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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言語犯罪到文字犯罪—論漢唐宋誹謗法之演變關凱元, Kuan, Kai-yua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中國帝制時期，統治者為鞏固其權位，強化政權之合法性，除憑藉武力外，或偽造符讖，以示天命所歸。此外，屢有箝制民間輿論之舉，禁止臣民私議朝政或非議天子，違者論罪。以中國法制歷史為例，與民間輿論最息息相關者，當首推誹謗法之設立。就其形式而論，大抵可分言語誹謗與文字誹謗兩類。然考察國史，口語誹謗之發展較早，秦漢時期，已有誹謗祅言令，《唐律》且有「指斥乘輿」之罪。惟兩宋以前之誹謗法，泰半以口語犯罪為主，以文字著述非議朝廷而獲罪者，尚屬零星。至宋代以降，文人因文字著作涉及影射或謗訕朝廷而受禍者，轉趨增多，然而何以有此轉變？該罪由早期之口語犯罪逐步擴展至文字犯罪，又顯現何種歷史意義？當今學界對此議題鮮有闡述，故本文擬就此一課題，深入討論之。誹謗祅言（妖言）文字獄指斥乘輿公眾輿論
2	新聞自由論述在台灣(1945-1987) / Discourse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Taiwan, 1945-1987 楊秀菁, Yang, Hsiu Chi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的時間斷限為1945至1987年，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台灣傳播學界的新聞自由論述，並希望透過比較的方式，與當時英美各國的新聞自由論述相對照，以瞭解台灣新聞自由發展的特殊、扭曲與不足之處。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共有六章，就內容而言，可分為三大區塊。第一區塊為第一、二章，主要探討國際社會對新聞自由的見解。第二區塊為第三章，主要探討戒嚴時期台灣的憲法學如何界定新聞自由。第三區塊為第四至六章，亦是本論文的主軸，主要探討戒嚴時期傳播學界所建構的新聞自由。整體來看，歐美社會，尤其是美國新聞自由的最新進展，包括：1956年美國新聞界要求政府公開資訊、減少新聞封鎖、同年美國國內所發生，記者赴中國採訪權的爭議，以及1971年美國報紙刊載「越戰報告書」所引發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爭議等，大都能即時的傳入台灣社會。然而，關己則亂。戒嚴時期傳播學界面對台灣新聞自由受到種種限制的實況，基本上採取相對消極，甚至是迴避的態度。傳播學界一方面忽視政府對新聞自由的限制，一方面則將火力集中於媒體「責任」。從「社會責任論」在台灣的發展觀之，引介人謝然之、胡傳厚與國民黨皆有深厚關係。而後續台灣自律組織的建立、相關會議所提出的社會新聞改進之道，亦與國民黨脫不了干係。對政府的態度，為自由主義與社會責任論者之間最重要的差異。然而，從相關的著作可看出，西方社會責任論的主催者，對於政府能否涉入，能介入多深仍存有許多疑慮。從自由主義到社會責任論，要求政府不要插足新聞事業的聲音一直存在。1950年的「歐洲人權公約」更特別明言「不受公部門干預」的表現自由。然而，在戒嚴時期台灣的傳播學界，拒絕政府干涉的聲音卻十分微弱。甚至在反共復國的重責大任下，新聞自由被降級到「法律保障」的層級，連僅存的社會新聞報導空間，亦與「國家利益」牽扯在一起。新聞事業被賦予超出歐美報人所謂的社會責任，進而需要「犧牲本身的自由和權利，以貢獻於國家民族」。就結果來看，由國民黨主導的自律組織，以及社會新聞改進之路，在新聞界聘任與其立場相近的評議委員，與消極的不作為下，並沒有發揮國民黨所期待的效用。透過一些文章，我們可以發現，戒嚴時期台灣的傳播學界對其所屬的環境、新聞自由所受的限制是有一定的認識的。但在反共復國的大旗下，大都只能點到為止，或轉而要求新聞界必須瞭解國家正處於生死存亡之間。這樣的氣氛一直要到1980年代才有比較明顯的轉變。新聞自由戒嚴時期國家安全叛亂誹謗罪社會責任論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Martial Law Period National Security Seditious Libel Social Responsibility
3	論適性犯羅婉婷, Lo, Wan T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在我國現行刑法以及附屬刑法中，存在有以「足生損害」此一要素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之一環的犯罪型態，學說上稱之為「適性犯」。對於此一犯罪類型之定位，究應將其歸屬於抽象危險犯或是具體危險犯的範疇，或者存在有將其視為獨立之第三種型態危險犯的可能，遂產生爭議。再者，對於此一「適合性條款」應如何判斷，實務上操作的具體指標為何，也是有待釐清的問題。對此，本文將透過德國學說見解之介紹，整理並分析出適合性概念的類型特質，結論上將適性犯定位為獨立於抽象與具體危險犯之外，第三種型態之危險犯，本質上以其行為不法為非難重點，具有行為犯的特徵。最後回歸我國刑法體系，從各罪章的保護法益出發，對現有的法規範進行檢驗，思考在現行法體系下引入適性犯此一犯罪類型的可能。危險犯抽象危險具體危險抽象具體危險犯適足犯適性犯偽適性犯足生損害足以適合性條款偽造文書電腦犯罪毀損罪誹謗罪
4	論刑法第313條妨害信用罪 / Crime Against Reputation and Credit 蔡沂彤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寫作之目的，在於探討我國刑法第313條之妨害信用罪。本罪釋義上之重點在於如何定義「信用」，以及如何界定名譽和信用兩者之關係。個人如受名譽及信用之惡劣社會評價，甚難立足於社會，因人是群體的動物，人於社會上生活，便是帶著一個「符號」，與他人進行資訊的傳遞。而美國社會學界所提出之象徵互動論，便可用以解釋個人與群體間之互動關係。追溯我國妨害信用罪之立法歷程，在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內，妨害信用罪規定在第三十一章第三百四十一條，其立法理由指出：「夫信用之性質，不外名譽之一種。」這裡似乎認為信用乃屬名譽之一環，卻無詳細論證兩者間之關係。又，我國繼受德國法制，分析與我國立法結構相近之德國妨害信用罪，於1909後，便移除信用損害與名譽侵害之關聯性，其後就名譽與信用兩者間之關係，亦多有探討。現今德國刑法上所要保護的名譽，是一種「尊重請求權」（der daraus folgende Anachtungsanspruch）；而信用是一種信任，為債權人對債務人就履行財產法上義務的能力與意願之可信賴性。因此德國通說認為，妨害信用罪是一種對整體財產有所侵害的抽象危險犯，保護法益為財產法益，並提出「無詆辱性言論」予以佐證。然而，我國刑法對名譽之保護，在2000年出現重大轉折。釋字第509號的出現，使得美國誹謗法對名譽保護的法學概念，開始影響我國法制。美國法概念的引入，將有助於釐清我國就「名譽」及「信用」在刑法上保護的相關爭議，藉以更清楚分析兩者間之關係。相較之下，美國法並未明確區分兩者之概念，均納入誹謗法之規範範疇。美國法對商譽的保護，一為誹謗訴訟，一為商品貶低訴訟；前者為推定損害，後者須負舉證責任證明受有特殊損害。本文亦將就德國法與美國法之差異進行比較，並將其見解引入我國實務判決，指出其法律邏輯謬誤之處，希冀為我國實務判決提供更細膩之論證過程。再者，就信用之保護，我國公平交易法亦有相關規範。其立法規範，多參考德國之不正當競爭防制法以及美國之不公平交易行為規範。本文亦有分析其與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異同，作為我國法制之借鏡。信用名譽無詆辱性言論尊重請求權誹謗訴訟商品貶低訴訟象徵互動論公平交易法不正當競爭防制法不公平交易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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