夥房是客家人聚族而居的社會單位，也是家族賴以生存發展及抵禦外侮的根據地；聚集的夥房形成聚居的村落，因此，夥房是家族的居住單元也是形成聚落的單元。 「夥房」是客家家族的基本單位，夥房內可以細分為一至多個家庭單位，而每一個家庭即構成一個自行運作的經濟單位。在客家人家族夥房之內的個別家庭，並不是處於孤立而疏離的狀態，在夥房裡面的家庭與家庭之間在許多方面，不僅是緊密扣結，而且息息相關。夥房的規模大小是家族經濟與家庭在空間格局上的結合，它可以大到包含十數個甚至數十個家庭單位，它可能超出家族的層次而成為一個群居的宗族，也可能小至只有一、兩個家庭單位，因此，「家庭—家族—宗族」是夥房的社會發展型態。 夥房的意涵包括夥房屋的形制及居住在夥房的各房人，夥房屋是依照人的形體與風水觀來建構，夥房人居住其間須講究宗法倫理序位的安排與空間佈局；夥房人講究祖先崇拜及敬天法地的自然思維，建構天地人祖合一的的宇宙觀。 本研究對於以一個客家村落老庄作為客家夥房的田野研究地，發覺客家夥房外在型態受到時代的演進影響逐漸凋零的現象，尤其是象徵客家夥房核心價值的祖先崇拜祖先至上，受到「神明入堂」的影響祖先牌位漸趨退讓，「壽字聯」被「神像聯」取代就是最明顯的證據。

台灣自1980年代以來，興起了一波波的社會運動風潮，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族群運動成為其中的一環。客籍菁英有感於自身語言文化所處的不利地位，乃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提出訴求。二十多個年頭過去了，這些運動所造成的後果，可見的部分是官方族群政策的擬定與執行，不可見的部分則在於對於客家族群認同的文化要求。這類的文化期待隱含著血緣與認同的合一性，並且對於「怎麼做才合乎客家族群身份」，也有著本質化的想像。首當其衝的便是面對這些要求的客家年輕人。 　　然而，本文並不預設客家年輕人「天生」就應該有客家認同，或者應該要對客家「建立」認同感，而是以一種社會建構的觀點，試圖去理解已經觀察到的經驗現象：社會中對於客家的文化想像，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而時常被這些客家文化框架要求的後生客家人，作為被框架要求的主體，他們如何去理解自身的客家經驗？透過本研究，我們發現後客運世代的客家人正處於某種歷史現實之中。他們的客家身份或輕或重地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不等的影響，而他們的客家文化認同，也沿著世代、地域的軸線而產生分歧，然而，他們現階段所面對的客家文化期待，除了是一種同質化的文化要求，同時也是一種強調傳統卻又包含突兀創新的客家建構。這些要求所形成的文化框架，脫離了日常生活的層次，也窄化了人們對於客家的想像。因此，本文認為，唯有對客家抱持著開放性的文化想像，將差異納入思考，對於後生客家人也才能有更為務實的理解。 /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discussions about the ways how “the Hakka” or “Hakkaness” could be or should be understood and performed ever since the Taiwan Hakka Cultural Movement occurred in the late-1980s. It is implied that, with certain cultural imaginations, the Hakka would develop a new form of ethnic identity. Consequently, members of the Hakka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often been required to live a life that meets these imaginations and expectations. 　　This thesis aims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cultural process whereby the identity of “Hakkaness” has been culturally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and to explore how the younger Hakka members born after the Hakka Cultural Movement have been interacting with these constructions. A contrast between the lifestyle expected or suggested in accordance with “Hakkanes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life world experienced by the post-movement generation on the other is highlighted. Regional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imagined” Hakka communities are discussed as well.

在我國廣播頻道開放之後，以服務客家族群為訴求的客家電台紛紛出現，然而以人口數量、語言與文化活力來看，客家族群無疑是相對弱勢的，客家電台有著迴異於主流傳播的市場定位，並使用弱勢的客家語言，其經營環境具有何種特質，而客家電台又以何種策略來因應，是本研究所關切的重點。 本研究以財團法人寶島客家廣播電台，以及桃園新客家電台為分析個案，應用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及內容分析等方法，對客家電台的背景與現況、節目呈現、行銷活動及財務等方面進行瞭解，同時分析討論客家電台經營管理的架構與執行。 研究結果發現，在客家電台的經營環境上，有五個特色：一、客家意識抬頭，製造客語傳播有利環境；二、客家電台的聽眾群年紀較長、忠誠度高；三、客家電台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四、客語廣播不受廣告商青睞，客家電台需以其他營收來維持營運；五、客語廣播人才不足，節目品質難以提升。 在研究個案的分析上面，由於組織型態上的不同，非商業的寶島客家電台採用產品導向的策略來向聽眾推廣其理念；商業性的新客家電台則以市場導向的策略投合聽眾喜好，並藉此創造利潤。對於研究個案的建議，則包括有加強聽眾研究、提升節目品質、強化行銷活動等方面。

本文是以亞齊省為範圍的華族研究，主要對象是以政治因素被聚集在班達亞齊的以客家人為主的華族及其與亞齊族等當地民族的互動關係做相關研究。本文架構除「緒論」與「結論」外，內文共分為四章。緒論主要介紹本論文的研究緣起、研究設計與相關文獻回顧，以及研究對象的範圍介紹與相關名詞的界定。 第一章「亞齊的背景」，分別從亞齊的歷史地理背景、宗教狀況和民族分佈來介紹亞齊。在歷史地理背景中說明亞齊戰事頻仍的因素，並介紹伊斯蘭教傳入亞齊和其對亞齊的影響，並從語種分析其民族概況。 第二章「亞齊的客家人」，首先從中國的古籍中試圖整理與亞齊的關係，之後便是亞齊的移民史，分別從不同的遷徙路線構築出亞齊華族移民的來源情形。再由宗教、結社、語言、婚姻、經濟活動等項目進行移民史訪談，呈現出亞齊華族社會的現今面貌。並比較與印尼其他地區的排華衝突，解釋造成民族衝突的核心為何。 進入到第三章，開始探討「亞齊地區亞齊族與華族—客家民族關係的兩個脈絡其一：語言」，從所得資料彙整的結果看來，亞齊客家話與台灣多種客家話比較起來，有其單一性與特殊性。單一性在於亞齊華族社會的小規模，不同於台灣地區客家話的多元與紛雜；特殊性在於亞齊客家話較台灣地區客家話離廣府話近，閩南話遠。事實上，除了華語範圍內的廣府話與閩南話外，他們分別也受到官方語言印尼話或普通話的影響，因文化的接觸，勢必造成語言改變，而客家話也是造成亞齊客家人對自我認同的重要指標，惟亞齊客家話的特點在於幾乎沒有以書面語保存，於是記錄其變異可供日後研究者參考。除此之外也討論語言和文化間的關係。 第四章繼續探討「亞齊地區亞齊族與華族—客家民族關係的兩個脈絡其二：通婚與宗教」。事實上，伊斯蘭教在亞齊造成民族間的某種隔離，首先由日常生活中檢視，在審視民族間互動狀況的同時，觀察出其間有「我群」與「他群」的事實。並觀察在兩群之間處於邊界鬆動的改宗或通婚的人群，其對分屬的群體有何影響？認同在亞齊客家人身上又有什麼樣的改變？ 最後是結論。將前述的各章節綜合，本文從文化角度切入從而理解當地的華人，尤其針對民族關係的互動情形，以語言和通婚兩個角度來對亞齊華族進行分析和紀錄。

〈渡台悲歌〉是台灣客家民間文學的瑰寶，也是台灣客家族群發展自覺意識的重要文獻。本研究從新材料和新方法兩個角度切入對〈渡台悲歌〉的整理與詮釋。在新材料的部分，本研究發現〈渡台悲歌〉的第三個版本，並進行文獻的校勘、注解工作。在新方法的部分，本研究從作者、文本、讀者的不同角度詮釋〈渡台悲歌〉，進一步透視作為人類精神活動重要指標的文學作品所具有的開放與創新。本研究的重要發現與所解決的問題可以概括如下：1.發現〈渡台悲歌〉第三個版本，並據以為底本，完成校勘工作，校勘本共計380句，2660字。2.詳盡註解〈渡台悲歌〉詞彙175條，深入探討13條重要的文化符碼。3.就淵源而言，〈渡台悲歌〉極可能是繼承〈過番歌〉的敘述形式，而對閩南語〈新刊勸人莫過台歌〉的內容加以增補；就演變而言，〈台灣番薯哥歌〉和〈又題出台灣勸世文〉應是對〈渡台悲歌〉的承襲與精簡。4.〈渡台悲歌〉繼承七言長篇敘事的傳統，在韻腳佈置方面力求整齊，並且以每個韻腳的韻尾做為押韻與否的標準；在用韻疏密的安排上，極為均勻，有171處是隔句押韻。5.〈渡台悲歌〉巧妙地使用對偶、排比、頂針、譬喻、對比、誇飾、道地口語、反諷等修辭手法，增加敘事的文學性。6.運用科恩及夏爾斯將敘事區分為故事與敘述的敘事學方法，探討〈渡台悲歌〉的故事結構和敘述結構，深入討論〈渡台悲歌〉所達到的敘事功能。7.解決〈渡台悲歌〉所描述的渡台路線爭議，提供較為合理可信的路線選擇：家（陸豐河田）→橫流→潮州府→柘林港→台灣。8.從集體記憶的建構、意識形態的透露、他者形象的缺席這些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討剖析〈渡台悲歌〉展示的深層文化結構。9.從巴赫汀「眾聲喧嘩」及「公眾廣場的話語」兩個面向深入闡示〈渡台悲歌〉所呈現的文化審美意涵。

1894年至1895年間，肇始於朝鮮東學黨事件的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得勝利後，於簽訂馬關條約時確定了臺灣割予日本一條。此後，5月間日軍前往接收臺灣時遭遇了反對割臺的臺灣官民的抵抗。這是場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抗日戰爭，一般稱之為乙未戰役。 　　居住於桃竹苗地區的閩南人、客家人及原住民對於日軍的據臺有著不同的肆應態度。南進的日軍在桃竹苗地區遭逢客家義民軍激烈的抵抗，相對於客家人抗日的態度，閩南人與原住民卻選擇順從的態度。造成各族群間肆應態度的迥異，這可說是深受自清代以來的在臺經濟活動模式與族群關係的影響所致。 　　本文以族群關係的角度觀察，在1895年乙未戰役中無論是客家人抗日或是閩南人及原住民順日，都與藉此確保自身的既得利益有關。換言之，乙未戰役不但使異民族日本成為臺灣新的統治者，也反映了臺灣內部各族群的立場以及利益。

本論文研究與分析的對象是兩位客家作家，亦即吳濁流與王幼華，嘗試解釋多重認同概念與這兩位作家的關聯，進而再把視野延伸至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 本文的第一章先是由客委會推廣「多重認同」的概念談起，第二章則試著為多重認同的理論意涵進行釐清。於本文的第三章當中，本研究已然指出，《亞細亞的孤兒》裡面已經蘊含了多重認同的想法，而在本文的第四章裡面，吳濁流更提出了類似民主化的論點，期望不同的族群可以藉由認同台灣來解決認同歧異性的問題。就本文的第五章來說，解嚴後崛起的小說家王幼華，其實已經表明自身早已具備了多重認同的思維。而在第六章裡面，王氏的重要長篇小說《廣澤地》與《土地與靈魂》，都可說是一種多重認同概念的體現。循此，從吳濁流到王幼華，這兩位橫跨近百年台灣新文學發展史的客家作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與多重認同的觀念產生了關聯。 多重認同的概念，不論是吳濁流抑或是王幼華，都是他們的身分認同的真實處境。對吳濁流來說，族群認同的問題，不應該構成國家認同的障礙，大家應該秉持民主的精神，共同為台灣的發展而努力，反過來說，不同族群之間的多重認同，應該也可以是促成台灣進一步民主深化的要素。就王幼華來說，由他對於多元文化發展的肯定就可以看出，倘若說多元文化會有助於台灣的民主深化，那麼，多重認同的概念也就會有助於民主化的進展。 / This thesis will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wo Hakka writers: Zhuoliu Wu and Youhua Wang. This thesis will also try to explain these two writers’ texts from the viewpoint of multiple identity, and then locate this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new-vernacular literature. Chapter One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spread by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and Chapter Two tries to define clearly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of this concept. Chapter Three suggests that the idea of multiple identity is already embedded in Orphan of Asia. In Chapter Four, Wu brings up an idea similar to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zation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can resolve the problem of diverse identities by 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Taiwan. In Chapter Five, Wang, a writer of the generation after ended martial law, tells us that he has possessed the idea of multiple identity. And in Chapter Six, two important novels, Swampy ground and Land and Soul, represent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Accordingly, Wu and Wang relate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in his own way, and the writing course of these two Hakka writers almost stretches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new-vernacular literature. For both Wu and Wang,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could be viewed as their true situation. For Wu, the problem of ethnic identity should not be an obstacl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everyone should try hard to develop Taiwan. In other words, multiple identitie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ll contribute the further consolidation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For Wang, according to his confirma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we can understand that if multiculturalism h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will be conducive to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客家電視台是台灣第一個以族群文化為主體的電視頻道，客家電視台節目在客家文化內涵上的表現，對於客家族群文化的發展、觀者的判斷以及整個文化社會的動態發展來說，更有著莫大的影響力。有鑑於此，本研究運用修正式德非法，進行客家電視台非新聞性節目呈現客家文化內涵指標之建構，並利用統計分析方法歸納出指標整體面向，而後邀請專家學者輔以深度訪談，以提出客家電視台於節目呈現上之建議。期望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可以提供未來客家電視節目製作之參考，在收視率數字的檢視之外，作為評估客家電視台節目對於客家文化的價值與意義之思考。 /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ospects of context of Hakka TV programs. Hakka TV is the first channel which takes ethical culture as subject.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Hakka TV programs, therefore, have enormous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culture, the cultural judgment of audience, and the dynamics of society. However, compared with audience rating,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Hakka TV programs are still under-examined. For this purpose, in this study Modified Delphi Method and in-depth interview with related experts were conducted in order to construct factors and indices of Hakka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e 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non-news programs of Hakka TV for prospective programs production.

客家，在歷史上是指中國大陸的南遷漢人與福建、廣東、江西地區之原居民雜居、融合後，繼而形成的一個民族，其血統與本質仍被視為漢人，出現的時間一般認為在宋、明時期左右；爾後的明、清時期，由於人口、經濟壓力……等因素，客家人播遷到全國各地，除了上述原居區域，更擴散至西邊的四川省，其他部分更涵蓋了香港、台灣，甚至其他非亞洲地區，繼而形成今日在全世界分布範圍最廣、人口眾多的民族之一。 在台灣地區，客家人的數量僅次於閩南人，處處皆有客家人的蹤跡，而又因為歷史背景及地形環境的影響，以南部六堆地區的美濃客家庄保有著最傳統、完整的客家文化，當地更有以傳承客家服裝文化為使命的【錦興行】藍衫店，以推廣客家傳統服裝及改良式服裝為主。不僅對美濃客家而言，甚至在整個台灣客家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因此筆者將客家服裝民族美學的研究重點聚焦在美濃地區，更實際走訪【錦興行】藍衫店做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了解美濃地區近年來客家民族服裝的發展狀況。 由於客家自身形成的歷史原因和自古以來聚居的地理環境，其性格與形象在在反映至其民族服裝上。服裝，是人類學上物質文化的一種代表象徵，從中也可看出一個民族的文化背景與歷史興衰；它不僅是文化，也是一種藝術，服裝展現出一個民族的美學，同時透露人民的審美觀。 因此，服裝可說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歷史標記，也可被視為民族歷史的文化象徵；而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僅代表著其形象，同時可看出其民族性格，更象徵著民族的興衰起落，因此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是相當重要的。客家服裝作為其民族美學與文化意象的代表，在歷史與傳統的傳承上背負著絕對重要的責任；隨著近年來商業性產品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備受重視，相對地卻使客家服裝這樣的珍貴文化及藝術日趨沒落，甚為可惜。 基於上述理由，筆者首先透過蒐集前人與專家、學者的多本文獻來進行文獻探討，輔以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的過程，在綜合分析、交叉比對之下，首先探究客家人的歷史源流、地理環境、精神、民性對美濃客家服裝的影響，再藉著蒐集各種美濃客家服裝的樣本，以藝術方面的美學相關理論分析其款式、顏色、質料，探究美濃客家服裝的民族美學，再從中了解客家人的審美觀，最後從分析來做出結論。

以往，北臺灣客家史常被視作「鐵板一塊」地論述，而其論述焦點之一往往也著重在枋寮義民信仰，此或會使人以為北臺灣客家人都崇敬義民信仰。然本文從清代北臺灣族群關係史角度，提出以下觀點： 一、 苗栗義民廟歷史幾與新竹枋寮義民廟同樣悠久，然今日其祭祀圈卻僅三里大，並未如枋寮義民廟般發展為當地一大區域信仰，其主因與清代苗栗堡境的閩客械鬥風氣不發達有關。清代苗栗堡境西側的「北大肚山系」，與東側的「關刀山山脈」，對於當地族群關係演變的意義，在於「北大肚山系」山勢雖不如「關刀山山脈」般險峻，但該山系卻相對使苗栗堡客、閩兩族群的接觸機會，未如枋寮義民祭祀圈十四大庄，或中港堡、吞霄堡、「南桃園東側」等地區來得多，故不易使苗栗堡的客、閩兩族群，發生大規模接觸與衝突的機會。這也造成清代苗栗客家人的族群意識，在林爽文事變後百餘年間，隨世代交替而逐漸降低。是故苗栗義民信仰並未同於枋寮義民信仰般，有因為閩粵械鬥氛圍較濃厚的歷史背景來發展「區隔粵閩」、「強調粵人忠義精神」之族群認同符號，而成為一大區域信仰。 二、 在清代苗栗義民信仰中，有一重要制度為「苗栗義民祀327位會友」制，其為清代苗栗地方人士，可藉由出資金來加入「苗栗義民祀」會友，且其會友身分不但可世襲，百餘年來又不斷有新會友加入，最終成為清晚期的「苗栗義民祀327位會友」制。又「327會友」制，並沒有歷史需求發展為「區分會友間階級高低」，與重視「神牌位序差異」之模式，「苗栗義民祀327位會友」都在該廟左偏殿，以一面木牌陪祀，即可代表清代苗栗義民廟「327會友」在該廟信仰者心中之歷史貢獻。此外，苗栗義民信仰也主祀真正殉難於林爽文事件的「義士眾姓諸公」、淡水廳幕僚壽同春、與淡水廳同知程峻之模式，也是不同於枋寮義民信仰之處。 三、 清代苗栗堡西境地勢較為高聳的「關刀山山脈」，在清中期時，隘線分佈於此山脈西麓，故當時該山脈尚是非常重要的「區隔漢原」之地理形勢。但約在清中後期之際，因苗栗客家人往東越過該山脈開墾樟腦利益，也使「後龍溪上游區」，即今獅潭鄉與大湖鄉等地，最終成為客庄。而其中較重要的漢人拓殖勢力，有獅潭、南湖等庄的黃南球勢力，與大湖吳定新家族勢力，以及拓出桂竹林一帶的劉緝光等勢力，而「後龍溪上游區」有無義民信仰，也與這三勢力分佈有關。清晚期的黃南球，其前半生經歷較少與苗栗堡有淵源，双與枋寮義民信仰分佈區域較有關係，故黃南球拓殖出獅潭與南湖二庄後，也在二庄各置一間義民廟，其皆分香自枋寮義民廟，以祀奉死於漢原械鬥的骨骸。而清晚期吳定新家族勢力，雖也為大湖庄帶來義民信仰，但其他大湖庄民不見得都信之。故清代大湖庄民初建大湖義民廟時，很可能已被該庄人視為陰廟，而將該廟設在遠離大湖庄市街中心外的「下坪仔」。又該廟石製主神牌，同時書寫「萬姓同歸．褒忠義民」，是雜揉了枋寮義民信仰，與漢人社會常視為「陰廟」的萬善爺性質。大抵而言，「後龍溪上游區」的獅潭、大湖、南湖等三間義民廟，是双應清晚期當地漢原關 係緊張下的歷史產物，因此也在清代北臺灣族群關係史的意義上，與本為區隔閩粵為主的枋寮義民信仰有所差異。 四、 枋寮義民信仰乃清代嘉、道以來，竹塹當地「城╱閩」與「郊╱粵」的閩粵械鬥風氣下之產物，「郊區」的枋寮義民祭祀圈內之粵人，係藉此突顯「粵人忠義於朝」精神，期盼朝廷能對當時弱勢的臺灣粵人聲張正義。而約自嘉、道以降，枋寮義民信仰祭祀圈的粵人，又逐漸透過枋寮義民信仰十四大庄制度，讓該區粵人能被組織於各大庄的公號頭家，與枋寮義民廟方各大姓家族之領導下，以凝聚共同的粵人族群共識與力量，來與淡水廳政經中心在的竹塹城閩人相抗衡。而清代北臺灣閩粵械鬥同樣激烈情況者，至少尚含「南桃園東側」與清代中港堡境內之客庄。可是「南桃園東側」與清代中港堡客家人，一開始並未出現特別崇敬義民信仰的氛圍，至少在中港堡的頭份義民廟方面，該廟乃遲至清代光緒11-13年左右，才由當地客家人自枋寮義民廟分香引進。清代頭分庄客家人引進義民信仰的歷史背景因素之一，自與從嘉、道以降的閩客械鬥風氣氛圍有關，然其引進之時間點之所以遲至光緒朝，則是與金廣福勢力拓墾大隘地區成熟畢，使中港堡與竹塹「郊區」兩地粵庄交通風險相對降低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