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依據Fairclough的觀點，認為論述是一種政治操作的過程，它能幫助政府能對人民進行社會教化、形塑人民的認知和行動，以達成權力者的政治目的。並依此觀點分析前總統李登輝主政期間的重要論述內容，檢視其政權所反應的民粹主義。 本研究將李登輝的論述分為三個發展脈絡：「中共—台灣：兩岸關係的分離」、「李登輝—人民：領袖正當性的建構」、「憲政民主—共同體：新國族的建立」，經過分析發現，李登輝總統任內的政治論述，的確有政治操作與教化的功能。在李登輝的論述中，「民主」和「民主改革」是他用來啟蒙與轉化人民認知的重要訴求，也是藉此達成個人權力目的的工具。李登輝一方面不斷對人民灌輸「民主」價值，強調「民主改革」的重要性；同時以兩岸「民主」差距解構中共政權、拖延兩岸關係；並且標榜個人「民主使命」和建構道德形象，使自己成為符合人民期待、值得人民託付的領導人，以此解構政敵的批判和中共的威脅；最後，基於「民主改革」的正當性，他得以不斷要求修憲與改革體制，導致憲政體制扭曲、總統權力毫無制衡。 綜觀李登輝主政期間的論述，大致可歸納出三點民粹政治的特徵：一、利用人民對國民黨威權的不滿，不斷推動民主改革，結果卻造成總統擴權、違反憲政體制；二、李登輝建構個人無暇的道德與神聖使命感，將自己建構為凡事訴諸人民的卡理斯馬領袖，藉以排除來自中共與政敵的挑戰，並吸引人民對其個人的信仰與認同，以順利推動個人改革主張；三、建立以台灣人為主體的「生命共同體」，不斷塑造中共為共同敵人。他以簡化的邏輯解讀兩岸問題，煽動人民對中共的情緒，反過來凝聚台灣內部共識與同質性，分離兩岸關係使台灣主權獨立。李登輝政權並非鎮壓性的統治，但他藉著論述的反覆辯證，卻造成個人集權力與一身的結果，可見其權力行使過程中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

從通俗文化、學校教育到醫療論述，今天的肥胖不只是體態而已，且常與「醜陋、病態」劃上等號。「胖醜瘦美」似乎已成為這時代牢不可破的社會認知。鑒於這股日益根深蒂固的社會認知，本研究選擇了有線電視頻道中販賣瘦身產品的瘦身類資訊式廣告為研究標的，來觀察「瘦就是美」這個概念在該類媒體文本運作的情況，以及結合其他論述力量達成規約女性身體以獲取最大利潤的策略。 本研究以批判論述分析為工具，從這個兼具資訊與娛樂的廣告文本形式出發，首先分析該類文本的特性，進而觀察在販賣特定瘦身產品的過程中，此類資訊式廣告建構女性身體理想形象的手法。再者，在高倡追求理想身體形象的前提下，此類資訊式廣告企圖利用科學論述的中立、客觀的權威性來鞏固這個前提，以完成銷售特定瘦身產品的目標之際，更形成對於規約女性身體的馴育手段。基於以上的思考方向，本研究針對了以下四個面向進行分析：包括資訊式廣告的文本分析、女性身體形象的論述、科學╱科學論述的運作、規約女性身體的權力與社會脈絡等，期能進一步揭露此媒體文本的深刻意義，並鼓勵女性積極掌控自我對於身體的定義，不為身體所役。

本研究採用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針對《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從1968年到2007年與優生保健法立法緣由、法案內容考量、討論，以及施行狀況相關的188篇新聞進行分析，以探討台灣媒體在墮胎論述中所建構的內容、反映出的觀點，以及權力運作的軌跡，並配合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方式，本研究將分析分為文本層面的描述、論述層面的解釋，和社會文化層面的詮釋三層次。 本研究依照時間先後，將優生保健法的發展分為四時期，第一時期從1968年至1982年5月20日，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在行政院研擬時期，報導以告知法案內容與法案進度為主，強調優生保健法對於降低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品質的助益，並將優生保健法建構為解決人口問題的良藥；第二時期從1982年5月20日到1984年12月31日，此時期為行政院通過優生保健法草案到立法院三讀通過草案時期，報導特色在於正反意見的並陳，而非單方面傳達優生保健法的正面效果，不過贊成通過優生保健法的一方在報導中較具有優勢，除了標題不時強調優生保健法所能帶來的好處外，也替贊成者建構出專業、正面的形象；第三時期為1985年1月1日到2003年4月16，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正式實施之後，到衛生署第再度擬定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此時期的報導關注墮胎合法化帶來的種種缺失，並宣稱墮胎有逐漸氾濫的情形；第四時期從2003年4月17到2007年1月，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提出到立法院審議為止，報導關注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所引起的爭議，並將法案建構為製造社會問題的惡法。 本研究發現，不同時代的優生保健法討論，建構出的墮胎圖像與定位也有差異。在媒體論述中，優生保健法的角色從可以解決人口問題、提高人口素質的良法，變成造成墮胎氾濫的惡法。在消息來源方面，早期由政府部門主導論述的地位漸漸被醫師團體所取代，當優生保健法在行政、立法兩院審核時，立法委員的發言也受到媒體的重視，不過與墮胎最直接相關的女性，卻是優生保健法討論中最缺乏力量的，直到2003年後女性觀點才被呈現於媒體上。而媒體也習慣用缺乏可靠的統計數據來描繪墮胎氾濫的現象，並將墮胎與「性氾濫」、「性道德敗壞」做連結，引發對墮胎者道德敗壞與偏差性行為的想像，而墮胎女性被建構出的形象多半是負面的，如衝動的女性或是不尊重生命的女性。墮胎女性除了被建構出負面的形象之外，女性身體也成為人口政策的工具。不論出生率過高或是過低，女性的子宮都被指責為問題的所在，卻忽略女性在生與不生之間的考量。 台灣墮胎論述的特色有三，分別為：（一）與性道德的牽扯不清；（二）不討論「生命定義」的問題，懷孕即是懷有生命；（三）墮胎女性意見的缺席。墮胎是涉及生殖、家庭、醫學、政策、人口等的複雜議題，不過媒體往往將墮胎討論簡化成生死的兩難、性開放的結果、宗教與女性主義的對立等。本研究認為媒體可利用深度報導的形式，或在報導中提供更多正確完整的資訊，協助社會理解墮胎議題的多重面向，讓墮胎議題有更多討論空間。

臺灣的人口政策從倡導節育到鼓勵生育，其中歷經多次變革，以往研究者多從人口趨勢變化來探討人口政策變遷，或僅針對某一政策時期進行分析，但如此一來，不僅將人口趨勢客觀數據化，也忽略人口問題乃為動態的論述建構過程，且斷代式的分析亦較無法看出人口論述的歷史性。故本研究依照時間順序，將人口政策發展分為（一）「食之者眾，生之者寡」－東亞競爭下的「人口爆炸」時期；（二）「進退維谷」－改弦易轍的人口政策轉型時期；以及（三）「待養者眾，扶養者少」－人口老化下的鼓勵生育與新移民時期，並在視媒體社論為論述建構之關鍵場域的前提下，以1959至2008年《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七則社論，進行細緻的批判論述分析，探討在不同政策時期，媒體社論論述所呈現的人口問題以及論述背後的意識形態。 本研究發現，「人口爆炸」時期的社論論述，突顯人口過多有礙經濟發展的問題，以節育來解決人口壓力為此一時期的論述主軸，並依此衍生對中下階層多育者的論述苛責，視多育者為社會問題的來源，以此合理化國家節育政策的正當性，而無視多育者背後所承受的生育壓力，以及對（中下階層）女性自主避孕能力的不信任。「人口政策轉型」時期的社論論述，則始見人口老化論述浮現，與人口壓力論述同在人口政策天秤上擺盪，競爭論述的支配權。然在繼續節育或適度鼓勵生育的論爭中，社論卻是以「提升人口素質」來取得雙方論述的折衷，卻漠視「人口素質」實則對身心障礙者等群體生育自主權的剝奪。到了「鼓勵生育」時期，社論中的人口老化、少子女化與新移民論述已完全取代人口壓力論述，此時「人口」的論述內涵轉變了：人口已不再是消耗資源的壓力，而是維繫國力的生產力。老人與新移民在社論中各被建構為依賴人口與素質不佳的人力，以對比出少子女化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將不利臺灣未來社經發展的隱憂。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上述社論的人口問題論述，乃以「人口素質」為名劃界出主流社會對於人口問題的想像，亦即依循（生／心理）正常／知識階級／本土我群的標準來定義何謂人口問題，以及人口素質的優劣。是故媒體社論對人口素質的複頌，背後所隱含的階層、性別、種族與年齡歧視，實為強化與複製政府的政策論述，並未挑戰到既有支配論述的權力位置。 最後，本研究指出儘管社論在人口政策的方向上多傾向採取與政府一致的立場，但從「人口爆炸」到「鼓勵生育」時期，卻可見社論的立場由一開始對政府的亦步亦趨，到逐漸重視輿論的民意轉向。而對政策的施行手段，也從婉轉諫言到直陳己見，並在政策論爭的過程當中，扮演政府探知輿情及提供民眾政策思考的角色。

人類社會中有許多社會現象是隱而不顯的，或者刻意被視而不見、被忽略。當SARS疫情在台灣社會蔓延時，所有與「SARS」相連結的人、事、物，都被投以異樣的眼光，被貼上他者身份的標籤而受到歧視、排拒與指責。同樣，SARS他者的建構也並非自然地存在，而是透過許多語言、行動與機制所形塑出來的。本研究透過分析新聞媒體的語言及所對應的情境脈絡，來理解SARS他者建構之由隱微到顯見的過程，期冀經由逐步揭露SARS他者的風貌，褪去覆蓋在疾病之上的外衣，以回歸到「人」的本質。 　　本研究主要運用Fairclough（1995）的互文性分析策略來分析SARS新聞中他者的再現，將SARS他者分為「新興的他者」—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變異的他者」— 醫護人員、以及「恆久的他者」—社會邊緣地位者等三種類別。本對了 所以所謂的七月底前畢業就是七月底前把那張單子交給註冊組就好了 印論文慢慢來 這樣妳應該輕鬆一點了吧是研究發現新聞論述中建構出「恐怖他者」、「罪犯他者」與「自私他者」的想像，劃分著健康我群與染病他者的界限，形塑了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的他者風貌。另外，本研究以Davies & Harré（1990）的定位（positioning）理論來分析醫護人員身份認同的變動也發現，醫護人員、政府、媒體、民眾透過相互定位與定位的回應，隨著指標性新聞事件的發生，而改變著彼此間的身份位置。處於社會邊緣地位者如街友，及醫院看護與清潔人員，長久以來被社會刻意忽視，當SARS風暴席捲台灣時，成了代罪的羔羊而受到矚目，疫情落幕之後依舊回歸到邊緣地位。 　　我們以Fairclough（1995） 分析他者再現之「存在/缺席」原則來檢視三種類別他者，也發現了三種他者在媒體中的「存在/缺席」呈現光譜狀的分配：醫護人員在媒體中的發聲機會與存在多於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又多於社會邊緣地位者。本研究亦發現媒體在報導他者的身份的多重角色上可以是污名的製造者；或者是強化者；然而也可能僅是烙印的傳遞者；甚或扮演著有正面意涵之烙印減輕者角色。影響媒體角色的變動因素，與媒體內部既有的框架（frame）有關，面對不同的對象，媒體論述有不同的再現方式。此外，我們也發現，台灣社會在SARS疫情間的他者塑造，有些現象是過去的文獻所無法提供解釋的，特別是在政治層面的考量，展現了台灣社會的特殊性。 　　SARS他者在社會中受到的排斥，來自於社會大眾與媒體只見「病」而不見「人」的思維，而這個「病」又包覆著種種的負面的想像。本研究以SARS為個案，嘗試為疾病去污名化，並且提醒社會要重視「人」的本質，從「人」的角度出發來面對未來的疫病，能夠盡可能的拋開疾病負面意義的包袱，理解人類乃是健康與疾病共存的個體，以正面的態度面對疫病，在未來面對疫疾時，同時看見「病」也看見「人」。

動腦會議是傳播代理商工作職務中很重要的一種會議形式，希望在最短時間內收集最多兼具質與量的創意點子。然而，研究者卻發現會議中總是少數幾個人開口，造成動腦會議不動腦的現象。語言是動腦會議中最重要的互動工具，而言談行動中因為社會結構之故，必然存在著權力關係。 本研究透過對話分析及批判論述分析，藉媒體代理商裡的動腦會議對話記錄作為分析個案，並分析動腦會議中之言談互動，以及權力的建構與改變。 本研究發現，當創意遇見權力時，權力關係與以下幾個面向有關。第一，引導人角色鮮明，發言次數全場最多，並控制著整場動腦會議的進行。第二，參與者的資歷、經歷影響其表現。第三，透過主動表達、正面誘引、相互堆疊使創意浮現。四，引導人利用意識框架彰顯權力。第五，語對中的打斷或插話乃是確保資訊平等以及創意延續。第六，開玩笑與講笑話可拉近與會人員的距離以及緩和氣氛。第七，善於鼓勵促進創意發展及否決創意背後均蘊含權力關係。第八，清楚闡釋乃是掌握會議當下權力的最佳利器。第九，延續他人創意及說服他人妥協以壯大權力地位。 / Brainstorming is a common meeting type in media agencies in order to collect ideas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in a short time. However, there are usually only a few participants dominating the meeting, impeding the process of brainstorming. Langu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for brainstorming process, and there is power relationship due to society structure. Through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thesis takes conversation records of brainstorming of a media agency as study materials, analyzes dialogues of brainstorming, and structure and change of power. First of all, the role of the facilitator is significant and competent, he dominates the brainstorming process and progress. Second, past work experience of participants matters. Third, ideas come from expression, guidance, and extension. Fourth, the facilitator utilizes ideology to show his power. Fifth, participants disrupt others to secure ideas or ensure everyone gets equal amount of information. Sixth, participants can relax a tense atmosphere with humorous jokes. Seventh, power is shown when encouragements or denials occur. Eighth, to own power, one needs clear interpretation. Lastly, a person strengthens power by elaborating on others’ ideas or persuading others.

2003年傳染病SARS流行期間，媒體在指稱此疾病時，出現許多不同的名稱，本研究認為名稱不只是用來指稱事物、也反映社會文化的想法，更可能遮蔽了真實，帶來了想像，這本論文即是嘗試描繪這個過程的痕跡。 研究者在文本中採用Norman 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方法，從中發展出語言、媒體論述及社會文化三個分析層次，觀察在SARS發展的過程中，媒體上出現的疾病名稱如何形成及轉變、媒體論述和整體社會氣氛如何因應隨之改變的動態過程；再輔以深度訪談法，瞭解報社編輯在處理SARS新聞時面對的情形和自身想法，而這些因素又如何影響了他/她們對疾病名稱的選擇。 研究分析發現，SARS名稱的變化可略分為三個時期：在官方尚未確定疾病名稱前，名稱強調的多是疾病的不明、外來和可怕，報導內容中有相當部分用來描述一般民眾的恐慌情緒，編輯則著重在新聞報導中找出新奇吸引讀者的觀點來形容此一新興傳染病，略為誇張也在可接受範圍；第二個時期官方名稱出現，媒體漸漸出現統一的名稱，不過在其中個別媒體組織的立場仍然可能影響名稱變化的速度，但代表專業共識和官方力量的名稱則是影響名稱最有力的因素，報導內容也以醫療專業觀點為多數；第三個時期傳染範圍擴大，媒體紛紛改以讖諱風格鮮明的「煞」字來指稱疾病，編輯除了提及諧音運用，也有將自身對疾病感知到的負面形象轉移到文字上的作用，連帶在圖片的選擇上也以除煞驅魔為主。 研究者嘗試指出，疾病名稱不是理所當然，而是新聞室內編輯在諸多考量下所做出的選擇，包括消息來源的不同、市場利潤的追求、組織意識形態的影響、社會文化概念以及個人主觀的感受等，這些都會進而影響到閱聽眾對疾病的認知。研究者試圖以此提醒新聞從業人員對事物的命名保持反思，閱聽眾在接收訊息時則必須時時保有批判性的覺察。

本文旨在探討台灣新聞媒體對於同性婚姻議題的再現，觀察再現論述語言中的特性，包含新聞媒體如何建構同性婚姻議題，以及議題中的同志。亦試圖討論論述特性所隱含的權力關係或意識形態。接著，搭配社會政治脈絡背景，觀察再現論述隨社會變遷與婚姻平權運動發展所產生的變化，討論再現論述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以《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與《蘋果日報》為研究文本，蒐集2005～2014年共十年間的同性婚姻相關報導，先使用量化的語料庫分析法統計新聞用語和其頻率，再以此資料為基礎，挑出兩則代表性文本進行質性的批判論述分析。 　研究發現，十年間皆存在的論述特性有：（一）反對方自我建構為「多數弱勢」；（二）生育能力為婚姻授權的一大關鍵；（三）同性婚姻與同志是二元對立中的他者。而過去十年間，媒體再現中最關注的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前五年主要將其描述為單向攻防戰，後五年則建構為勢均力敵的戰爭及國際趨勢。同志主體主要被以「同志遊說」論述來建構，同志的圖像是爭取權利的人。女同志性別被標示的頻率是男同志的1.5倍，顯示女同志受到性傾向與性別上的雙重不平等。另外，同志被視為是一種身分，且可能因為這個身分標籤，被分類為異性戀之外的他者。 　　論述變遷方面，研究發現整體而言後五年的消息來源比前五年來得多元，「異性戀」被標示的情形也增加了。再現論述的變化，代表著新聞產製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呼應了文化學者Hall提出的再現動態變化性。 /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presentation discourse of same-sex marriage issue on the newspapers in Taiwa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discourse characters, including how media construct same-sex marriage and gays’ image in this issue, and the possible power relationships and ideology within discourses. Besides, how discourses changed along with the social change and marriage equality movement development is also discussed. It relates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presentation discourse and society. 　　The texts are the same-sex marriage related articles from 2005 to 2014, which are collected from four main newspapers in Taiwan: Chinatimes, Liberty Times, United Daily News and Apple Daily. The study method is first using corpus soft ware WordSmith6 to calculate the words appear in these texts and its frequencies, then basing on those quantitative data to further conduct qual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M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characters of discourse includes the opponents would self-construct as “the disadvantaged majority”; Infertility is a key weakness which builds a wall between gays and marriage; same-sex marriage and gay are “the others” in the binary opposition discourse. 　　Within these ten years, the most focused issue of same-sex marriage representation is legalization. During 2005-2009, same-sex marriage legalization was constructed as a castle war, and for 2010-2014, it was constructed as an evenly-matched war and international trend. Gay images in those discourses were mostly constructed with “the gay lobby” discourse. The gender of lesbians was marked more often than gay men, which shows lesbians suffering a double inequality on sex orientation and gender. Also, Gay was considered as an identity, and gays may be classified as “other” because of this identity label. During these ten years, the biggest news source was gay. Generally, the news sources were more diversified within 2010-2014 than within 2005-2009, and the frequency of “heterosexuality” noted increased. The change of discourses represent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s production and society, responded to the flow of representation which is raised by H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