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選研究是很具開發潛力的空白之地，詞選批評研究之視野是多元的，透過詞選批評可以逆證編選者的詞學觀、審美品味，又可透過選本中之評語了解編選者之詞學觀，以及當時作家間的交遊情形，亦可從詞選傳播現象了解群眾的消費取向。此外，更可以從詞選編輯做詞史、詞學史的橫向詮讀。 　　尤其地域詞選和女性詞選為清代所特別獨有。女性詞選的研究一直非常匱乏，其實女性詞選所涉及的層面十分廣袤，從女性本身個體、群體交遊到家族間的詩詞唱和來往，是一個同心圓關係，不斷拓展出去，尤其在明清女性文學蓬勃發展之下，女性詩詞創作是最大宗，詞又是較為溫婉柔媚，適合抒情的文類，女性詞與女性詞選的發展應可互為參照；其次，女性創作與家族間的關係，甚至與地域詞學的關係又密不可分，如當地學風對女性創作的讚揚或褒貶，都可能影響創作風氣與風格。 　　清代女性詞選研究之必要性在於其「文學史性評價」和「社會性評價」，如果以前的文學史是一種減法的建構，只擷取撰寫者認為「重要的」，那當代重新建構文學史時，應該要用加法的視野，去看那些被忽視（而非被淘汰）的作品或現象。 　　本論文並非要去「證明」男性或女性編選的詞選集是否有何不同，而是整理文本、分析文本，去「說明」這些女性詞選呈現出什麼。因此本論文嘗試詳細整理此一文學史中空白的處女地，並試圖從清初詞選與女性詞選的定量分析，探討女性詞選中典律與性別差異等相關論題。

一九八、九○年代堪稱是台灣女性作家的文藝復興時期，也是許多女性作家嶄露創作契機之時。平路的興起，為女性創作發聲，研究平路的碩論側重在她批判父權思想與科幻領域的成就，探討她女性議題的論文，則側重在歷史小說的問題居多，對於平路作品的研究關注在女性本身的論文很少，本論文以平路作品女性意識進行研究，分八章論述。第一章緒論，說明個人的研究動機、研究範圍方法、論文架構。第二章女性書寫的發展，以西方女性主義發展背景作一脈絡論述，再將女性主義提到的女性書寫的淵源及概念詳加剖析。第三章創作背景及經歷，從平路的生命史出發，回溯她的家世背景，分析她生命的重要事件、所處環境與遭遇，如何影響她情感的世界、作品的取材與創作風格，且進一步對其創作經歷加以探究，以此作為解析其作品創作的基礎。第四章女性書寫的敘事策略，從去國懷鄉的自傳書寫、身體情慾的自主書寫、歷史話語的記憶書寫、生活關懷的女性書寫、現實社會的覺醒書寫分析她文本的敘事策略。第五章論述平路的小說創作，以內在自省的通道、女性的原鄉情懷、女性現代史的論述，指出平路小說創作的女性概念。第六章研究平路的評論，以辯證的年代、沙文與反思、女性生活體察，探討女性議題，呈現平路的關心。第七章探討平路的散文，以旅遊書寫的試驗、現實生活的感悟、生命情操的錘鍊、戀物記憶的啟發、生命的微觀與回眸，覓得她的情感脈絡和生活感發。第八章提出研究的成果與意義，找出平路女性書寫的定位與特色，最後對於平路女性書寫的傳承與創新，給未來研究者建議。

兩岸的女性小說在八０年代呈現出若干相似性，而這裡頭除了主題性傾向之外，主要包括了作品形式；換言之，別於同代的男作家對於後現代、後設小說（台灣）或先鋒尋根小說（中國大陸）的著迷，兩岸的女作家在此時段中基本上都守住了寫實手法，而並沒有像其男性同仁那麼大量的投入實驗性寫作。同時，這一點（兩岸女作家對於寫實手法的偏愛），加上就作品內容而言，與日後的女性文學比較起來，八０年代的女性小說的確表現出較為狹窄的格局，如上兩個因素恐怕逐漸造成此時段的女性文學最近極少成為學者的研究對象。 因此，為了突破既有的研究成果且開闢一些新的研究面向，本論文則除了主題性之外主要從寫實主義觀點切入，將小說形式結構與內容主題相結合進行探析；同時，也注意當時女作家所表現出來的自主性及自覺性，將之視為八○年代兩岸女性文學過去較未受到矚目的重要表現。此外，就「寫實主義」這個觀念而言，本文參考了這一二十年來中、西方學者對於寫實主義的再發現、再詮釋的成果，將寫實主義定義為一種不間斷的「過程」、一個需要不斷加以潤飾修正的文學形式，並且透過這個較為彈性的觀念，選取兩岸代表性的女作家各五位，藉由她們的作品，對兩岸女性文學在八０年代所經歷的從「現實」到「寫實」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且比較。 首先，如果就台灣女性文學而言，從「現實」到「寫實」描述的是女作家與所處的社會之間的互動，即女作家對於轉型時期女性社會「現實」的高度關懷促使她們在不放棄各自藝術理想之同時有意地選擇「寫實」文學，成為作者與讀者之間主要溝通管道及作家參與、影響社會的工具（甚且社會性愈發強烈的作家／文本，其寫實成分也跟著提高而藝術性相對減少），那麼就對岸的女性文學來講，從「現實」到「寫實」所描寫的則是當時大陸女作家，包括整個新時期文學，從「現實主義」（即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到一般觀念之下的「寫實主義」的轉變過程（把「寫實主義」當作刻意的抉擇要到「新寫實」才出現）──無可諱言，相對於具備了穩固且良好文學個性化與獨特化基礎的台灣（女性）文學，背負了長大幾十年「文學／家為政治服務」的歷史及文化債務之中國新時期（女性）文學，則不得不先經歷一個從「革命／現實主義」到作為創作論而允許作者發揮自己各自的藝術及創作理想的「寫實主義」之演變過程，我們才在論文中被稱為代表了「個人化」寫作路線的王安憶、池莉及方方的小說那裡看到像八○年代台灣女作家類似，大陸的女作家也開始按照自己所設想的創作目的及創作／審美原則（而不是集體化理想衝動所使然）來選取最為恰當的書寫模式及創作技巧。 本論文透過比較視野及文本語境化，分別探討了台、中兩岸女性文學在八○年代所經歷的從「現實」到「寫實」的特定過程，以期勾勒當時女作家的自覺性面向及兩岸女性文學的風貌，並且在彼此對照之下，重新評估八○年代女性寫實小說的價值及其意義。 / During the 1980s, women’s literature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manifested certain number of similarities, that, apart from the subject matter, include also similarities in structure and form. In other words, in opposition to male writers’ enthusiasm for postmodern fiction and metafiction (Taiwan) or avantguarde and root-seeking literature (Mainland China), both Taiwanese and Chinese women writers favoured realist fic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decade. However, it is my belief, that it is precisely their preference for realist modes of writing (widely criticized since the heyday of poststructuralism) together with the allegedly rather limited scope as far as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1980s women’s novels is concerned, that gradually caused its inevitable “downfall” – while previously hailed as the “Renaissance period of women’s fiction” in both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1980s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se two regions has in recent years become a topic shunned by both schola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alike. In order t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open up new vistas for future research, this thesis adopts realism as an important point of departure, combining subject matter analysis together with the formal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texts while also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trong self-consciousness of most of the women authors that should, in view of this author, be reexamined as one of the previously overlooked aspects of the 1980s women’s fiction in both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Moreover, following the renewed interest in realist literature within academia during the last ten to twenty years, this thesis adopts a rather “flexible” definition of realism as a continuous “process”, or, in other words, a literary form in a state of flux, that is in a constant need of polishing and amendment. This concept is then applied to a textual analysis of ten representative women author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namely Li Ang, Xiao Sa, Liao Huiying, Su Weizhen, Yuan Qiongqiong; and Shen Rong, Zhang Jie, Wang Anyi, Chi Li, Fang Fang) in a further attempt to describe and evaluate the process from “reality/socialist realism” to “realism” that characterizes Taiwanese and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during this particular period.

九○年代大陸女性作家的家族書寫在八○年代末的新寫實小說思潮、新歷史小說思潮以及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相互激盪之下，延續新時期文學對「革命現實主義」的反叛姿態，在「追求自我」、「認識自我」的性別覺醒意識中重新審視女性的歷史，從而在「父子相繼」的傳統家族譜系之外，想像並打造「母女相連」的女性主體譜系，揭露「政治權力結構」和「性別權力結構」所暗含的偏斜與不公。對「政治權力結構」的批判是指文化大革命的「國家集體話語」對「個人自由」的限制與傷害，這部分藉由作者的敘事聲音、小說人物際遇以及承載特殊歷史意涵的意象來表現，對「性別權力結構」的反省主要在突顯父權秩序對女性的強制收編，因此塑造有別於血緣母親的代理母親、刻畫女性身體的各種造型，以及利用象徵性符號進而凝聚、團結女性們的精神力量。 本文所界定的女性家族書寫是指女性作家站在女性立場所書寫以女性為核心的家族故事，不僅積極嘗試改變、顛覆女性在父權歷史建構中的地位，並且能夠將「女性意識」、「家族敘事」和「歷史建構」融為一體，呈現女性歷史的發展過程和女性文化的演進形態，依此定義，本文選擇《玫瑰門》、《櫟樹的囚徒》和《羽蛇》作為研究分析對象，並且建立分析架構，分析架構包括「敘事面向的敘事時間、空間、視角、聲音分析」、「身體面向的女性人物主體性分析」、「文學面向的特殊意象分析」以及「史觀面向的陰性書寫策略分析」。《玫瑰門》展示的「演出型敘事模式」，用演員的登臺亮相、家具意象所潛藏的歷史象徵意義，以及「氣味」、「圖象」的感官陰性史觀，隱喻歷史的表演性質；《櫟樹的囚徒》呈現的「接力式敘事模式」，將歷史的詮釋權分配給不同世代的女性，隱喻歷史的傳承過程充滿著多元言說主體以及敘述的裂痕，因此「樹木」、「河流」、「眼睛」意象的源遠流長特質以及女性生死循環的陰性史觀，成為組織家族歷史最強而有力的書寫方式；《羽蛇》營造的「夢遊體敘事模式」，透過「羽蛇」這個實體人物和象徵符號在現實、夢境、幻境和家族歷史的自由轉換過程，「巨蚌」、「水晶燈」、「無字碑」等意象中無所不在的女性身體，以及「鮮血」和「白雪」相互抗衡的陰性史觀，投射出穿越時空的女性集體精神壓迫。 本文的研究侷限是對小說文本中的「男性人物」缺乏深刻關注，以及對小說文本的選取集中在五○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展望是希望未來能進行「比較性研究」，交叉比較家族書寫作者和敘述內容所呈現的不同性別立場，展現更為多元的女性主體性，多向度比較家族書寫作者的社會身份以及文本中構成女性身份的各種因素，為社會學層面和心理學層面的女性研究提出貢獻，並且比較大陸和臺灣的女性作家家族書寫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環境下，開展出何種相異與相似的書寫面貌，讓女性作家的家族書寫版圖更加遼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