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作之目的，在於探討我國刑法第313條之妨害信用罪。本罪釋義上之重點在於如何定義「信用」，以及如何界定名譽和信用兩者之關係。個人如受名譽及信用之惡劣社會評價，甚難立足於社會，因人是群體的動物，人於社會上生活，便是帶著一個「符號」，與他人進行資訊的傳遞。而美國社會學界所提出之象徵互動論，便可用以解釋個人與群體間之互動關係。 追溯我國妨害信用罪之立法歷程，在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內，妨害信用罪規定在第三十一章第三百四十一條，其立法理由指出：「夫信用之性質，不外名譽之一種。」這裡似乎認為信用乃屬名譽之一環，卻無詳細論證兩者間之關係。 又，我國繼受德國法制，分析與我國立法結構相近之德國妨害信用罪，於1909後，便移除信用損害與名譽侵害之關聯性，其後就名譽與信用兩者間之關係，亦多有探討。現今德國刑法上所要保護的名譽，是一種「尊重請求權」（der daraus folgende Anachtungsanspruch）；而信用是一種信任，為債權人對債務人就履行財產法上義務的能力與意願之可信賴性。因此德國通說認為，妨害信用罪是一種對整體財產有所侵害的抽象危險犯，保護法益為財產法益，並提出「無詆辱性言論」予以佐證。 然而，我國刑法對名譽之保護，在2000年出現重大轉折。釋字第509號的出現，使得美國誹謗法對名譽保護的法學概念，開始影響我國法制。美國法概念的引入，將有助於釐清我國就「名譽」及「信用」在刑法上保護的相關爭議，藉以更清楚分析兩者間之關係。 相較之下，美國法並未明確區分兩者之概念，均納入誹謗法之規範範疇。美國法對商譽的保護，一為誹謗訴訟，一為商品貶低訴訟；前者為推定損害，後者須負舉證責任證明受有特殊損害。本文亦將就德國法與美國法之差異進行比較，並將其見解引入我國實務判決，指出其法律邏輯謬誤之處，希冀為我國實務判決提供更細膩之論證過程。 再者，就信用之保護，我國公平交易法亦有相關規範。其立法規範，多參考德國之不正當競爭防制法以及美國之不公平交易行為規範。本文亦有分析其與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異同，作為我國法制之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