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欲分析媒體記者在面對SARS新興傳染病的報導經驗，他（她）們的專業角色認知，以及在報導時所面臨的困境與因應，從傳染病本身的特性，剖析採訪環境在主、客觀環境的變化，對記者專業認知的衝擊與挑戰，嘗試描繪出在這一波重大疫病的當下，記者如何從經驗中學習與改變，以期對未來的媒體環境及新聞從業人員有所反思與進步。 本研究從健康風險的傳播，探討新興傳染病具有哪些特性，致使記者在採訪時面臨的限制與困境，以及隨著全球化的腳步，所帶來風險社會，民眾所仰賴的專家也未必具備完全的知識，記者在採訪時，面對專家也不瞭解之際，記者的報導策略。另外，從健康風險的新聞報導，探討科學新聞的困難度以及醫藥新聞的進展與陷阱，探討有關健康傳播的不同面向。再者，從記者與新聞組織、消息來源的關係，分析記者在採訪新聞時，如何判斷消息來源，以及新聞組織對新聞的影響，希冀從SARS新聞的流程中，一探新聞組織在此所扮演的角色。 　 本研究以第一線的採訪記者為主要研究對象，主要的媒體包括《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民生報》與《蘋果日報》，電子媒體則包括TVBS及東森有線電視台的記者，以深訪的方式瞭解他（她）們當時記者採訪SARS新聞時，如何面對這一場新興傳染病的疫情，以及外界提出各種責難與批評時的反應，並由第一線記者檢視新聞出錯事件，包括「華昌國宅爆社區汙染」、「馬偕瓶中信」、「高雄長庚醫師殉職」等，亦為本研究欲蒐集的資料，希冀進一步探討新聞出錯的原因及環節，作為未來新聞從業人員的省思與自我期許。 關鍵字：SARS、醫藥新聞、健康傳播、風險社會

能源議題在臺灣一直存在爭議，最為社會大眾熟悉的是核能問題，核能幾乎是國內媒體最關注的焦點之一。自2012年行政院前院長江宜樺提出核四公投，國內主流媒體相繼推出跨國性的能源專題報導，內容不同於過往媒體多聚焦在核能議題，故引發本研究探討媒體如何建構深度能源報導的興趣。 本研究以2013年9月《遠見》〈未來的電哪裡來？〉和2014年3-4月期間刊登的《聯合報》〈明天的電 核去核從〉為例，探討國內媒體在核能風險的爭議如何建構跨國性的能源專題報導。為加強分析文本背後的社會文化現象影響，本研究採用並調整van Gorp（2010）歸納和演繹法兼具的框架分析架構，在社會文化現象的分析納入深度訪談法，以訪談記者的資料掌握媒體產製流程、守門原則和媒體文化等因素對文本建構的影響。在框架演繹階段，本研究則採內容分析法統整新聞框架在兩大專題的分布情形，及媒體屬性和消息來源與框架間的關聯。 本研究根據兩大專題的論述建構「供給穩定」、「需求節能升效」、「公眾價值」、「人身健康安全」和「環境低碳」等五個框架類目。供給穩定和需求節能升效框架分別討論能源的供應及需求問題；公眾價值框架關注核能風險溝通的民主參與；人身健康安全框架探討核能造成的健康安全危害；環境低碳框架則聚焦能源政策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問題，各框架的核心意涵基本上映照臺灣目前選擇能源最需要面臨的問題困境。有關各框架在兩大專題的分布情形，整體以「供給穩定」框架的出現頻率最高；分開來者，《遠見》和《聯合報》專題都以「供給穩定」最多，但《遠見》專題依序為「需求節能升效」和「公眾價值」框架，《聯合報》專題則以「人身健康安全」和「公眾價值」框架名列二、三。 在框架論述部分，因兩大專題的產製時間和採訪國家重疊，專題報導出現類似的框架化裝置和推理裝置，且有以外國作為臺灣借鏡楷模的意涵。兩大專題的論述建構都深受社會文化脈絡和消息來源的說法影響，特別是有關專業議題的討論，報導相當依賴可信度高的消息來源。媒體差異則影響兩大專題出現不同的論述特色，《遠見》專題因該雜誌定位為專業財經媒體，報導呈現財經雜誌深度報導的特色，內容援引豐富文獻。《聯合報》專題則具有報紙即時性的特色，報導篇幅短、關注各國最新的能源發展資訊。 在消息來源的引用部分，兩大專題鑑於可信度的守門原則，整體以官方和產業單位為引用前兩名者，進一步分析，《遠見》專題的前兩名為產業和官方人物，《聯合報》則反之。除此，五個框架整體也以官方單位引用最多；其中「需求節能升效」和「公眾價值」框架以產業單位引用最多，其他三個框架引用最多者皆為官方單位，主因是「需求節能升效」框架重視產業和民間的節能行動，公眾價值框架注重能源產業機構和民間的風險溝通，其他三個框架則關注政策制定者因應能源供給、能源風險和氣候變遷的作為。 本研究發現，部分研究結果的推理需藉由訪談記者才能確認，如《遠見》因定位為財經媒體，影響專題著重產業觀點；或如《聯合報》專題的報紙特色，也根據訪談結果了解媒體文化對新聞建構的影響。若僅採用van Gorp的分析架構，難以掌握媒體產製流程、媒體文化或潛在的社會因素等影響，故本研究輔以深度訪談法探討新聞框架和文化現象的扣連，補充了van Gorp框架理論的不足。 本研究也針對能源報導提出實務建議。首先，媒體組織需持續培養新聞工作者的專業，鼓勵報導開展多元消息來源；在報導寫作方面，應增加關注產業責任和與臺灣脈絡相近的國家情形，拓展報導面相。同時注意查證工作，避免報導流於以作為平衡的衝突方式呈現。而在製作國外議題方面，建議新聞工作者事先前往各國蒐集一手資訊，尋求駐外單位協助、聯絡特派員或預先採訪國內專家和民間團體，以利實際採訪。國外報導另須重視國外經驗和國內脈絡的差異，使報導引發讀者關注國內問題，並作為實際可行的解決策略。 關鍵字：能源、核能、框架分析、風險社會、專題報導

本研究從風險傳播的觀點，以2013年台灣爆發的食用油事件為例，探討媒體如何再現食品安全事件的樣貌？報導中呈現哪些食品安全資訊？其中有哪些是與風險相關的資訊？不同媒體又有何不同的報導策略？本研究採用量化內容分析與新聞框架分析，分析《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與《蘋果日報》等四大報的食用油報導。研究發現，食用油報導高度仰賴政府消息來源，專家與民間的聲音相對微弱；新聞主題偏重事件調查與責任追究；新聞框架側重政治面向，而較不重視科學面向；風險評估資訊包含「影響危害」、「風險知識」、「安全處理」和「檢驗結果公布」等四個項目，含有風險評估資訊的報導佔整體報導數量六成，其中以「檢驗結果公布」比例最高，較缺乏「影響危害」與「安全處理」資訊。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對新聞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並指出食品安全報導應該提供哪些風險相關資訊，足以讓民眾評估風險，以避免恐慌。

阿嘉莎•克莉絲蒂一般被視為是一位傳統及經典的偵探小說作家。此類小說家通常會在小說裡強調「最後的真相」以及一個穩定社會秩序的回歸。然而，在此論文中，我將試著去證明克莉絲蒂的作品其實已超越了傳統偵探小說家的境界。由於她另類地在小說裡鋪陳「不確定真相」並且展現了一個介於工業社會以及後工業「風險社會」現代化變遷過程中的不穩定社會秩序，她甚至可以說是一位「反身性」的現代主義作家(“reflexive” modernist)呈現「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的社會寫實。 本論文共分為六個章節；主要探討了克莉絲蒂對英國工業社會的「現代化進程」(modernizing process)的反身性及批判性的思維。在她的小說裡，所呈現的所謂「現代化進程」，包含了對理性真理的建構、規律化的時間及空間實踐以及國家之各法制機關的運作。在克莉絲蒂的小說裡，此過程與深受資本主義所影響下的工業化以及都市化的英國社會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貝克(Ulrich Beck)對「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以及「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見解，被用來廣泛地討論克莉絲蒂的作品。此外，其他談論「現代性」的幾位學者，例如哈維(David Harvey)、列菲弗爾(Henri Lefebvre)、瑟鐸(Michel de Certeau)以及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論也被運用來解析她的文本。之所以涉及到這幾位學者的學說的原因，主要是他們都對工業社會下的理性化及紀律化的日常生活提出他們的質疑，也對現代科技及都市生活影響下的全新空間/時間的感知，發表了他們的見解。這些都有助於以文化研究的方法來暸解克莉絲蒂在其小說裡所呈現的社會情景。 總之，本論文的主要目標是要探討克莉絲蒂的小說文本與小說的社會背景兩者的關係。以「高度現代性」的理論架構，而非以傳統結構主義以及文類研究的方式，來審視她的小說。藉此，我期盼克莉絲蒂的小說能在英美現代文學作品的研究裡，能夠被重視並且能有重新的評價。 / Agatha Christie is often regarded as a traditional and classic detective writer who accentuates an ultimate truth and promotes the restoration of a stable social order in her novels. Yet, my study attempts to evidence that, with her writings transcending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detective fiction, she acted as a “reflexive” modernist by alternatively dealing with an uncertainty truth and demonstrating a shaky social order in a transitive changing reality from an industrial society to a post-industrial risk society. My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which focus on examining her reflexive a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a modernizing process,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a rational truth, disciplinary spatiotemporal practices, and legal institutions in her contemporary society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capitalism. The study of Christie’s works will be based on Ulrich Beck’s notions of ‘risk society” and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The theories of other modernist scholars, including those of David Harvey, Henri Lefebvre, Michel de Certeau, and Walter Benjamin, are also applied to witness Christie’s transformation from a conventional detective writer to a modernist one. These four theorists interrogate the rational and disciplinary control of everyday life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deal with brand new spatio-temporal perceptions ris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modern city life. Thei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re helpful to analyze Christie’s texts. Christie’s writings exhibit a changing social reality, a change from an early modernity to a later development of high modernity. Other than applying traditional approaches like structuralism and genre study, I employ a high-modernist perspective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ristie’s literary texts and their social background. My study is expected to relocate Christie as an experimental writer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detective fiction.

本研究關注2003年期間報紙報導對SARS這項疫病的詮釋、歸因、治療建議及預防方法，透過內容分析輔以論述分析，欲觀察在重大疫病風險壓力之下，媒體內容以西方醫學觀點與西醫之外的不同醫學觀點作為言說，其間主流與另類的競爭、移轉與互動情形。 　　研究發現，隨著SARS疫情告急，社會風險壓力持續加大，西醫與非西醫觀點在媒體內容所佔的比例上出現明顯的波動，數量比例上的起伏挑戰了過去研究所描繪之主流醫界與另類醫學在媒體論述中固定疆界，在現代社會中西醫主控的風險詮釋權也出現一度被鬆動之現象。本研究綜合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結果，依西醫與非西醫醫學觀點在2003年SARS疫期從發生到台灣自疫區除名這段期間，將報紙報導再現主流與另類健康風險論述之圖像中『對病的詮釋權』之流動現象，歸納定義為：（一）SARS致病因不明期；（二）西醫觀點主導期；（三）：在地醫學觀大量浮現期；以及（四）西醫定收回權力期。 　　本研究亦發現，這股因為重大緊急的健康風險所產生的「醫學權力波動」圖像，點出當代社會中另類療法與主流醫學具有時、空上的「相對意涵」。研究結果也指出，SARS期間媒體再現之許多非官方認定範圍內的種種行為型態，多屬「救急式」資訊。多數媒體論述並賦予非西醫醫學觀點「必須依附西醫」的次要定位，使非主流醫學觀點淪為點綴式的風險提案。 　　從研究中，我們確實看到了少數媒體論述對主流醫學體制的反省以及某些醫學觀念的改變，而這些現象所提供的反思，主流醫界、衛生政策者與新聞界都很難忽視。

本研究認為要了解台灣新聞媒體在「焚化風險/污染議題」上的表現，必須將其置放在台灣焚化政策爭議的整個歷史脈絡中來作探討，才能跨越「從媒體文本看世界」的侷限，了解國家、社會運動、媒體在「焚化政策爭議」中的互動關係。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分析國家推動焚化爐的制度設計與「風險管理」的配套措施則，以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與歷史文獻分析民間反焚化爐運動發的發展，並試圖辨識國家與社會運動各提出了哪些詮釋架構。在媒體文本方面，採用框架分析法。 本研究發現，從民國73年《都市垃圾處理方案》開始，「焚化」一直被定為主要垃圾處理政策；國家一方面以各種優惠、補貼、保障利潤的長期合約等機制扶植/圖利國內廠商；另一方面以「中央給錢、地方找地」的權責劃分原則搭配回饋金、公權力、民有民營模式三個機制來排除居民的反對與抗爭。 國家在推動焚化爐的過程中，鼓吹焚化有「減量化、安定化、衛生/無害化、資源回收、占地小、台灣垃圾適於焚化、焚化是先進國家主要垃圾處理方法」等優點，根本未提及戴奧辛及其他污染。待環保團體提出質疑，國家才透過新聞媒體來安撫社會大眾，提出「積極改善」、「配套措施」與「安全保證」，把問題導向「如何補救」而非「是否還要繼續接受污染」。在空氣污染防制方面，大型爐的戴奧辛排放標準遲至民國86年才訂出，小型爐管制最遲至92年才生效。鼓勵民間投資灰渣再利用的政策更是大大增加這些毒物流散到環境中的機率，而且因為我們看不見、不知道，所以毫無警覺。 早期的反焚化爐運動分成兩股力量，草根組織在社區抵擋焚化爐進入，專業環保團體則多次在媒體上揭露「焚化風險/污染」。民國88年起，開始有環保團體引介國外的反焚化論述給社區草根組織；在環保團體與地方組織緊密互動、串聯的過程中，發展出反焚化論述的「在地版本」，更快速壯大運動的影響力，迫使國家重新檢討焚化政策。在反美濃焚化爐的個案中，人們更見識到，在中央/地方政府施政作為與焚化技術雙雙失去正當性之後，焚化利益的政經共生體如何操弄法律、科學/技術與官僚體系特性來抗拒反對與改變。 在焚化風險的決策點上，中時、聯合兩大報並未提供警訊，主動揭露焚化爐可能帶來的風險/污染，也沒有自我批判或學習的能力，在下一次報導時提出警告。 在環保團體揭露焚化風險/污染時，兩報傾向用「兩面並陳、各說各話」的「衝突對立框架」來處理，但聯合報傾向凸顯兩造說法的兩極化、沒有交集，中時則是「形式對立、內容不強調對立」。不過，在揭露之後，民間團體還是很難得到媒體近用，但國家卻能輕鬆得到媒體進用，以科學研究的內部不確定性和外部權威、「安全保證」等機制，將議題引導至「風險管理」的詮釋框架，解除焚化政策的正當性危機。 在「反對焚化污染/風險運動」的媒體再現中，美濃反焚化爐運動完全被擠壓在地方版，只有官員圖利廠商被偵辦的新聞才上得了全國版，但此類「司法新聞」無法呈現中央/地方政府互踢皮球、集體卸責等整套「風險政治」的運作過程，不利於各地受害者的交流、串聯，亦不利社會輿論壓力的形成。 在討論垃圾問題的社論中，兩報均接受焚化是國家「既定政策」的事實，以「肯定並催促興建」、「視為既定事實」、「討論如何排除焚化爐興建困難的問題」、「信任科學/技術」等框架來支持「焚化爐是最佳方案」。「減量回收」政策從頭到尾都被套上個人實踐的道德化框架，削弱其可獨當一面，取代焚化爐的正當性，亦排除了國家在減量回收政策上的責任。 兩報探討垃圾與焚化爐問題的社論絕大多數是應垃圾大戰而寫，只有一篇聯合報社論以焚化爐風險為主題。兩報對於焚化爐爭議大致上有固定的框架，中國時報很一貫地抱持「焚化是不得不然的選擇」，所以要作好管制/公關工作的詮釋框架，聯合報則是一直強調源頭管制（減量）的重要性，只可惜該報的言論並不認為源頭管制可以完全取代焚化，故在立場上是採取「嚴格管制焚化爐，加上個人要作好源頭減量才是戴奧辛的治本之道」。不過，這種一致性僅限於全國版，地方版無法歸納出類似規則。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