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政府擬在中小學推行「電子書包教學」之訊息開始廣泛為新聞媒體報導，帶動社會大眾關注。「電子書包」彷佛是繼教育電視、電腦輔助教學之後，另一個運用科技進行教學的里程碑。然而，本論文認為，不可一昧地將電子書包的出現和發展視為理所當然，而應探討其發展歷程和影響其中轉變的權力（即政治）運作，方能瞭解電子書包問世和停滯的問題所在。 不同於過去文獻探討教學科技發展時，多著重教學科技的工具性角色與其影響，忽略了科技發展所牽涉的社會條件與社會關係運作，本論文採取科技與社會相互建構、共同構成一個整體的立場，並採取「科技框架」為研究概念、個案研究作為研究方法，分析電子書包的意義如何在社會與科技相互建構的過程中產生和轉變，以及其中的權力運作意涵。以此探討社會運作如何影響電子書包發展，也看社會和科技構成的整體又如何賦予或限制社會運作。 研究分析發現，整體而言，提倡或早期採用電子書包的社會團體成員，出自對創新科技運用的認同，仍將電子書包定義為用來達成教學／學習目的「工具」並重視討論其影響和應用方式；電子書包在官方與學界聯手推動下，進一步被界定為中小學生的學習工具，卻受到「電子書包」名稱蘊含的符號意義所限制、引發相關社會、教育爭議，為研究和推動工作帶來社會干擾和壓力，反限制原行動目的，於是便再欲以「行動學習載具」再正名，希望主導電子書包的「正確定義」。 然而，電子書包或說行動學習載具，雖透過教學實驗，讓更多相關社會團體開始互動，其各自對電子書包的定義和問題界定仍存在諸多岐見，相關行動者的行動或互動反而朝各自重視的方向進行、優先解決各自重視的問題，例如政府機關未能解決利益衝突問題而暫緩擴大實施、研究人員聚焦於完成研究工作、硬體廠商開發新市場以解決獲利問題等。也就是說，電子書包的定義要由具詮釋彈性到逐漸穩定下來、形成某種具共識的雛型、達到理想，仍待許多努力。行動者的各自的科技框架、市場利益、電子書包與教學情境的互相形塑，皆實際影響、限制了行動者選擇硬體的條件，甚至限制行動教學順利進行。

中科三期（后里基地-七星農場）自2006年的環評審查之始即爭議不斷，但最終仍在四個月內速審通過，6月30日於第142次環評大會以一階有條件通過作結，爾後地方民眾不服提尋求司法救濟；2008與2010年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據認為中科三期的環評結論係「出於錯誤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對地方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將2006年的環評結論撤銷。伴隨廠商的土建施工、營運量產，2010年展開的中科三期二次環評更引發社會各界關注，即便如此，2010年8月31日的第197次環評大會，仍然第一階段即有條件通過。中科三期這個似乎不可治理、也無法治理的環評爭議便一直縈繞在身為研究者、亦是倡議者的筆者心中。 筆者認為若沒有深刻討論環評決策的特殊脈絡，公民參與的強調雖然仍屬重要，但很可能會落入「加強溝通」之概念而模糊了對於環境爭議根本上的檢視，在現今面對諸多重大環境爭議的公民參與困境之下，要理解公民參與的不足，首先要先釐清專家、科學知識和公共決策間的關係。科學知識和專家角色在環境決策中的角色自1990年代以後的美國即被廣為討論(Jasanoff,1990; Douglas, 2009; Keller, 2009; Ascher, Steelman and Healy, 2010)，本文即延續科學知識和公共決策的分析脈絡，欲解構中科三期的環評爭議。除把握環評會場等各種參與觀察機會的場域、中科三期后里基地的實地走訪，以及對相關專家、環評委員的深入訪談取得質性資料外，也藉由環評會議資料、影像記錄、環境影響說明書等二手資料進行資料蒐集和分析。 本文於第四章深描中科三期2010年二次環評時專案小組、專家會議的審查歷程，並進一步檢視環保署環境治理的認識論；第五章從制度層面檢視造成環評審查困境的結構因素，並於第五章第三節對現行環評制度提出建議。最後於第六章提出｢中科三期環評過程中，環保署是在解決衝突、並非釐清爭議｣、｢環保署『政治與科學分離』的知識論限制環境治理的想像｣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承擔開發許可之責任｣等三項研究結果；並針對｢經濟開發促進國家繁榮的舊思維，是牽連環評爭議的根源｣、｢專家角色與定義的扭轉｣和｢『民主』能讓『專業』更『專業』｣三個層面進行延伸討論。

評估探究網路社運的研究結果紛雜，與其說結果歧出，不如重新檢視用以分析的路徑。我認為著眼於技術形式的分析路徑可能有所不足，因此，本研究切換視角，自科技與社會研究中汲取養分，從使用中科技（technology in-use）的角度切入，藉機勾勒數位科技在善於把玩者手中所形成的各色風貌，及其打造有別於傳統社運的抗爭戲碼。文中便整理多樣數位科技在社會運動中快或慢地跳脫原先功能與使用方式的情形，突顯全青盟成員是以長期的網路使用經驗為基礎，才能深具創意地將特定科技依運動階段轉換角色，或是有技巧地應運動階段帶進不同的科技，並在多元的科技間加以協調、組合，或是勝任翻譯者的角色，在運動的聲援者與網路使用者之間快速轉換，將嚴肅的運動資訊應數位平台的特色與文化裁剪為引人共鳴的文本。簡言之，用於加強社交的強勢腳本已在愛用且善用的使用者手中退位，數位科技重新以社會運動科技的姿態登場。事實上，這正反映網路世代對社會運動的想像與行動已難排除長期耽溺的網路經驗，於是，無論是社會對話、群眾串聯、組織形式均深受數位參與文化的潛移默化，開創有別於傳統的社運圖像。 / The findings of cyber activism research that focus on technical forms are diverse and confusing. Thus, I believe it is better to reexamine the way of analysis. The article uses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in-use which draws from Society, Technology, and Science (STS) approach to trace the dynamic of young activists u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social movement,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internet-embedded social movements beyond traditional ones. The study shows that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departed from original scripts in different degrees. Based on the long-term experiences of using internet, members of National Youth Alliance Against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creatively changed roles of technologies and tactically composed multiple technologies according to the stages of movement. Moreover, they successfully reedited the campaigns which widely disseminated in digit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ir capacity for switching identities between activists and internet users. In short, digital technologies were originally used to strengthen human relations. The skilled users/activist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however, utilized these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social movements. In fact, as mentioned above, it also reveals that the imagination and act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by net generation cannot exclude their long-term experiences of internet use. Therefore, regardless of social dialogue, mobi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which are critical elements of social movement, they all have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digital participatory culture.

本研究認為要了解台灣新聞媒體在「焚化風險/污染議題」上的表現，必須將其置放在台灣焚化政策爭議的整個歷史脈絡中來作探討，才能跨越「從媒體文本看世界」的侷限，了解國家、社會運動、媒體在「焚化政策爭議」中的互動關係。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分析國家推動焚化爐的制度設計與「風險管理」的配套措施則，以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與歷史文獻分析民間反焚化爐運動發的發展，並試圖辨識國家與社會運動各提出了哪些詮釋架構。在媒體文本方面，採用框架分析法。 本研究發現，從民國73年《都市垃圾處理方案》開始，「焚化」一直被定為主要垃圾處理政策；國家一方面以各種優惠、補貼、保障利潤的長期合約等機制扶植/圖利國內廠商；另一方面以「中央給錢、地方找地」的權責劃分原則搭配回饋金、公權力、民有民營模式三個機制來排除居民的反對與抗爭。 國家在推動焚化爐的過程中，鼓吹焚化有「減量化、安定化、衛生/無害化、資源回收、占地小、台灣垃圾適於焚化、焚化是先進國家主要垃圾處理方法」等優點，根本未提及戴奧辛及其他污染。待環保團體提出質疑，國家才透過新聞媒體來安撫社會大眾，提出「積極改善」、「配套措施」與「安全保證」，把問題導向「如何補救」而非「是否還要繼續接受污染」。在空氣污染防制方面，大型爐的戴奧辛排放標準遲至民國86年才訂出，小型爐管制最遲至92年才生效。鼓勵民間投資灰渣再利用的政策更是大大增加這些毒物流散到環境中的機率，而且因為我們看不見、不知道，所以毫無警覺。 早期的反焚化爐運動分成兩股力量，草根組織在社區抵擋焚化爐進入，專業環保團體則多次在媒體上揭露「焚化風險/污染」。民國88年起，開始有環保團體引介國外的反焚化論述給社區草根組織；在環保團體與地方組織緊密互動、串聯的過程中，發展出反焚化論述的「在地版本」，更快速壯大運動的影響力，迫使國家重新檢討焚化政策。在反美濃焚化爐的個案中，人們更見識到，在中央/地方政府施政作為與焚化技術雙雙失去正當性之後，焚化利益的政經共生體如何操弄法律、科學/技術與官僚體系特性來抗拒反對與改變。 在焚化風險的決策點上，中時、聯合兩大報並未提供警訊，主動揭露焚化爐可能帶來的風險/污染，也沒有自我批判或學習的能力，在下一次報導時提出警告。 在環保團體揭露焚化風險/污染時，兩報傾向用「兩面並陳、各說各話」的「衝突對立框架」來處理，但聯合報傾向凸顯兩造說法的兩極化、沒有交集，中時則是「形式對立、內容不強調對立」。不過，在揭露之後，民間團體還是很難得到媒體近用，但國家卻能輕鬆得到媒體進用，以科學研究的內部不確定性和外部權威、「安全保證」等機制，將議題引導至「風險管理」的詮釋框架，解除焚化政策的正當性危機。 在「反對焚化污染/風險運動」的媒體再現中，美濃反焚化爐運動完全被擠壓在地方版，只有官員圖利廠商被偵辦的新聞才上得了全國版，但此類「司法新聞」無法呈現中央/地方政府互踢皮球、集體卸責等整套「風險政治」的運作過程，不利於各地受害者的交流、串聯，亦不利社會輿論壓力的形成。 在討論垃圾問題的社論中，兩報均接受焚化是國家「既定政策」的事實，以「肯定並催促興建」、「視為既定事實」、「討論如何排除焚化爐興建困難的問題」、「信任科學/技術」等框架來支持「焚化爐是最佳方案」。「減量回收」政策從頭到尾都被套上個人實踐的道德化框架，削弱其可獨當一面，取代焚化爐的正當性，亦排除了國家在減量回收政策上的責任。 兩報探討垃圾與焚化爐問題的社論絕大多數是應垃圾大戰而寫，只有一篇聯合報社論以焚化爐風險為主題。兩報對於焚化爐爭議大致上有固定的框架，中國時報很一貫地抱持「焚化是不得不然的選擇」，所以要作好管制/公關工作的詮釋框架，聯合報則是一直強調源頭管制（減量）的重要性，只可惜該報的言論並不認為源頭管制可以完全取代焚化，故在立場上是採取「嚴格管制焚化爐，加上個人要作好源頭減量才是戴奧辛的治本之道」。不過，這種一致性僅限於全國版，地方版無法歸納出類似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