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時間娛樂圈就會爆出藝人吸大麻或服食禁藥、毒品的零星事件，直到2006年，一連串藝人因疑似吸食大麻，引起演藝圈一陣風波，也造成媒體對於名人毒癮新聞的大幅度報導，引起社會大眾對名人毒癮的討論與重視，但每篇新聞所再現出的名人毒癮樣貌並不一致。故本研究欲透過觀察這些名人毒癮的新聞，探討媒體如何再現此議題？對於名人毒癮新聞中的消息來源引用為何？不一樣的報導主題呈現了什麼樣的報導語氣與輪廓？而這些分佈與內容是否會因媒體不同而有差異？ 本研究以《蘋果日報》與《聯合報》兩報為分析樣本，分析期間以2006年12月至2007年年底，名人毒品相關新聞作為分析樣本，共取469則新聞，用內容分析法檢視兩報名人的毒癮新聞的呈現，並觀察此類報導的特性。 研究結果發現，名人毒癮新聞因名人身份有九成為娛樂圈人士，故版面最多分佈於「影視娛樂」版，其次因為名人身份的可看性與聚焦性，版面分佈也多為「頭版/焦點/要聞/話題」版。而國籍分佈有九成為「台灣地區」的名人，顯示台灣媒體仍偏好報導台灣地區的名人為主的毒癮新聞。 從名人毒癮新聞的主要議題分佈，可以得知其主要議題多圍繞在「道歉、懊悔的告白、戒毒後向善或以此作為反毒宣導」、「違法行動之偵察」以及「受此牽連的負面程度」這三項，由此可知，這些名人毒癮的新聞報導的主題與重點並不在於提供毒品的相關資訊或是健康、政策議題，而是注重在名人在毒品事件中的發生過程、影響與其自身告白。這也表示媒體藉著框架的過程，凸顯名人在毒癮事件中其態度而非健康議題。 在媒體差異方面，儘管兩報都偏好引用或是採訪當事人的意見為新聞之主要消息來源，但《蘋果日報》引用「當事人」為消息來源的比例最高，而《聯合報》則偏好引用「檢警調或司法人員」；在新聞版面上，《蘋果日報》多將此類新聞置於「影視娛樂」版，亦即小報的特徵在於投注相對較多的注意力在運動、醜聞和流行娛樂，以及名人或一般人的私生活。從報導主題而言，《蘋果日報》報導主題最多的為「受此牽連的負面程度」，而《聯合報》則以「道歉、懊悔的告白、戒毒後向善，提倡反毒或作為反毒宣導」為最多，前者多強調吸食毒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多為揭露個人隱私或負面消息；而後者則是藉由這些道歉、戒毒向善的新聞來做反毒宣導，表示其給名人改過的空間較多，也相較傾向於向善正面的報導。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兩報在報導此類新聞時，在「毒品或毒癮健康或政策等方面的相關資訊」的報導主題上都是偏低的比例，表示兩報對此類新聞多僅限於事件的追蹤或單純的後續報導，皆未能提供民眾更深一層的健康資訊。 本研究主要研究報紙媒體如何呈現名人毒癮新聞，檢視新聞媒體在處理名人與毒品議題時，著重的面向與關心的議題，但對於受眾對於此的觀感與影響並未多做著墨，建議日後研究者可以朝閱聽人對此議題的看法與理解去研究，或是朝「毒品與病犯的社會建構」面向進行探討，並可進一步與媒體再現的歷時性變化對照比較，如此才能對藥物濫用有更客觀全盤的瞭解。

K他命自2006年起蔚為潮流，成為年輕族群偏好使用的娛樂性藥物。除了社會中對管制藥物既存的負面認知，青少年用藥行為也引發許多爭議討論，包括使用藥物是否導致生產力下降、用藥是否會危害他人安全、將過量使用藥物者視為犯人是否恰當，以及次文化無涉政治反叛，單純為了享樂放鬆的觀點。在各方論述的競逐下，媒體如何報導這些新聞卻鮮少有研究關注。本研究旨在探討媒體如何建構青少年用藥議題，以哪些主題為多？是否與特定時期有關？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使用K他命的青少年被框架為何種樣貌？是否與主題、消息來源有關？又是否因媒體差異而有不同？新聞文本的再現反映出隱含在社會文化中如何看待青少年用藥的價值觀？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與兼具質量性的框架分析二部分，分析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的青少年使用K他命新聞，總共304則。 在量化內容分析部分發現，青少年使用K他命新聞以「純淨新聞」寫作形式最多，最常出現在「社會/焦點」版面，最主要的新聞主題為「犯罪案件」，引用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為「檢警調實作人員」。本研究也依報導數量分布的多寡，將新聞區分為二種時期：派對檔期與平時。在派對檔期，「春浪/春吶音樂節」、「用K的新奇方式」主題顯著較多；在平時，媒體則偏重「犯罪案件」主題。 在內容分析的框架類別部分，本研究發現新聞主角最多被再現為「被害者」和「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次之，「過量使用的病人」和「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所占比例偏低。特別的是，在隸屬「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新聞中，最優先消息來源為「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代表媒體在看待年輕的K他命使用者時，也傾向採用政府單位的預防禁止觀點。主角框架因媒體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蘋果日報》最多再現用K青少年為「標新立異的逸樂者」，《聯合報》則凸出用K青少年的「被害者」樣貌。 在質化框架論述分析部分，整體來說，用K青少年形象以負面居多，在「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以及「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中，論述皆呈現譴責意義，透過斥責或訝異用藥者的失序行為，甚至危害他人的作為，來指出K他命藥效是造成犯罪的原因。用K青少年被再現為「標新立異的逸樂者」比例偏高，在此類範本中若涉及春浪/春吶音樂節主題，「轟趴」、「搖頭」、「嗑藥」、「藥頭」等負面隱喻不斷出現且相互扣連，將問題責任歸諸青少年集體，雖然實際上用K玩樂可能是某部分人的作為，但此種描述法卻無形污名化所有參與活動的青少年，也加深墾丁音樂節與「毒」連結的既定印象。 媒體高度依賴警方對青少年用藥現象的詮釋觀點，而用藥青少年被再現為社會正規秩序的破壞者，當其作為次要引述來源時，較多是坦承犯刑或否認，兩相對照下，善惡對立的劇本凸顯出年輕用K者的負面形象。此外，新聞論述除了鋪敘移送法辦、建議將K他命改列二級毒品管制等處理方式，傳統倫常規範也透過家長的痛心呼籲帶進此議題的價值詮釋上，顯示出藥物使用的適當與否，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依然被定位成犯罪問題和道德瑕疵，故心理治療觀點與次文化聲音被報導的比例不高。 媒體納入精神醫學觀點，看待用藥者為「過量使用的病人」比例偏低，也極少提及持續使用K他命產生的主要問題其實在於心理層面對藥物的依賴。即便彰顯前述看法，文本中出現的專家也單純只有臨床醫生和精神科醫師，未見其他輔導協助人員的角色，後續配套措施資訊介紹也仍不夠充足，青少年使用K他命行為在此論述鋪敘中，被建構成不必導入心理諮詢及家庭輔導的問題。 用K青少年被再現為「被害者」的比例最高，並可細分為「被人利用的中介」和「無知的女性弱者」二種範本。前者的新聞主角因無知被藥頭或販毒集團利用才進行販運製毒等犯法行為，且文本中多半形容其深具悔意的態度，因此得到較正面的詮釋和同情憐憫。至於女性誤用K他命遭致身心損害，卻因其態度不夠堅定而必須替後果負上部份責任，性別意識型態超越了管制藥物是單一導因的認知，亦可見污名女性的端倪。 最後，透過分析結果，本研究希望能提供後續傳播研究對青少年娛樂性用藥、過量用藥等議題的重視，並建議媒體工作者深化本身知識，納入多元視角，在報導中區辨K他命和其他管制藥物（如海洛因、安非他命、搖頭丸）的藥效差異，並依情境、處遇、使用者個人區分使用藥物的程度，如此才能傳達較多方資訊，並建立大眾的藥物知識和健康素養。政府面對青少年用藥行為，除了現行的控管方式外，可再參考荷蘭藥物政策中的「減害」思維，來重新審思我國藥物政策的實際有效性。

本研究採用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針對《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從1968年到2007年與優生保健法立法緣由、法案內容考量、討論，以及施行狀況相關的188篇新聞進行分析，以探討台灣媒體在墮胎論述中所建構的內容、反映出的觀點，以及權力運作的軌跡，並配合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方式，本研究將分析分為文本層面的描述、論述層面的解釋，和社會文化層面的詮釋三層次。 本研究依照時間先後，將優生保健法的發展分為四時期，第一時期從1968年至1982年5月20日，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在行政院研擬時期，報導以告知法案內容與法案進度為主，強調優生保健法對於降低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品質的助益，並將優生保健法建構為解決人口問題的良藥；第二時期從1982年5月20日到1984年12月31日，此時期為行政院通過優生保健法草案到立法院三讀通過草案時期，報導特色在於正反意見的並陳，而非單方面傳達優生保健法的正面效果，不過贊成通過優生保健法的一方在報導中較具有優勢，除了標題不時強調優生保健法所能帶來的好處外，也替贊成者建構出專業、正面的形象；第三時期為1985年1月1日到2003年4月16，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正式實施之後，到衛生署第再度擬定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此時期的報導關注墮胎合法化帶來的種種缺失，並宣稱墮胎有逐漸氾濫的情形；第四時期從2003年4月17到2007年1月，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提出到立法院審議為止，報導關注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所引起的爭議，並將法案建構為製造社會問題的惡法。 本研究發現，不同時代的優生保健法討論，建構出的墮胎圖像與定位也有差異。在媒體論述中，優生保健法的角色從可以解決人口問題、提高人口素質的良法，變成造成墮胎氾濫的惡法。在消息來源方面，早期由政府部門主導論述的地位漸漸被醫師團體所取代，當優生保健法在行政、立法兩院審核時，立法委員的發言也受到媒體的重視，不過與墮胎最直接相關的女性，卻是優生保健法討論中最缺乏力量的，直到2003年後女性觀點才被呈現於媒體上。而媒體也習慣用缺乏可靠的統計數據來描繪墮胎氾濫的現象，並將墮胎與「性氾濫」、「性道德敗壞」做連結，引發對墮胎者道德敗壞與偏差性行為的想像，而墮胎女性被建構出的形象多半是負面的，如衝動的女性或是不尊重生命的女性。墮胎女性除了被建構出負面的形象之外，女性身體也成為人口政策的工具。不論出生率過高或是過低，女性的子宮都被指責為問題的所在，卻忽略女性在生與不生之間的考量。 台灣墮胎論述的特色有三，分別為：（一）與性道德的牽扯不清；（二）不討論「生命定義」的問題，懷孕即是懷有生命；（三）墮胎女性意見的缺席。墮胎是涉及生殖、家庭、醫學、政策、人口等的複雜議題，不過媒體往往將墮胎討論簡化成生死的兩難、性開放的結果、宗教與女性主義的對立等。本研究認為媒體可利用深度報導的形式，或在報導中提供更多正確完整的資訊，協助社會理解墮胎議題的多重面向，讓墮胎議題有更多討論空間。

基因改造食品一方面是複雜的基因科技產物，另一方面牽涉環境與健康危害的議題，是風險社會下即具代表性的例子。在各方論述的競逐下，媒體如何報導這些新聞卻鮮少有研究關注。本研究旨在探討媒體如何再現基因改造食品新聞？歷年來的報導呈現何種趨勢？與某些特殊事件有關？以哪些形式與議題為最多？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媒體使用了哪些框架來再現基改食品的樣貌？其中又與哪些在地文化產生互動？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與質量化兼具的框架分析兩部分，分析1994年1月起至2006年12月底為止，《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基因改造食品新聞。 在量化內容分析部份發現，基因改造食品新聞以「純淨新聞」寫作為最多，最常出現在「社會／生活」版面，引用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為「科學領域專家」，最主要的新聞議題為「政策規範」。這部份的框架分析，研究發現以屬於「進步包裹」的新聞為最多，在各框架包裹所細分的小框架中，採「科學萬能」框架論述的新聞又佔有最高比例。 本研究也依新聞數量變化，將基因改造食品議題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1999年之前的「醞釀期」、2000至2003年「高峰期」與2004年之後的「平穩期」。醞釀期的報導大多將基因改造產品視為科學新產物，有許多來自外電或編譯稿。高峰期開始出現一連串的消費者運動，焦點轉為關注政策制定與食品安全。後來的議題平緩期，出現在地方版的新聞數量超過社會／生活版面，意謂著基改議題逐漸在地化發展，新聞重點在政策的執行面。此外，隨著時期演進，採取「危害包裹」與「關切包裹」論述的新聞也有逐漸增加趨勢，顯示管理議題愈受重視。 在質化框架論述分析部份，本研究發現採用「進步包裹」論述的新聞，抱持基改食品是改善現狀、帶來美好的立場；其中再細分出來的「科學萬能」與「經濟掛帥」框架，多用科學、經濟術語或研究報告、數據來加以佐證，呈現出基改食品在科學與經濟上對人類的貢獻。這兩大框架強烈暗示科技與經濟至上，論述中幾無描繪任何發展時可能的代價與風險，同時又佔據最多新聞數量，因而令其他相對的框架立場難以發聲、居於弱勢。 其次，歸類為「危害包裹」的報導，傾向基改食品具有風險、對人類有害。其中屬「健康疑慮」框架者，關注食品安全問題，論述者多為社運團體，亦引用科學報告為證據；但是他們最終對法規的呼籲，在媒體報導中無法成為關注焦點。被歸類為「天然最好」框架的報導，多為商業推廣新聞，藉由強調非基改食品優點來反面凸顯基改食品，有嚴重的新聞廣告化問題。在「產經毒藥」部分，此類新聞以事件導向為主，描繪有關本地基改作物影響出口經濟的案例，但新聞數稀少，難以喚起重視。風險最大的「禍延子孫」框架，其立場認為基改技術將帶來人類浩劫，但台灣並非基改主要生產國，容易有置身事外之感，加上強大風險的關注本身尚未被科學認可，也很難在地生根。 屬於「關切包裹」的新聞，與法規政策演進有關，其中區分的「妥善管理」論述，對政策有嚴格要求；「有管就好」框架的新聞，則流露出管理的散漫。在此包裹中，呈現出台灣官方面臨美國貿易壓力下，對高科技風險產品的處置，然而台灣並非每次都能嚴守立場，在本地自主與強國干涉間取得平衡；而媒體報導不僅透露出這個問題，也暴露媒體本身並沒有做好捍衛民眾知情權與加強風險意識的責任。 本研究希望能加強後續對風險事物的研究與重視，也建議媒體對任何科學研究，應抱持懷疑態度，不宜過分誇大、宣揚其預期貢獻或獲利。媒體工作者應時常關注國內外的重大科學發現，深化本身背景知識，在報導議題時才能有深入的理解，以善盡加強大眾風險意識之責。政府面對風險事物，不只要盡快制定相關規範，也必須與民眾做良好溝通，加強他們的風險意識與知識。

本論文以台灣1995年3月實施全民健康保險為分水嶺，1985-2010年的醫療環境為脈絡、同時間的《聯合報》為研究樣本，檢視醫生的實際勞動過程與勞動條件，相較新聞傳媒論述的落差。 因年代演進、健保前後的報紙再現確實不同，新聞與投書最大的迥異之處出現於財團化，醫病關係與醫療糾紛，醫療極限與去專業化，情緒勞動，因健保更為負面的醫德，及健保體制爭議等的分析類目上，呈現醫師的媒體形象隨時間遞嬗變動。無論是否包含個案，從報導數目來看，可以發現中期、後期醫病關係惡化，醫療糾紛增加，醫學知識去專業化與有限性；健保下的負面形象初實施便有、後期卻越形明顯，可謂與財團化同步。新聞數量、論述，與消費主義社會、醫療環境、政策之演變高度正相關。不過，媒體長期以來多忽略體制變革牽涉個體醫師的「勞動過程與勞動條件」問題，醫師團體凝聚的勞動意識則直至最近才逐漸被喚醒與展現在媒體上。 媒體在醫療議題中扮演的角色，確有出現變化，然，不是晚一步，就是極少報導。在歷時性或個案新聞中，台灣媒體對於醫師身體勞動、情緒勞動之變遷，商品化醫療服務與健康權利有所衝突，以及結構、資本主義之變因與影響，均再現與詮釋不甚全面。 /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how the United Daily News(UDN) represented the doctor’s labor process in Taiwan between 1985 and 2010, taking 1995 as the watershed whe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was implemented, prior to and after which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medical people have experienced substantial changes. As such, the UDN did register differences in its treatment of related events accordingly. The current study has focused upon issues related to conglomeratio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medical malpractice, limits of medicine and deprofessionalization, emotional labor, negative medical ethics, as well as health care system debates etc.. Images and discourses of doctors in the media have changed across two period of time. It becomes clear that since 1995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has been getting worse, while medical negligence increased and deprofessionalization of medicine multiplied. In addi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HI, there were more medical ethics violation and capitalists have made more gains with medicalconglomeration. Another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increase of medical news is the arrival of a consumerist society, and simultaneous changes of medical environment and policy. Although there is such a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health system, the media has however failed to represent adequately the doctor’s changing labor process and conditions. The UDN has not covered such topic until very recently in the wake of several protests arising out of worsening medical environment. In conclusion, Taiwan’s media has paid insufficient attentions to various significant issues, doctors’ physical labor and their emotional labor, commodified medical services and its conflicts with universal rights of health are among the most eye-ca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