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 Centre for Macau Studies

《世界遺產公約》通過於西元1972年，並於1975年正式生效，運行至今已過了四十多個春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最具代表性的國際建制。《世界遺產公約》成立的初衷是為保護屬於全人類共有的自然與文化，保存、延續與傳承是其最主要的目的，但近來關於世界遺產的討論，其切入點愈發多元，包括觀光發展、地區的振興活化等等。 　　而本文以日本為對象，從公眾外交的角度來分析日本操作世界遺產實行公眾外交的方式。日本於戰後不久便成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成員，卻遲了二十年在1992年方簽署了《世界遺產公約》，本文除藉由日本國會紀錄分析日本過去對世界遺產建制消極處置的理由，以及後來態度轉變的原因，同時梳理日本整體公眾外交的發展進程，以了解世界遺產在日本公眾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傳統與現代的衝突顯得尤為尖銳，如何保護並發展傳統的民族文化，是普遍面臨的議題。 　　侗錦產生於侗族的生活中，展現出豐富而精彩的圖案紋樣，強烈地反映了他們對生命、大自然和民族文化的熱愛和崇敬，同時也滲透著民族文化的樂觀精神、凝聚著人們對美好未來的嚮往，侗錦可以說將侗族最真誠的情感表現了出來。 　　本研究地域範疇以湖南省懷化市通道侗族自治縣的侗錦傳承區域為主，侗錦傳承區域占全縣面積60%，主要分佈在該縣之西部以及南部百里侗族文化長廊的各鄉鎮。 　　作者在通道縣以及周邊的其他侗族地區田調時間前後長達七年，對於通道縣的侗錦進行了具體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立基於這個基礎之上，作者充分瞭解了關於通道縣侗錦藝術的形成背景、產生因素、內外的特徵以及目前的實際情況，同時也深入探討其蘊涵的文化精神、現代價值以及其在工藝美術中的運用。此外，本文也結合織錦文化資源保護的現狀，分析政府與民間所採取的傳承原則與實際方法。 　　本研究期許通過對通道侗錦的整理與分析，找出侗錦藝術存在的各種意義與價值，並希望以此引起社會對通道侗錦文化從認識進而重視、從重視進而保護與弘揚。因此本研究透過從政府保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入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具體執行層面進行探討，其中主要是探討政府應該如何扮演傳承文化主導者的角色。作者先由戰略層面探討政府對侗錦織造技藝如何保護與傳承、如何制定政策、如何復振，再由戰術層次探討政府如何組織民間所擁有的研習管道、如何強化傳承人與學習生之間的互動狀況、如何開展侗錦的未來等問題。 　　本研究最後的重點聚焦於侗錦文創可能性的分析。侗錦展演如何在各項文化體驗活動中展現其潛力，俾便達成藝術生活化的可能性？侗錦文化如何以文化創意產業的型態經營，俾能超越地域性的侷限?當大眾聚焦在文創產品的真實性議題的時候，如何藉之促成族人對於侗錦文化認同的差異性，以及侗錦如何在村寨形成傳承認知的效應?侗錦藝術是否能夠活化通道縣侗錦文創產業的契機，進而提升侗錦文化發展的主體性? 　　本研究最終期待透過這樣以學術性的方式，探討侗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與發展現狀，提供侗族在進行適度保護性旅遊與再利用政策的時侯，將這一項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向市場、推向國際。

2002年在文建會積極倡導推動「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下，將世界遺產的保存觀念陸續引進國內，形成一股風潮，也衝擊著台灣二十餘年來，在文化資產保存工作上的偏差與不足，不論是在保存項目上、保存觀念上、保存工法上、保存法令上，都明顯跟不上世界潮流。世界遺產的研究議題也在這股風潮帶動下逐漸興起，其所涵蓋的學術領域包羅萬象，是門必須跨學科領域的綜合學問。 2005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後，文化事權已統一，台灣文化資產保存工作也進入另一個新時期。值此，在國內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作如火如荼的向前邁進，並與國際觀念接軌之際，不管是有形的文化資產或是無形的文化資產，都要從世界遺產保存的新視野，重新審視如何加以保存與維護。以世界遺產的觀點來探討雅美族文化資產的保存，希望能從中進一步對台灣文化資產的保存有所省思，提醒我們對於這塊土地最原始的原住民族，所遺留下來具有豐富台灣特色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在長期受到忽視及邊緣化的情形下，有機會被正視及喚醒。 蘭嶼面對全球化、現代化過程，造成雅美族傳統文化的衝擊，值得雅美族人及各界共同關注。而朗島傳統聚落本身就是一部真實且具體的人類文化紀錄，隨著時空環境的演變過程在朗島留下痕跡。維持朗島傳統聚落及文化景觀的永存是一項持續不斷的工作。也必須在保存時不斷思索探討創新問題，以確保其在新的經濟條件下能持續發揮其功能。朗島傳統聚落及文化景觀的永續保存，對當代及未來人類歷史都在在豐富了其在文化上的多樣性與豐富性。而且其中無形文化資產，如傳統歲時祭儀、技藝、語言等，相較於傳統聚落、住屋、船屋等有形文化資產，更有保存的急迫性，因為這些有形文化資產，在拆之前都還有機會留下或復原，但那些無形資產則容易隨著年代久遠而消逝。所以，除了保存，更重要的是傳承，這也是世界遺產強調的精神所在。雅美族人對其後代子孫或全人類究竟要保存些什麼？傳承些什麼？端視雅美族人自行深思與決定。本論文並不期望探討蘭嶼是否能成為世界遺產，而是希望能將世界遺產的保存觀點、管理機制、案例等介紹給雅美族人，讓雅美族人現在及未來面對自己的文化資產保存問題時，多一種思考保存的選項。期盼藉由本論文的研究，呼籲各界重視最具台灣特色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並且讓以往台灣在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觀念上累積的錯誤經驗，不要重蹈覆轍在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的保存上。

有視於許多珍貴人類文化資產或因全球化導致文化均質化，或因武裝衝突、發展觀光及環境惡化等因素，面臨毀壞甚至消失的危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許多國際組織透過制定及締結國際公約喚起國際社群的關注，凝聚國際間的集體力量，帶動國際文化保護保存的合作，以維護文化的多樣性、推動文化對話及族群相互尊重包容。基於全世界對於文化資產保護的文化共識，1954年《海牙公約》制定至今已逾一甲子，《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至今也邁向近半世紀之久，我國1982年公布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法》，至今亦已有卅餘年。 本論文研究目的在檢視國際公約有關文化保存保護的歷史發展，及我國現行文化保護保存法規與實務問題。採質性研究、個案研究法，將我國最高行政法院文化資產相關判決整理分析，期從研究發現中獲得文化保護行動的反思與我國修法的參考。 研究發現我國文化法規整體規範尚未包含無形文化遺產的保護保存，此一部分亟待未來立法。此外，現行法規內容及文物分類與國際公約所行方式不同，另一方面，我國文化事務主管機關執行政策時所遇困難，可參酌國際公約與他國現行方式，本於我國文化資產特性與文化整體特色因應調整。除立法修法建議之外，本論文亦從個案分析與比較研究發現，我國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的概念採物質取向，衍生文化物私權凌駕公權之上的衝突情況，若期文化永續發展，宜將「文化資產」概念轉化為「文化遺產」觀點，從更高的文化哲學層面執行我國文化事務的全面保護保存政策。 / Regarding the destruction of many precious human culture, either due to globalization to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or because of armed conflic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other factors, the arouse concerns and collective strength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led to maintain cultural diversity, promoting cultural dialogue and mutual respect for ethnic coexistence. Based on the world's cultural consensu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firstly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Convention, both have built up a well-organised system for cultur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 Taiwan, The Culture Property Preservation Act has also been implemented in 1982. This paper explore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cultural legislation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Taiwan. Drawing upon case studies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e analysis of twelve cases selected from the highest administrative court judgments illuminates currently controvercial issues and leads to make suggestions of what action of amend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empower authorities and provide more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to enhance domestic culture policies. The result of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norms and regulations have not been viewed a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legislation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e put on top priority in na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while implementing policies of cultural affairs shed lights on central and local hieracheical institutions that the realm of autonomy should be distinctively clarified so that administrative agency could be helpful to solve conflicts and diversities. In addition, the case study and comparison also found that collective right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assets were derived overriding private rights. However, i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would be expected then a balance between collective and provate rights on cultural affairs should be taken as legal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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