」為大宗外，「電腦製作與合成」已居次，「插畫繪型類」成為第三。圖文互動部分以「圖文呼應」為最多，三個年代皆顯示如此，但是在1981-1990年代開始，部分廣告的圖文互動模式出現「圖文相佐」的互動。 / Heysong Company in the past fleshed o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 advertisement, is worth other business owners or advertiser to follow and learn. In particular, Heysong Company has been more than 80 years striving for soft drink industry in Taiwan which is behalf of the evolution of consumer culture and values. The study focus on print advertisement of newspaper and magazines which was published by Heysong, and analyzing its advertising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performance of soft drinks industry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hange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changes on Print Ads effect.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as follows: Ad Information: No matter what age, "price and value" is the most. In addition, in the 1961-1980 decade also convey major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information. However, in 1981-1990, changed to promote the “taste" of information Value Presented: 1961-1980 years, the print ads are communicated to the consumer "happy", "emotional" and "imaginative" instrumental value. But after 1981, the Heysong Company added more emphasis on "broad minded" and "ambitious" instrumental value. Information source: Most print ads did not have endorsements. About the ads with endorsements, in the 1961-1970s, more often unusual consumer advocate. In 1981-1990, the general public for people (celebrities) is the majority. Appeal: 1961-1970 and 1970-1981 years, the rational appeals in advertising for the bulk, but in between 1981-1990,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al advertising appeals. In the 1961-1970 era of "facts" and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pproach" as the most, to 1971-1980 were replaced by "Description section of life" as the main implementation of the approach, until the 1981-1990 era, then back to " facts "led" feature appeals "supplement. Emotional appeals were 1961-1970s with the "celebrity recommendation / attractive men and women" as the most; 1971-1980's was changed to "symbolic" topped. Visual focus: 1960-1971 years, with "both text and graphics," as most were converted, after 1971, as "picture type" as the most mainstream. Visual Activity Line: 1960-1971 years, the "Vertical" visual dynamic line up to the years. 1981-1990, "Vertical" Advertising is still the majority and "horizontal" visual moving lines at the age of first place. Title: 1961-1970 Age of "curiosity-style", up to the 1971-1980 era, uses the "interests" and a "lifestyle / values" for the majority. 1981-1990's obvious the "interests of the type" for the bulk. Text: Most are "analytic" the most. Slogan: Advertisements do not contain slogans is the majority. But for the ads with slogans, “enterprise slogan” for the bulk of early, later 1981-1990's uses a "product slogan" main. Advertising Graphics performance: the early (1961-1980) are "photography", and in 1971-1980 years, began to spread, "the computer production and synthesis" of drawing techniques. In 1981-1990 years, in addition to “photography” as the staple, the "computer production and synthesis" has been second place, "illustrator drawing" as the third. About Interactive graphic, the "Echo of graphic and text" as up to three years all show that, but in 1981-1990's, part of the advertising graphic interactive mode, "Supplement of graphic and text" shows.

科技進步發展為人類生活帶來便利，卻也存在風險及不確定性。科學發展所興起的討論議題，已無法單僅由科學專家解決，而是須要社會各界的理解與解決。基因醫學議題於台灣社會中的科學傳播狀況，為本研究主要關注重點。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台灣四份主流報紙對基因醫學的報導，不同媒體對科學新聞報導的主題、消息來源引用是否存在差異。此外，媒體報導科學新聞內容之優缺點及科學研究資訊元素等也納入分析標的，探討台灣媒體報導基因醫學新聞品質與科學傳播內涵。 本研究蒐集《中國時報》及《聯合報》自200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自2005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共1,426則基因醫學新聞為樣本，比較11年來基因醫學新聞報導數量之情形。然而除《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兩報可蒐集自2001年至2004年間之新聞，《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僅能自2005年起蒐集新聞樣本，為求四報具相同比較起點，本研究以2005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共935則基因醫學新聞作為主要分析樣本，採用內容分析法檢視《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基因醫學新聞於七年間的報導主題、消息來源、報導品質及科學研究資訊元素呈現情況，並比較媒體間報導之異同。 研究結果發現，十年來報導數量整體呈現減少趨勢，當出現基因醫學爭議事件時報導數量大幅增加。報導主題以「新知資訊」為基因醫學新聞最常呈現的主軸。各報對於新聞主題選擇小有差異，但都以「新知資訊」的主題報導最多。 在主要消息來源方面，「專業人士」引用最多，主要消息來源與次要消息來源引用差距甚大。 　　　基因醫學新聞報導品質缺點方面，四項缺點項目中，四報以「未整理消息來源話語」項目，比例最高，「消息來源身分交代不清」項目則為次要缺點。基因醫學新聞的報導缺點訊息不因媒體而有所差異。優點部分，四項報導優質訊息項目中，四報以有「加以解釋重要名詞」項目比例最高，「清楚說明科學內容」為其次；而對「提及事件背景脈絡」與「提及風險相關爭議」兩項目比例較低，未達半數以上。四報對基因醫學新聞之優質訊息呈現有所差異，《蘋果日報》於「加以解釋重要名詞」項目居四報之冠；《中國時報》則為四報中，對「提及事件背景脈絡」與「提及風險相關爭議」兩項資訊較多報導。 至於科學研究資訊元素呈現，研究發現四報提供較多與基因醫學研究有關的「研究過程與結果」資訊項目，包含研究設計方法與結果兩類資訊，但對於提及「研究描述」、「研究可信度」、「疾病資訊」及「研究應用」等相關科學資訊項目比例較低。 本研究發現提醒作為科學新聞實務工作者，在科學新聞的報導中擔負科學傳播的責任之際，除了報導新知資訊之外，建議提供民眾理解、接觸科學議題的機會，報導以清晰、易懂的文字解說專業科學知識，同時加強報導內容與民眾本身的連結，以增進民眾對科學議題的認識與參與機會。

在瞬息多變的國際社會裡，企業面臨更多不同類型的危機衝擊，加上現代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平面、電視、網路及行動載具等媒介平台，使得新聞事件的傳播更加快速且無遠弗屆，尤其媒體對危機事件不斷的重覆報導，在社群網站不斷地被網友轉貼分享、再轉發，使新聞事件持續發酵延燒，更因此擴大危機事件的影響範圍及程度，增加企業處理危機事件的困難度。 雖然新聞工作者依據專業意理處理新聞，但報導內容卻經常呈現「偏頗」（bias）的情形，新聞並非僅是中立的資訊，內容其實充滿了意識型態。因此，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角度、報導內容、標題及措詞，甚至是新聞評論所採取的立場，亦即，經由媒體所建構的新聞報導內容，都將可能影響閱聽眾對新聞事件的認知與了解。 由於華航及長榮航為台灣最大的兩家國籍航空，兩航的營運規模相近，在航空市場上不可避免彼此競爭，媒體對兩家航空公司危機事件報導的方式與陳述事件的角度，將使閱聽眾對兩航的觀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及評價。 因此，本研究嘗試比較國內報紙對華航及長榮航危機事件的報導，並進行分析，探討新聞報導中平面媒體如何建構兩航的新聞事件，及對兩航事件的報導是否存在差異性，而這些報導差異性是如何展現，尤其華航在 1994-2002 年間曾經連續發生過多起重大飛安事故，長期揹負的飛安包袱是否也影響媒體的報導立場，都是本研究亟欲了解的問題。 本研究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兩年之間華航與長榮航不同種類危機事件的新聞報導內容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得知兩航在報紙媒體之危機事件相關報導中，除報導量有明顯的差異存在之外，版面位置、報導方式及主要消息來源引用等，均無明顯不同；在報導立場的總評價亦無明顯差異，兩航都是負面批評比例高於正面評價。且經分析發現，華航飛安類負面報導佔其所有負面批評之43.5%，長榮航飛安類負面報導佔其所有負面批評之64.3%，亦即華航負面新聞報導並非如預期之多，由此可以得知華航過去飛安紀錄不佳的包袱，經多年努力後，已不致影響媒體報導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