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食品現今已成為全球的新興飲食風潮。消費者獲取有機相關資訊的管道之一便是媒體，然卻少有研究討論之。本研究作為一初探研究，欲得知媒體在有機風潮時興的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研究問題包括：文本如何再現有機食品樣貌？主要的型態為何？除此之外，本研究亦想進一步得知不同媒體文本的詮釋手法是否有所不同？不同之處又為何？最後，由於有機食品從引進至今歷經了長約十年的時間，這期間無論是新聞形式或內容都可能有所變化，本研究亦想探知在這十年間新聞的形式或內容是否有所變化？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輔以框架分析的方式，分析了《聯合報》、《中國時報》以及《民生報》約11年間（1995-2006）的相關新聞。本研究結果顯示，有機食品新聞多為「純淨新聞」，且主要出現於「地方/都會」版面，各報及各時期的分佈皆同；「活動或商品優惠」則為有機新聞最主要之主題；新聞消息來源部分，無論是三家報紙或有機食品發展各時期，消息來源引用比例最高的皆為「食品業者」，且遠超過其他消息來源的發言比例。 新聞框架方面，「個人身心價值」則佔了絕大多數的新聞比例，各報及各時期的新聞框架排序則略有不同；最後，在新聞語氣的運用部分，「有機市場概況」、「有機食品資訊」、「活動或商品優惠」以及「個案抗病經驗」等主題的報導多使用正面語氣，其他語氣偏低；然「有機品制度」及「食品安全」等主題的報導語氣較為平均，雖然以中立/混合語氣為主、但肯定及否定語氣亦皆佔了不少比重。 整體而言，有機新聞在這十年間持續增加，反映出有機食品受到社會重視的現象，有機新聞呈現出與地方經濟生活難以分割的特性，則或可成為促進社區發展的推手。然有機食品新聞因處理了較多消費性議題，文本呈現較為一般新聞鬆散而可能有廣告化的疑慮，新聞從業人員則可能更需小心謹慎地處理這類議題。

近年來名人罹患憂鬱症，甚至因憂鬱症自殺導致死亡的消息不斷見報，使得媒體對於憂鬱症的報導大幅度增加，也引起了大眾對此類精神疾病的高度重視，但每篇新聞再現的憂鬱症樣貌似乎並不一致。故本研究欲探討在憂鬱症漸受媒體與輿論重視的大環境裡，媒體如何形塑「憂鬱症」此特定精神疾病？對於憂鬱症論述的消息來源引用為何？不一樣的消息來源呈現了什麼樣的報導輪廓？報導語氣偏向正面溫馨還是負面？呈現憂鬱症的醫學真實與社會真實的情形為何？而在不同新聞主角身分是否會導致報導方式及面貌呈現差異？ 本研究嘗試以2003年5月1日《蘋果日報》發刊為起點，至2006年12月31日止，四年內《蘋果日報》與《中國時報》的憂鬱症新聞為樣本，共取1,371則新聞，用內容分析法檢視兩報憂鬱症新聞如何呈現憂鬱症，並觀察此類新聞報導有何特性。 研究結果發現，憂鬱症新聞的版面分佈會因報別、主角身份呈現差異。《蘋果日報》憂鬱症新聞較常出現在頭版、影視娛樂版、生活消費版、論壇版，且其名人新聞亦較《中國時報》多；而《中國時報》憂鬱症新聞則較常出現在健康醫療版與地方版。在新聞性質方面，《蘋果日報》評論類新聞較《中國時報》多，但卻不因主角身份而有異。 憂鬱症新聞主要議題裡，兩報各議題排名順序雖小有差異，達統計顯著，但皆以「非以憂鬱症為主軸的議題」新聞為最多，而名人新聞有較非名人高許多的比例，新聞內文出現和憂鬱症無關聯的議題。 消息來源方面，《蘋果日報》引用憂鬱症患者本身與親友話語的比例比《中國時報》高許多，《中國時報》則仍注重「專業人士」話語的援引；名人新聞超過一半以上引用患病者話語，然而非名人新聞卻是患者與專業人士話語並重。 在生物醫學模式呈現方面，《中國時報》提供較多關於「醫師診斷」、「就醫後之果」、「非醫學治療後之果」、與「預防」的資訊；尤其是名人新聞出現「醫師診斷」與「就醫後之果」兩項目的比例，較非名人新聞低。其餘生物醫學模式呈現和憂鬱症社會真實各面向所造成的報別和主角身份差異則不大。

在政治進入媒介的時代中，隨著電視媒體影響力漸增，政治人物亦趨重視電視的曝光機會。電視本身重視影音與戲劇化的性質，以及媒體組織對觀眾喜好的認知，影響了電視對政治新聞的選擇；政治人物亦利用自身資源，投電視的新聞偏好，增加曝光機會。我們常認為國內電視呈現立法委員相關新聞時，往往著重立委暴力、緋聞、使用各種道具或特殊扮相的演出，本研究以國會電視新聞、電視記者以及立法委員為研究對象，分析電視新聞如何再現立法委員，是否著重呈現其表演行為，以及記者與立委如何互動出此一再現結果。 　　在文獻探討上，本研究利用競賽框架及選民消費理論。前者指出當代政治新聞多注重競爭及策略面，而電視畫面又適於突顯衝突情境，因此電視傾向呈現立委的影像式表達；後者則說明政治人物力求媒體表現，原因在於可將自我資訊充分揭露予選民，故易於展現衝突或戲劇化言行增加電視曝光度。無論何種觀點，都揭示電視偏好再現立委的表演行為的原因，然由於不同立委所擁有的政治資源配置有所差異，因而立委在實際發展媒體策略時，亦有不同的選擇與考量。 　　本研究使用電視新聞的內容分析，以及記者與立委的深度方談兩種研究方法。前者分析電視對國會新聞的關注程度與再現方式，以了解立委的曝光度競爭程度，以及立委的再現是否多與顯明的感官刺激、衝突性、戲劇化或意圖性相關，使用圖像式或刺激性的表達方式，而非單純言語鋪陳的表演行為，並分析表演行為在選舉與非選舉期、有無較高職位的立委間以及不同政黨大小的立委間，有無呈現的比例差異與關聯；後者旨於探討電視記者如何評價立委表演行為與進行新聞選擇，以及不同政治資源配置的立委如何發展媒體策略。綜合兩種方法，則分析記者與立委的權力關係。 　　本研究發現，立委爭取電視曝光的競爭激烈，電視新聞呈現立委時，表演行為比例顯著於非表演行為、選舉時期顯著高於非選舉時期，且不具職位或小黨立委表演的呈現比例亦較高。其原因可分兩層面，在媒體部分，國會電視記者基於媒體性質與收視率壓力，即便對立委表演感到無奈，亦需採訪播出，特別是資淺記者較難另外探索其他較具深度的議題；在立委方面，立委發現電視喜好，了解表演行為帶來的即時曝光效果，雖可能造成形象的損害，但囿於本身資源條件的限制，往往亦需展現表演行為。在記者與立委互利共生的過程中，立委更有機會透過商業機制，操控記者進行其所不樂意的採訪。 　　電視著重立委表演行為的影響，可能造成政治的論述的空洞化，使得民眾對公眾事務關心的流失；亦可能使記者的新聞工作熱情流失，造成高流動率與年輕化，使得國會新聞停留在表象的惡性循環；以及形成對專業問政立委的懲罰，鼓勵立委以表演自利，並削弱其監督政府的能力。故此，本研究建議由電視台重新解讀收視率著手，改變新聞訴求定位，培養記者的專業素養。立委需謹慎評估表演行為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應，觀眾亦可透過多元化的管道了解國會運作，表達對非綜藝化立委及新聞的鼓勵，以改變此一現象。

人類社會中有許多社會現象是隱而不顯的，或者刻意被視而不見、被忽略。當SARS疫情在台灣社會蔓延時，所有與「SARS」相連結的人、事、物，都被投以異樣的眼光，被貼上他者身份的標籤而受到歧視、排拒與指責。同樣，SARS他者的建構也並非自然地存在，而是透過許多語言、行動與機制所形塑出來的。本研究透過分析新聞媒體的語言及所對應的情境脈絡，來理解SARS他者建構之由隱微到顯見的過程，期冀經由逐步揭露SARS他者的風貌，褪去覆蓋在疾病之上的外衣，以回歸到「人」的本質。 　　本研究主要運用Fairclough（1995）的互文性分析策略來分析SARS新聞中他者的再現，將SARS他者分為「新興的他者」—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變異的他者」— 醫護人員、以及「恆久的他者」—社會邊緣地位者等三種類別。本對了 所以所謂的七月底前畢業就是七月底前把那張單子交給註冊組就好了 印論文慢慢來 這樣妳應該輕鬆一點了吧是研究發現新聞論述中建構出「恐怖他者」、「罪犯他者」與「自私他者」的想像，劃分著健康我群與染病他者的界限，形塑了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的他者風貌。另外，本研究以Davies & Harré（1990）的定位（positioning）理論來分析醫護人員身份認同的變動也發現，醫護人員、政府、媒體、民眾透過相互定位與定位的回應，隨著指標性新聞事件的發生，而改變著彼此間的身份位置。處於社會邊緣地位者如街友，及醫院看護與清潔人員，長久以來被社會刻意忽視，當SARS風暴席捲台灣時，成了代罪的羔羊而受到矚目，疫情落幕之後依舊回歸到邊緣地位。 　　我們以Fairclough（1995） 分析他者再現之「存在/缺席」原則來檢視三種類別他者，也發現了三種他者在媒體中的「存在/缺席」呈現光譜狀的分配：醫護人員在媒體中的發聲機會與存在多於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又多於社會邊緣地位者。本研究亦發現媒體在報導他者的身份的多重角色上可以是污名的製造者；或者是強化者；然而也可能僅是烙印的傳遞者；甚或扮演著有正面意涵之烙印減輕者角色。影響媒體角色的變動因素，與媒體內部既有的框架（frame）有關，面對不同的對象，媒體論述有不同的再現方式。此外，我們也發現，台灣社會在SARS疫情間的他者塑造，有些現象是過去的文獻所無法提供解釋的，特別是在政治層面的考量，展現了台灣社會的特殊性。 　　SARS他者在社會中受到的排斥，來自於社會大眾與媒體只見「病」而不見「人」的思維，而這個「病」又包覆著種種的負面的想像。本研究以SARS為個案，嘗試為疾病去污名化，並且提醒社會要重視「人」的本質，從「人」的角度出發來面對未來的疫病，能夠盡可能的拋開疾病負面意義的包袱，理解人類乃是健康與疾病共存的個體，以正面的態度面對疫病，在未來面對疫疾時，同時看見「病」也看見「人」。

本論文旨在探索民意的公共性與公眾意涵，亦即從公共／眾的角度探討民意的概念。此外，本文也將進一步地剖析媒體再現民意公共／眾的問題，並實際檢驗報紙民調報導與電視談話性節目再現民意及其公共性的真正意涵。 為了有效瞭解媒體再現民意的問題，本論文建構了觀察民意公共性的指標，並以此作為觀察分析報紙民調報導與電視談話性節目的依據。在報紙民調報導方面，本文採用了論述分析的方式檢驗報紙民調新聞再現民意的表現，並以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三大報為分析對象。電視談話性節目方面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並選擇TVBS「2100全民開講」為研究對象。至於研究時間則區分為選舉期間與非選舉期間。 本研究發現，不論是報紙民調新聞或是電視談話性節目，其所再現的民意公眾皆具有虛構／想像公眾、集體公眾、斷裂公眾的意涵。但民調報導則以統計數字建構了型式理性的公眾內涵，並以隱喻的論述方式轉喻了搖擺公眾成為民意公眾；談話性節目則利用公眾聲音建構了談話公眾的特色，而節目的內容型態也展現了非理性的情緒公眾意涵。民意公共場域方面，以上兩種媒體所呈現的公共領域皆具有政治領域的型態（民調報導議題與談話節目討論議題大部份皆以政治議題為主），而民意的批判公開性也轉變為媒體操縱公開性的意涵，甚至於談話性節目已成為代議政治政黨運作的公共場域，再次賦予了傳統代表公開性的重生機會。至於民意的批判與溝通意涵，報紙民調的固定量化報導型式並無法展現民意理性溝通與批判的精神；而談話性節目的談話論述充滿了二元對立、衝突以及戲劇化的效果，不但無法反映理性批判的本質，也使得溝通論證失去了民主論證的意涵。因此，本文認為現代民意經由媒體再現後，民意的公共/眾精神不再，只成為一種對實在主義的宣稱以及符號建構民意的概念。 關鍵詞：公共、公眾、民意、民意公共性、媒體再現、公開性、論證民主。

本研究嘗試以1988年6月24日至2008年6月24日之間，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前後十年，《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為研究樣本，經分層抽樣後共取1,010則新聞，以內容分析法檢視兩報呈現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的方式，並觀察此類新聞報導有何特性，而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前後，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的報導方式有何轉變？ 　　本研究以責任歸咎方式、消息來源、親密伴侶暴力迷思、主要議題、「社會關注」指標與「廣義親密伴侶暴力」指標檢視1,010則親密伴侶暴力報導，並依新聞分布特性分為「議題醞釀期」、「法案倡議與通過期」、「法案實施初期」以及「法案實施三年後」四個時期。 本研究發現親密伴侶暴力報導主題面向上以「暴力事件與個案」為主，不同時期中的主題分布達統顯著差異，「法案倡議與通過期」及「法案實行初期」為四時期中「防暴落實過程」比例較高者，而「防暴執行阻礙／困境」在四時期的比例均在一成以下。個案導向的新聞報導於社會關注面向上以「立法規範與庇護／援助」、「當事者外的援助與介入」與「議題專家作為消息來源」上有明顯進步；但四個時期皆有90%以上的新聞未提到「施暴者終止暴力的方式」。 在親密伴侶暴力的歸因方式上，「個人框架」以「暴力事件與個案」為議題主軸。「體制框架」的議題較平均的分配在「防暴落實過程」、「相關政策／法令」以及「防暴執行阻礙／困境」。「文化／社會結構框架」超過五成的主題為「防暴落實過程」。「整合框架」中排名第一亦為「防暴落實過程」，其次是「相關政策／法令」。 　　媒體文本中呈現迷思為「責備受害者」，「加害者脫罪」，「美滿家庭價值」與「霧裡看花」。「議題醞釀期」僅近四成未提及迷思，而「法案倡議與推動期」有超過六成五的新聞未提及任何迷思，表現最佳。「責備受害者」在各時期皆為比例最高的迷思。 「未提及迷思」的消息來源以「專家與倡議團體」佔最多數，其次為「官方消息來源（政策層面）」。其他四種迷思「責備受害者」、「加害者脫罪」、「美滿家庭價值」與「清官難斷家務事」中，「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皆為最主要消息來源。不同框架間的迷思分布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體制框架」、「文化／社會結構框架」與「整合框架」皆超過九成未提及任何迷思。「個人框架」中有超過四成的迷思為「責備受害者」，其次為「加害者脫罪」。 　　消息來源方面，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且達顯著差異。「議題醞釀期」前三名消息來源依序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受暴者」與「專家與倡議團體」。而「法案實施三年後」排名第一轉為「受暴者」，其次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與「專家與倡議團體」。「法案倡議與通過期」及「法案實行初期」裡「專家與倡議團體」消息來源引用較其他二時期明顯提升。四個時期的「當事者人際網絡」比例均極低。 　　「個人框架」前兩大消息來源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與「受暴者」。「體制框架」中以「專家與倡議團體」（45.5%）排名第一。「文化／社會結構框架」中有超過五成的消息來源為「專家與倡議團體」，其次是「官方消息來源（政策層面）」，「其他與純粹記者描述」排名第三。「整合框架」中排名與「文化／社會結構框架」相同，且比例分佈亦類似。 基於上述結果，本研究嘗試對對媒體實務工作者與社政專業提出建議：在媒體報導上須延展報導的廣度與深度，與社政團體配合定期製作專題報導，引用暴力倖存者的現身說法，輔以專家或倡議團體的評論或意見以供參酌，以達到引發讀者興趣與教育知識兼具的成效。在報導暴力事件時，避免擷取與事件本身無關的敘述，並與社會新聞路線之外的其他記者整合，搭配相關議題進行報導。社福團體在近用媒體時可尋求另類發聲管道，並成立專業小組，及時回應媒體需求。並與媒體保持合作關係，定期提供其專業領域的各項資訊，適時提出澄清，掌握議題的定義與解釋權。

本研究從媒體、政黨與族群三個角度切入，引用量化内容分析法與質化文本分析方法，去了解不同語言媒體建構不同政黨與族群女性候選人形象特質爲何？研究結果顯示，在媒體的比較上，《馬來西亞前鋒報》由於是馬來語文報紙較偏好馬來女性候選人新聞，至於中文報《星洲日報》則恰恰相反的偏向華人女性候選人新聞，充分反映族群報的特色，即認同與自己相同語言的女性候選人；在政黨立場上，《馬來西亞前鋒報》由於受控於巫統，較偏好報導國陣女性候選人新聞，反觀《星洲日報》雖掌握在與國陣擁有良好關係的朋黨手中，但是在報導上卻偏好民聯女性候選人新聞，反映媒體擁有權並非必然影響媒體的黨派立場。 至於政黨聯盟的對照上，可以發現國陣與民聯女性候選人形象上的差異，主要來自聯盟内的族群，是為族群性別分野的再現，其中兩大聯盟都傾向將華人女性候選人建立起「積極角色」，至於馬來女性候選人，在國陣比較是「消極角色」，反觀民聯則是「中立角色」的建立，雖然兩者主題上有所不同，但所強調的是一種「中立又偏消極」的參政姿態，這與華人女性候選人積極參政姿態很不相同。 最後再深入探究馬來人與華人女性候選人形象比較上，並從三方面著手，即參政途徑的比較、政治角色的比較以及私領域的比較，歸納出三點：（一）被黨主導的馬來女性候選人與主動出擊的華人女性候選人；（二）依賴男性的馬來女性候選人與自主型的華人女性候選人；（三）重視母職的馬來女性候選人與雙重角色負擔的華人女性候選人。

1990年代後期，以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為基調的全球化論述漸成為主流的經濟發展理論。然而，隨著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不斷推進，世界卻日益分化、貧富差距日益嚴重。因此，反全球化浪潮逐漸在全球各地迅速蔓延。 本研究由2005年香港反全球化示威出發，採用批判論述分析方法，以《中國時報》與《東方日報》為例，由低層次至高層次針對文本、論述實踐與社會文化實踐進行分析，藉以探究台港兩地主流報紙如何再現此一事件。 文本分析將焦點置於兩報在語言層次上如何再現反全球化運動。研究結果發現，兩報共出現六種意識型態機制再現反全球化運動。除強化反全球化運動既定的刻板印象外，亦透過負面指謂與描繪將反全球化運動邊緣化於主流價值之外。總體來說，《東方日報》對反全球化運動之誤現不論是在數量上抑或程度上皆遠高於《中國時報》。 藉由論述實踐分析，將得以揭露隱匿於文本背後之框架與其意識型態歸屬。研究發現，反全球化人士於《中國時報》較常成為論述主角，其意見較得被完整呈現；《東方日報》則傾向突顯官方論述與發言。對於衝突事件，《中國時報》與《東方日報》兩報各自建構「民主人權」與「法律秩序」作為其召喚我群的共識假定。而在全球化爭議的論述形構上，《中國時報》文本的論述實踐運作呈現出「全球正義與民主框架」以及「傾保護政策框架」；《東方日報》文本的論述實踐運作則呈現「傾自由貿易框架」。 社會文化實踐分析旨在將文本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中解讀，耙梳兩報論述實踐運作之社會文化意涵。本研究認為，肇因於兩地在政經脈絡發展以及媒體本身立場上的差異，《東方日報》論述實踐偏向常規式的社會性建構，有助於再製並維繫既存的新自由主義論述秩序；《中國時報》論述實踐則偏向創造式的社會性建構，有助於轉變既存的新自由主義論述秩序。 / In the post-90s era,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ories framed the mainstream philosoph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rogression however, was no solution to augment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ld and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deprived and wealthy. In fact, it might have sown the seeds for the waves of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s that ensued. This study exams the anti-globalization protest that broke out in Hong Kong during 2005 and, using the China Times and Oriental Daily News coverage as case studies, takes a bottom-up analysis approach at examining how the mainstream media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each represented the event. Textual analysis on the two media’s coverage drew attention to six different ideological mechanisms in their representation approaches. In addition to reinforcing the negative stereotypical connotations of anti-globalization, the movement is also further marginalized through the use of negative descriptivism and labels. On the whole, the frequency and magnitude of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made by the Oriental Daily News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China Times. Analysis of discourse practice unveils the hidden frames and ideology behind the text. Grievances of anti-globalization protestors are voiced by China Times, while authoritarian monologues frequent on the Oriental Daily News. In conflicting circumstances, the China Times appeals to a sense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hile the Oriental Daily News calls on “law and order” as their slogans to assemble we-group consensus. In their discursive formation on the globalization issue, the China Times outlines global justice & democracy and protective policy frames; the Oriental Daily News on the other hand endorses pro-liberal trade frames. Analysis of sociocultural practice interprets the text within context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sum up, due to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respective media predispositions, the Oriental Daily News discourse has a conventional socially constitutive function that maintains and reproduces the neoliberal orders of discourse; the China Times discourse has a creative socially constitutive function that endeavors to transform existing neoliberal regimes.

本研究認為要了解台灣新聞媒體在「焚化風險/污染議題」上的表現，必須將其置放在台灣焚化政策爭議的整個歷史脈絡中來作探討，才能跨越「從媒體文本看世界」的侷限，了解國家、社會運動、媒體在「焚化政策爭議」中的互動關係。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分析國家推動焚化爐的制度設計與「風險管理」的配套措施則，以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與歷史文獻分析民間反焚化爐運動發的發展，並試圖辨識國家與社會運動各提出了哪些詮釋架構。在媒體文本方面，採用框架分析法。 本研究發現，從民國73年《都市垃圾處理方案》開始，「焚化」一直被定為主要垃圾處理政策；國家一方面以各種優惠、補貼、保障利潤的長期合約等機制扶植/圖利國內廠商；另一方面以「中央給錢、地方找地」的權責劃分原則搭配回饋金、公權力、民有民營模式三個機制來排除居民的反對與抗爭。 國家在推動焚化爐的過程中，鼓吹焚化有「減量化、安定化、衛生/無害化、資源回收、占地小、台灣垃圾適於焚化、焚化是先進國家主要垃圾處理方法」等優點，根本未提及戴奧辛及其他污染。待環保團體提出質疑，國家才透過新聞媒體來安撫社會大眾，提出「積極改善」、「配套措施」與「安全保證」，把問題導向「如何補救」而非「是否還要繼續接受污染」。在空氣污染防制方面，大型爐的戴奧辛排放標準遲至民國86年才訂出，小型爐管制最遲至92年才生效。鼓勵民間投資灰渣再利用的政策更是大大增加這些毒物流散到環境中的機率，而且因為我們看不見、不知道，所以毫無警覺。 早期的反焚化爐運動分成兩股力量，草根組織在社區抵擋焚化爐進入，專業環保團體則多次在媒體上揭露「焚化風險/污染」。民國88年起，開始有環保團體引介國外的反焚化論述給社區草根組織；在環保團體與地方組織緊密互動、串聯的過程中，發展出反焚化論述的「在地版本」，更快速壯大運動的影響力，迫使國家重新檢討焚化政策。在反美濃焚化爐的個案中，人們更見識到，在中央/地方政府施政作為與焚化技術雙雙失去正當性之後，焚化利益的政經共生體如何操弄法律、科學/技術與官僚體系特性來抗拒反對與改變。 在焚化風險的決策點上，中時、聯合兩大報並未提供警訊，主動揭露焚化爐可能帶來的風險/污染，也沒有自我批判或學習的能力，在下一次報導時提出警告。 在環保團體揭露焚化風險/污染時，兩報傾向用「兩面並陳、各說各話」的「衝突對立框架」來處理，但聯合報傾向凸顯兩造說法的兩極化、沒有交集，中時則是「形式對立、內容不強調對立」。不過，在揭露之後，民間團體還是很難得到媒體近用，但國家卻能輕鬆得到媒體進用，以科學研究的內部不確定性和外部權威、「安全保證」等機制，將議題引導至「風險管理」的詮釋框架，解除焚化政策的正當性危機。 在「反對焚化污染/風險運動」的媒體再現中，美濃反焚化爐運動完全被擠壓在地方版，只有官員圖利廠商被偵辦的新聞才上得了全國版，但此類「司法新聞」無法呈現中央/地方政府互踢皮球、集體卸責等整套「風險政治」的運作過程，不利於各地受害者的交流、串聯，亦不利社會輿論壓力的形成。 在討論垃圾問題的社論中，兩報均接受焚化是國家「既定政策」的事實，以「肯定並催促興建」、「視為既定事實」、「討論如何排除焚化爐興建困難的問題」、「信任科學/技術」等框架來支持「焚化爐是最佳方案」。「減量回收」政策從頭到尾都被套上個人實踐的道德化框架，削弱其可獨當一面，取代焚化爐的正當性，亦排除了國家在減量回收政策上的責任。 兩報探討垃圾與焚化爐問題的社論絕大多數是應垃圾大戰而寫，只有一篇聯合報社論以焚化爐風險為主題。兩報對於焚化爐爭議大致上有固定的框架，中國時報很一貫地抱持「焚化是不得不然的選擇」，所以要作好管制/公關工作的詮釋框架，聯合報則是一直強調源頭管制（減量）的重要性，只可惜該報的言論並不認為源頭管制可以完全取代焚化，故在立場上是採取「嚴格管制焚化爐，加上個人要作好源頭減量才是戴奧辛的治本之道」。不過，這種一致性僅限於全國版，地方版無法歸納出類似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