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嘗試以1988年6月24日至2008年6月24日之間，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前後十年，《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為研究樣本，經分層抽樣後共取1,010則新聞，以內容分析法檢視兩報呈現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的方式，並觀察此類新聞報導有何特性，而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前後，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的報導方式有何轉變？ 　　本研究以責任歸咎方式、消息來源、親密伴侶暴力迷思、主要議題、「社會關注」指標與「廣義親密伴侶暴力」指標檢視1,010則親密伴侶暴力報導，並依新聞分布特性分為「議題醞釀期」、「法案倡議與通過期」、「法案實施初期」以及「法案實施三年後」四個時期。 本研究發現親密伴侶暴力報導主題面向上以「暴力事件與個案」為主，不同時期中的主題分布達統顯著差異，「法案倡議與通過期」及「法案實行初期」為四時期中「防暴落實過程」比例較高者，而「防暴執行阻礙／困境」在四時期的比例均在一成以下。個案導向的新聞報導於社會關注面向上以「立法規範與庇護／援助」、「當事者外的援助與介入」與「議題專家作為消息來源」上有明顯進步；但四個時期皆有90%以上的新聞未提到「施暴者終止暴力的方式」。 在親密伴侶暴力的歸因方式上，「個人框架」以「暴力事件與個案」為議題主軸。「體制框架」的議題較平均的分配在「防暴落實過程」、「相關政策／法令」以及「防暴執行阻礙／困境」。「文化／社會結構框架」超過五成的主題為「防暴落實過程」。「整合框架」中排名第一亦為「防暴落實過程」，其次是「相關政策／法令」。 　　媒體文本中呈現迷思為「責備受害者」，「加害者脫罪」，「美滿家庭價值」與「霧裡看花」。「議題醞釀期」僅近四成未提及迷思，而「法案倡議與推動期」有超過六成五的新聞未提及任何迷思，表現最佳。「責備受害者」在各時期皆為比例最高的迷思。 「未提及迷思」的消息來源以「專家與倡議團體」佔最多數，其次為「官方消息來源（政策層面）」。其他四種迷思「責備受害者」、「加害者脫罪」、「美滿家庭價值」與「清官難斷家務事」中，「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皆為最主要消息來源。不同框架間的迷思分布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體制框架」、「文化／社會結構框架」與「整合框架」皆超過九成未提及任何迷思。「個人框架」中有超過四成的迷思為「責備受害者」，其次為「加害者脫罪」。 　　消息來源方面，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且達顯著差異。「議題醞釀期」前三名消息來源依序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受暴者」與「專家與倡議團體」。而「法案實施三年後」排名第一轉為「受暴者」，其次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與「專家與倡議團體」。「法案倡議與通過期」及「法案實行初期」裡「專家與倡議團體」消息來源引用較其他二時期明顯提升。四個時期的「當事者人際網絡」比例均極低。 　　「個人框架」前兩大消息來源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與「受暴者」。「體制框架」中以「專家與倡議團體」（45.5%）排名第一。「文化／社會結構框架」中有超過五成的消息來源為「專家與倡議團體」，其次是「官方消息來源（政策層面）」，「其他與純粹記者描述」排名第三。「整合框架」中排名與「文化／社會結構框架」相同，且比例分佈亦類似。 基於上述結果，本研究嘗試對對媒體實務工作者與社政專業提出建議：在媒體報導上須延展報導的廣度與深度，與社政團體配合定期製作專題報導，引用暴力倖存者的現身說法，輔以專家或倡議團體的評論或意見以供參酌，以達到引發讀者興趣與教育知識兼具的成效。在報導暴力事件時，避免擷取與事件本身無關的敘述，並與社會新聞路線之外的其他記者整合，搭配相關議題進行報導。社福團體在近用媒體時可尋求另類發聲管道，並成立專業小組，及時回應媒體需求。並與媒體保持合作關係，定期提供其專業領域的各項資訊，適時提出澄清，掌握議題的定義與解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