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以專題報導方式，書寫明治三十八年(西元1905)台灣菸葉納入專賣項目起，至民國九十年代專賣制度結束期間的菸業歷史與文化。一方面蒐集過往新聞資料並回顧今日時勢，反省過去農業政策的盲點，與農業走向黃昏的肇因；另一方面帶領讀者回顧並想像台灣百年菸酒公賣制度下，菸業由盛而衰的歷史。 　　第二部份則回顧新聞文獻、採訪寫作之歷程，並檢討、回顧或呼應新聞學理、新聞道德與傳播理論等，透過深度的採訪寫作經驗，融合新聞學與術，對新聞界提出意見。

客家，在歷史上是指中國大陸的南遷漢人與福建、廣東、江西地區之原居民雜居、融合後，繼而形成的一個民族，其血統與本質仍被視為漢人，出現的時間一般認為在宋、明時期左右；爾後的明、清時期，由於人口、經濟壓力……等因素，客家人播遷到全國各地，除了上述原居區域，更擴散至西邊的四川省，其他部分更涵蓋了香港、台灣，甚至其他非亞洲地區，繼而形成今日在全世界分布範圍最廣、人口眾多的民族之一。 在台灣地區，客家人的數量僅次於閩南人，處處皆有客家人的蹤跡，而又因為歷史背景及地形環境的影響，以南部六堆地區的美濃客家庄保有著最傳統、完整的客家文化，當地更有以傳承客家服裝文化為使命的【錦興行】藍衫店，以推廣客家傳統服裝及改良式服裝為主。不僅對美濃客家而言，甚至在整個台灣客家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因此筆者將客家服裝民族美學的研究重點聚焦在美濃地區，更實際走訪【錦興行】藍衫店做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了解美濃地區近年來客家民族服裝的發展狀況。 由於客家自身形成的歷史原因和自古以來聚居的地理環境，其性格與形象在在反映至其民族服裝上。服裝，是人類學上物質文化的一種代表象徵，從中也可看出一個民族的文化背景與歷史興衰；它不僅是文化，也是一種藝術，服裝展現出一個民族的美學，同時透露人民的審美觀。 因此，服裝可說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歷史標記，也可被視為民族歷史的文化象徵；而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僅代表著其形象，同時可看出其民族性格，更象徵著民族的興衰起落，因此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是相當重要的。客家服裝作為其民族美學與文化意象的代表，在歷史與傳統的傳承上背負著絕對重要的責任；隨著近年來商業性產品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備受重視，相對地卻使客家服裝這樣的珍貴文化及藝術日趨沒落，甚為可惜。 基於上述理由，筆者首先透過蒐集前人與專家、學者的多本文獻來進行文獻探討，輔以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的過程，在綜合分析、交叉比對之下，首先探究客家人的歷史源流、地理環境、精神、民性對美濃客家服裝的影響，再藉著蒐集各種美濃客家服裝的樣本，以藝術方面的美學相關理論分析其款式、顏色、質料，探究美濃客家服裝的民族美學，再從中了解客家人的審美觀，最後從分析來做出結論。

自民國六○年代中期起台灣面臨國族認同和政治權力的對峙、產業結構轉型的壓力、地方傳統文化流逝及傳承的焦慮等相互糾結之危機，政府首先於文化政策角度回應，「社區總體營造」即是政府自民國八十三年起大力推動的因應政策，此一政策之重要核心為「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之操作，為地方提供積極支持「社區總體營造」的經濟誘因，相關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政策亦陸續推出；近年來，台灣面臨資本全球化更劇烈的社會轉型壓力，政府更積極推動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民國九十一年自行政院游錫堃內閣就任後，提出「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為施政主軸，其中將「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列為重點之一，並加重以地方文化結合產業發展面向切入社區營造工作，彰顯出地方文化產業的推動為我國政府現階段為地方文化再發展、振興地方經濟，以提昇國家競爭力的重點工作。 在此一政策發展下，值得探究地方文化產業為一種以地方文化為基底之產業發展形態，然經濟成長之一元化慣性追求一直是台灣過去發展軌跡的主要思維模式，因此疑慮這樣之思維下，推動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是否會本末倒置以經濟效益為最主要、甚至為單一之指標及考量，或以觀光客人數為發展鑑定指標，而致使在發展地方文化產業的同時會犧牲其環境生態、生活品質，甚或戕害地方原有文化資產，而不利文化主體性之落實。而各別地域之間因具有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及環境條件，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內涵也必然因地域而異，而有多元而複雜的呈現。據此，本文研究目的乃嘗試對單一地域－美濃鎮之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實踐現況做一清楚的描述、記錄及建構其走向，分析此一發展下是否呼應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理念，對地方經濟及文化層面上的衝擊為何，以及挖掘所面臨之阻力及困境，據以提出值得批判與檢討的策略及定位，期能對個案地方文化產業之推動產生影響力及應用性，並為台灣地方永續發展提供可能的方向與借鏡。 在章節安排上，本文共分為六章，茲將其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文獻檢閱、研究架構與流程、研究範圍與限制以作為後續各章節研究導引之基礎。 第二章 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理念與脈絡 論述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理論面，以及政策面興起與開展之歷史脈絡。第一節析論地方文化產業之意涵並釐清其推動之價值，以利本文後續個案實踐情形之解讀；第二節闡釋我國地方文化產業相關政策在如何之歷史時勢下興起與開展；第三節彙整歸納行政體系就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所提出之相關政策之歷史回顧及現況，以有助了解推動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在整體政府施政所處的位置。 第三章 個案分析（一）－美濃鎮地方文化產業發展背景與歷史時勢 論述個案在地方文化產業上之發展背景與發展之歷史機緣與因素。第一節就美濃鎮歷史地理及產業發展背景作一交代，以期對美濃鎮有一基本之認識，並明瞭近年來在產業發展上所面臨之問題；第二節闡述文化認同乃支撐地方文化產業永續發展之基底，美濃鎮至今一甲子菸葉種作所蘊含之集體記憶，以及經歷長達七、八年之反水庫運動，地方文化質素被提煉出而建構再生具有集體性象徵與文化認同符號之脈絡；第三節闡述美濃鎮觀光發展之優勢，以及地方基於延續與提升此一既有優勢而納入反水庫運動之訴求中，建構出地方文化產業發展願景之此一發展脈絡。 第四章 個案分析（二）－美濃鎮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文化經濟分析 論述地方文化產業之理念在美濃鎮是否啟動與啟動後之實踐情形。由第一至三節分別就美濃鎮發展文化觀光、舉辦文化活動、經營傳統及特色產業之發展脈絡、呈現之樣貌做一描述與記錄，以及探析此一發展下對地方經濟及文化層面上之衝擊。此外，地方整體景觀風貌的營造、相關措施，以及產業體系之良性互動與整合下，方能強化整體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第四節就此加以闡述，以明美濃鎮整體發展地方文化產業之條件及面臨之侷限性。 第五章 個案分析（三）－美濃鎮推動地方文化產業之主體分析 美濃鎮未來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未必能循著第四章所建構之軌跡邁進，因美濃鎮各主要權力集團人際網絡之互動關係及既有資源之運用，決定了美濃鎮為何、如何發展地方文化產業的基本策略與樣貌。據此，本文第五章就美濃鎮公所、農會，以及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人際網絡互動關係及既有資源運用情形做一探討，以明美濃鎮推動地方文化產業之主體，方有助於釐清未來美濃鎮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可能走向。 第六章 結論 就前述各章節之論述總其成歸納結論。第一節歸納出研究發現；第二節就研究發現提出地方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策略與定位，並可作為後續研究之面向。

由於台灣地區地形陡峻，雨水蓄積並不容易，再加上近來全球氣候變遷，致使台灣地區降雨型態轉變，豐枯季節降雨不均，枯水期河水短缺，豐水期則任由洪流入海，上述因素使得南部地區民眾長期以來深為用水問題所苦。 為了解決用水問題，技術官僚咸認為開發水庫為當今謀求水源之不二法門，因此計劃於美濃地區興建水庫，以滿足南部地區用水需求。其認為興建美濃水庫一方面不僅可解決長期以來南部地區民眾無水可用之苦，另一方面則藉由供應工業園區用水，進而建設台灣成為科技島，可謂立意良善。然而此立意良善之政策，卻屢遭美濃當地居民抗爭，延宕至今仍無法動工。究竟在美濃水庫興建決策的研擬過程，出現了什縻問題？其造成爭議的論點何在？而相關政策參與者間又如何互動？以上種種問題則引發筆者對於美濃水庫興建之政策網絡型態研究的動機。 對於美濃水庫興建政策之研究，首先要思考的，即是採取何種研究之途徑，較有助於分析不同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對政策結果的影響？筆者檢閱相關文獻後發現，傳統論述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之途徑大致可分為社會中心論與國家中心論，而社會中心論又以多元主義為核心，國家中心論則以統合主義為核心。然隨著國家事務之日益繁雜與多樣化，政策問題似已無法藉由傳統多元主義或統合主義之單一模式來獲得有效的解決。相對地，強調不同行動者之間為遂行其目的，透過具策略性與複雜性的互賴互動過程而作成公共政策之政策網絡概念應聲而起，儼然成為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之外，研究國家與社會在決策過程中互動關係之另一途徑。因此，筆者在從事我國美濃水庫興建政策之研究時，則試圖以新興之政策網絡概念取代傳統論述，從不同角度觀點來進行分析。 在章節安排上，本論文共分五章，茲將其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 說明本文研究的動機、目的、問題、方法及限制。 第二章：政策網絡之文獻探討 主要係探討政策網絡概念之緣起、理論基礎、意涵與類型，以明政策網絡概念之輪廓。並對政策網絡相關之實務應用文獻作一檢視與批判，以建構出適於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研究之分析架構。 第三章：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之系絡分析 主要係介紹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產生之歷史背景以及政治、經濟、社會與其他相關環境因素對該政策網絡之影響。同時從政治資源、利益需求與價值規範等面向來探討相關參與者之意識型態與信念系統，以瞭解其涉入決策的理由及所持立場之論據，進而分析該政策之爭議所在。 第四章：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之互動分析 主要係將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發展過程劃分為政策潛伏期、政策發展期、政策合法化時期及政策後續發展期等四期，逐一探討政策網絡中相關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情形，以瞭解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之互動模式。 第五章：結論 最後總結全文，分別說政策網絡概念與美濃水庫興建政策提出個人若干研究發現、建議及未來研究展望。

社區的特質和傳播的過程，兩者相似程度甚高，本研究將社區視為研究場域，藉此探索傳播的本質和運作方式。其目的之一，是認為傳播和社區的認同有密切的關聯，因而想從中找到關聯的性質；之二則是相信在社區情境中，可以從更多元而深刻的面向發掘並探討傳播的基本意義。 本研究的脈絡「美濃反水庫運動」，是高雄縣美濃鎮的鎮民因為反對政府的美濃水庫興建案，自民國八十一年開始發動的族群社區抗爭運動。本研究採用運動發動者所使用的論述主題，根據「共識動員」的理論架構分析之，再對照美濃此一客家族群社區原本具備對自身的認同，來檢視上述兩者之間的關係：一、美濃既有的族群認同在論述中如何被呈現；二、在訊息傳播的過程中，認同的意識和機制如何影響運動策略。而經由分析得到的結果，以傳播的角度來觀視，呈現了什麼樣的意義?發掘了什麼過去所末見的觀點? 本研究發現，在一個族群社區中，當發生涉及集體利益的公共議題、攸關族群的存續時，社區應對的機制和過程中，因為祖裔連帶、共同經驗和集體記憶所形成的認同感，往往會成為集結協志力量所動員的主要資源。在美濃反水庫運動的案例中，族群的認同，在整個訊息傳布的過程中，成為論述生產的核心基調。 其次，由於客家族群象徵符號的密集運作，運動的意義已經超越維護性命身家財產安全的現實層次，提升為族群傳統和歷史文化保衛的集體形上意義，召喚出心中對所屬族群和社區共同利益的認同，建構起對社會真實新的認知。 在一個社區內，認同的形塑過程其實也就是傳播的運作過程。人們從社區中吸收和攫取文他特質以形成集體共識，就是透過傳播的機制，藉由符號的傳遞與互動而漸次形成。而每一個成員的活動，也經由轉換成各類象徵符號，傳遞和儲存在社區的集體記隱之中，並形成新的認同。 本研究希望藉由本土的實例研究，開始深刻思索社區傳播此一取向在傳播研究中可以強化既有成果的地方，做為未來進一步研究的紮實基礎，從中累積經驗和論述，逐步建立起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關鍵字：社區傳播、社區、美濃鎮、美濃反水庫運動、社區認同、族群認同、共識動員、社會運動、文本分析、客家、意義建構

本文以優選理論的觀點分析美濃客語的陰平變調。討論可分為兩部分，首先，針對於變調的範疇，文章從句法與音韻的介面關係探討陰平變調的範疇，結果顯示陰平變調是以語調詞組(Intonational Phrase)作為變調的範疇，而這也為韻律結構的存在提供了證據。語調詞組的形成與感知單位(Sense Unit Condition)和重組(Restructuring)有密切的關係。另外，也探討了語調詞組中的特殊結構，發現語料支持Nespor & Vogel (1986)的假設，即特殊結構可以先形成一個獨立的語調詞組。 探討完變調範疇之後，將以優選理論進行分析。本文提出兩組制約:聲調制約和韻律制約。聲調制約著重在解釋變調的運作，而韻律制約則負責解釋變調範疇的劃分，這兩組制約不僅能解釋一般句子的變調，亦能對特殊結構的變調現象予以充分的說明。針對於變讀的情形，本文以並存音韻理論(Cophonology Theory)來作解釋，藉由*IP和ALIGN-R (Non-adjunct XP, IP)兩個制約的重新排序，得到變調與不變調兩種讀法的範疇的劃分。 /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analyzing Yinping tone sandhi in Meinong Hakk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timality Theory. The discussion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tonal domain in terms of the interface of syntax and phonology.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tonal domain is founded on an intonational phrase. The formation of an intonational phrase is based on the Sense Unit Condition (Selkirk, 1984)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restructuring (Nespor and Vogel, 1986). The special constructions of IPs a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data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proposed by Nespor and Vogel (1986), namely, that these special constructions have the privilege to form an isolated intonational phrase. Secondly, Optimality Theory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data after exploring the tonal domain. Two set of constraints are proposed in this thesis. One is that of tonal constraints, which a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processing of tone sandhi. The other is that of prosodic constraints, which are responsible for explai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onal domains of the data. The two sets of constraints can be used to account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sandhi phenomena in ordinary sentences and also in special constructions. The alternative readings are explained by means of the re-ranking of *IP and ALIGN-R (Non-adjunct XP, 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phonology Theory.

本研究認為要了解台灣新聞媒體在「焚化風險/污染議題」上的表現，必須將其置放在台灣焚化政策爭議的整個歷史脈絡中來作探討，才能跨越「從媒體文本看世界」的侷限，了解國家、社會運動、媒體在「焚化政策爭議」中的互動關係。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分析國家推動焚化爐的制度設計與「風險管理」的配套措施則，以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與歷史文獻分析民間反焚化爐運動發的發展，並試圖辨識國家與社會運動各提出了哪些詮釋架構。在媒體文本方面，採用框架分析法。 本研究發現，從民國73年《都市垃圾處理方案》開始，「焚化」一直被定為主要垃圾處理政策；國家一方面以各種優惠、補貼、保障利潤的長期合約等機制扶植/圖利國內廠商；另一方面以「中央給錢、地方找地」的權責劃分原則搭配回饋金、公權力、民有民營模式三個機制來排除居民的反對與抗爭。 國家在推動焚化爐的過程中，鼓吹焚化有「減量化、安定化、衛生/無害化、資源回收、占地小、台灣垃圾適於焚化、焚化是先進國家主要垃圾處理方法」等優點，根本未提及戴奧辛及其他污染。待環保團體提出質疑，國家才透過新聞媒體來安撫社會大眾，提出「積極改善」、「配套措施」與「安全保證」，把問題導向「如何補救」而非「是否還要繼續接受污染」。在空氣污染防制方面，大型爐的戴奧辛排放標準遲至民國86年才訂出，小型爐管制最遲至92年才生效。鼓勵民間投資灰渣再利用的政策更是大大增加這些毒物流散到環境中的機率，而且因為我們看不見、不知道，所以毫無警覺。 早期的反焚化爐運動分成兩股力量，草根組織在社區抵擋焚化爐進入，專業環保團體則多次在媒體上揭露「焚化風險/污染」。民國88年起，開始有環保團體引介國外的反焚化論述給社區草根組織；在環保團體與地方組織緊密互動、串聯的過程中，發展出反焚化論述的「在地版本」，更快速壯大運動的影響力，迫使國家重新檢討焚化政策。在反美濃焚化爐的個案中，人們更見識到，在中央/地方政府施政作為與焚化技術雙雙失去正當性之後，焚化利益的政經共生體如何操弄法律、科學/技術與官僚體系特性來抗拒反對與改變。 在焚化風險的決策點上，中時、聯合兩大報並未提供警訊，主動揭露焚化爐可能帶來的風險/污染，也沒有自我批判或學習的能力，在下一次報導時提出警告。 在環保團體揭露焚化風險/污染時，兩報傾向用「兩面並陳、各說各話」的「衝突對立框架」來處理，但聯合報傾向凸顯兩造說法的兩極化、沒有交集，中時則是「形式對立、內容不強調對立」。不過，在揭露之後，民間團體還是很難得到媒體近用，但國家卻能輕鬆得到媒體進用，以科學研究的內部不確定性和外部權威、「安全保證」等機制，將議題引導至「風險管理」的詮釋框架，解除焚化政策的正當性危機。 在「反對焚化污染/風險運動」的媒體再現中，美濃反焚化爐運動完全被擠壓在地方版，只有官員圖利廠商被偵辦的新聞才上得了全國版，但此類「司法新聞」無法呈現中央/地方政府互踢皮球、集體卸責等整套「風險政治」的運作過程，不利於各地受害者的交流、串聯，亦不利社會輿論壓力的形成。 在討論垃圾問題的社論中，兩報均接受焚化是國家「既定政策」的事實，以「肯定並催促興建」、「視為既定事實」、「討論如何排除焚化爐興建困難的問題」、「信任科學/技術」等框架來支持「焚化爐是最佳方案」。「減量回收」政策從頭到尾都被套上個人實踐的道德化框架，削弱其可獨當一面，取代焚化爐的正當性，亦排除了國家在減量回收政策上的責任。 兩報探討垃圾與焚化爐問題的社論絕大多數是應垃圾大戰而寫，只有一篇聯合報社論以焚化爐風險為主題。兩報對於焚化爐爭議大致上有固定的框架，中國時報很一貫地抱持「焚化是不得不然的選擇」，所以要作好管制/公關工作的詮釋框架，聯合報則是一直強調源頭管制（減量）的重要性，只可惜該報的言論並不認為源頭管制可以完全取代焚化，故在立場上是採取「嚴格管制焚化爐，加上個人要作好源頭減量才是戴奧辛的治本之道」。不過，這種一致性僅限於全國版，地方版無法歸納出類似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