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界曾針對緣起的意涵，引起一場論爭。例如宇井伯壽等人主張緣起是同時的邏輯關係，木村泰賢等人則認為緣起還有異時的因果面，另外上田義文還指出了緣起的寂滅面。 　　本文依據印順法師的主張，亦即因果不能分割為同時或異時，並且徵引龍樹的論文，重點地批評上述日本學者的意見。依阿含經，所謂緣起的定義是：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而龍樹的空義是不二的，可以說無彼亦無此。而且，《大智度論》有法性不待因緣的說法，在龍樹那□，空性是等同於法性的，因此，向來所說緣起與空為同義的說法，有必要再釐清。本論文的第四章就做了這方面的嘗試。關於二諦，日本學界曾經提出許多關於語源學的研究，本論文則從《大智度論》尋找論據，證明龍樹所謂的世俗諦就是語言，亦即緣起的假名面；而勝義諦則是語言的寂滅性，亦即是空。二諦之間的關係則是相即。根據以上的研究成果，本文檢討了英美學界對於龍樹空性及二諦的詮釋。大致地區分，英美對於龍樹空義的詮釋經歷了三個階段：虛無主義，絕對主義及語言哲學的詮釋，本論文重點地評破了虛無主義的詮釋，對於後兩種詮釋則有所取捨。本文的貢獻在於提出《大智度論》中法性不待因緣的說法，從而使緣起與空的關係得到更多的理解。

不少研究者早已指出，中國思想中對「死亡」的探索，為數頗繁。到了晚明時期，對死亡議題的關注，更是當時思潮的重要焦點之一。就在談生說死的眾多言論裡，公安三袁也深入其間，親身自證，思考反省了生死的問題。本文的出發點，就是對於他們生命最關心的問題，他們切身於心、一以貫之的思考重心──生死，不論是對死亡的焦慮，還是不知自身何去何從的生命疑惑，都是他們念茲在茲，企圖解決的問題。本文以生死的層面切入他們的思想世界，企圖要釐清的是，生死性命之學帶給他們的感受，到底是什麼？他們怎麼理解生死？為什麼這麼理解？是什麼因素，促使他們的改變？轉變之後的人生態度，又有何不同？在細觀三人著作，詳加分析之下，會發覺在他們的生死思考，呈現出許多有趣的現象，既有特殊的個人因緣，也有時代思潮的痕跡。這些觀點，並非只是泛泛地、印象式地連接到陽明心學、淨土、禪學等等，而是應該要更深入他們的思想，對他們的本身生命歷程與外部的環境背景作出更細膩、具體的探討與分析。 如果說時代背景是他們身處的歷史境遇，卻往往不能完全解釋他們為什麼這麼想，那我們就必須扣問在這些人的生命中，遇到了什麼樣的難題與困境。換句話說，不只是因為某些哲學思想促使這個人有這樣的看法，而是說在他生命中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他怎麼面對這個問題？他又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當他帶著這樣的疑惑來叩問世界，又產生什麼樣特殊的見解？這種問法，在晚明生死情切的普遍氛圍中，公安三袁就因此可能有了特殊的地位。因為每個人都是特殊的個體，擁有他們獨特的才識與性格，生命歷程的不同，對生死的發言也呈現其獨特的風貌。他們同樣身處環境氛圍之中，又各有不同的際遇，如果說前者是同，後者是異，則在異與同之間，他們皆勇於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都不斷扣問這個困擾人們數千年的，卻始終難有統一答案的大哉問。因此三個人對生死的看法，既有時代的影響，也有個人不斷地反思，況且三人性格別有不同，對生死的理解，也就有了自己的特色。本文的研究，即是以「自適」與「修持」為主軸，審視三人的言行經歷，深入他們的思想與行動，觀其言，察其行，探討他們的生死之學。

南北朝佛教在東晉佛教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隨著寺院經濟的穩定、帝王的提倡等因素， 此時的譯經之風較之東晉有過之而無不及， 南北朝的佛典翻譯遍及大小乘，且出現了以專門研究某些經典的經師、律師、論師，諸如成實師、阿毘達摩論師、十地經論師等，這些經典皆受到中國人的發揚，成為不同的學派，這些學說不但豐富了南北朝的佛性思想，亦替隋唐時代的天臺宗、華嚴宗、禪宗預告先聲，而其中最受矚目者當屬《大般涅槃經》。 東晉法顯於印度中部華氏城取得《大般涅槃經》六卷本，於義熙十三年（西元417年）至十四年（西元418年）在道場寺翻譯完成，定名為《大般泥洹經》，此經一出，在南方掀起滔天巨浪，一時有關佛教、一闡提、判教等論題，成為眾所討論的焦點。北方則有曇無讖自中印度、于闐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本，此本約莫在北涼玄始三年（西元414年）至十年（西元421年）譯出，是則中國僧侶對於《大般涅槃經》的研究自此二版本開始，在南北方皆出現了討論《涅槃經》的風氣。 劉宋元嘉年間，四十卷本傳入南方，除了改寫了中國人對一闡提的看法外，更將有關佛性的討論推向另一個高峰，此譯本到了南方後，慧嚴、慧觀與謝靈運等人依照已流行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經》，對四十卷本加以潤色、刪改校訂成為三十六卷本。自是，三十六卷本在南方興起一波巨大的風潮，南北方皆出現眾多出色的涅槃師。除了譯經的因素外，恐怕也因為般若學說在僧肇手中已達到空前的成就，難以再轉出新說，一味說空而忽略主體與心性層面在當時已有人提出質疑， 是以對空的興趣便逐漸轉向對涅槃的研究。涅槃學在南方有竺道生與慧觀的大力闡發、北方有道朗與慧嵩的宣揚，涅槃學的討論在南北朝時期可謂是佛教研究的主流。 　　欲了解南朝時期中國人對《大般涅槃經》的理解，莫過於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梁代所編輯《大般涅槃經集解》保留了當時涅槃師豐富的資料，讓後世得以一窺當時涅槃師如何以解釋《大般涅槃經》的甚深妙意。此書乃是梁武帝於天監七年（西元508年）敕令編撰《大般涅槃經集解》， 其主要選取了道生、僧亮、法瑤、曇濟、僧宗、寶亮、智秀、法智、法安、曇准的說法，雖然無法得知編者選取的標準為何，但由當時談論《大般涅槃經》的風氣之盛、涅槃師之多的情況，未被選錄者尚有著《涅槃略記》的慧靜、超進、僧鏡等人，便可知能夠脫穎而出，能被選錄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各涅槃師說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加上此書乃在帝王御命下所編纂的作品，自然也可以代表此人的觀點是不容小覷的。其中，僧亮之注為所有注解條目份量最多的， 是以從分量上來看亦頗有可觀，則僧亮的《涅槃經》注在質與量上皆可說是在當時的涅槃學說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般涅槃經集解》固然提供了相當多的材料，但仍有其侷限性， 其中的不足之處，便需要借助其他資料的補充。由於《大般涅槃經》的特色在於「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此各涅槃師對《大般涅槃經》的討論亦集中在佛性的議題上，然而經中對於佛性定義並不一致，是以各涅槃師對於佛性也有不同的詮說，這些多元的看法被保留在吉藏、均正、元曉的論著中。 唐代吉藏在《大乘玄論》中舉出十一家正因佛性說、《涅槃經遊意》有佛性「本有」與「始有」共三家、《大乘三論略章》中則列出十家說正因佛性、唐代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中有本三家、末十家的看法、元曉的《涅槃宗要》則說明六家的佛性義，這些資料對當時涅槃師佛性學說進行分類，並將之評價，雖然其選材與評述不乏編輯者的主觀意識與宗派成見，但頗能呈現當時佛性討論的基本概況，若再加上《大般涅槃經集解》所蒐羅的資料，或以足夠拼湊出當時《大般涅槃經》談論的整體面貌。然而，在吉藏、均正、元曉等人對涅槃師佛性說多集中在「正因」的討論，皆未將僧亮的觀點納入某家某派，僧亮這個留下《大般涅槃經》最多註解的人，究竟應當屬於哪家何派？ 這難道是因為吉藏、均正等人皆未見到僧亮的學說嗎？事實上，吉藏在《涅槃經遊意》與《大乘玄論》、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皆曾引用僧亮的說法，由此可知僧亮的學說在當時仍有留存，並非因為亡失而導致他們不曾見過僧亮的學說，故未對僧亮的學說進行分類。而僧亮在《大般涅槃經》的注解中亦以許多篇幅闡述佛性，則其未被判別分屬於某家某派的原因也非是由於其缺乏對佛性的論述，則為何一個學說質與量皆備的涅槃師會被眾人所忽略呢？ 　　另一方面，不只吉藏、均正、元曉等人未提及僧亮的思想，就連《高僧傳》都未見有相關描述。梁代慧皎《高僧傳》記錄了東漢至當時的名僧大德之經歷與專長，可作為另一參考的側面。對照《大般涅槃經集解》所收錄的涅槃師，在《高僧傳》中大部分會有「善涅槃」或是其他與《涅槃經》相關的描述，如僧宗便有「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 的記述、智秀則「尤善《大》、《小》、《涅槃》、《淨名》、《波若》。」 ，但自〈僧亮傳〉觀之，其內容僅描述了僧亮的神異之事，與《涅槃經》全然無關。若是依照布施浩岳的考證，認為《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僧亮即道亮， 但〈道亮傳〉只言其「著成實論義疏八卷」， 則道亮所鑽研的學說亦非是以《大般涅槃經》為長。換句話說，儘管僧亮花了相當多的工夫注解《大般涅槃經》，其學說亦受到當時主流的肯定，但《高僧傳》中卻未對此留下任何記錄，吉藏、均正等人更選擇將其忽略，後世之人對僧亮學說的了解惟有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 　　此為一相當矛盾且弔詭的現象：《集解》中的僧亮學說代表了其在涅槃師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其他資料中，僧亮學說在涅槃學似乎又無足輕重，可捨去不談。而僧亮未被劃入任何的學說或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方式：一是特殊性，一是普遍性，前者又可劃分為二，其一是僧亮學說與各家說法的殊異程度過大，以致不被時人所接受，最後趨於凋零而隱沒；其二是其特殊性與吉藏、均正等人的立場相違，是以未被收錄於其作品之中。後者則是其太過普遍，在當時未具獨立性，而終與各家說法合流。特殊性與普遍性亦是矛盾的關係，在注解《大般涅槃經》的十家涅槃師中，唯有僧亮具有如此神祕的色彩，也只有僧亮存在著矛盾的情形，此便引起筆者的好奇，僧亮究竟是如何闡述《大般涅槃經》？是什麼樣的學說能夠讓他產生如此矛盾的現象？ 　　近代對於南朝涅槃思想的研究雖已紛然雜陳，然討論涅槃師的資料多是引述吉藏、均正的作品而忽略涅槃師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所闡發的思想，故僧亮的學說一直被束之高閣，然細察僧亮對於《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其自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架構且不同於各家的獨立特色，是以本文試圖透過僧亮對《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建構其思想的脈絡，重新拼貼出僧亮的整體思想，再進一步的對僧亮學說作出評價，望能使整個南朝的涅槃學說研究更趨完整。

歷來對於袁中道的研究課題，多是傾向於探討其修正公安派文風的內容以及相關思想，對於其文學之研究，相較之下則是略顯不足的。學界對於袁中道文學研究多是集中在日記《遊居杮錄》相關研究以及整體文學的探究，整體文學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根據劃分時期為研究脈絡，僅有少數篇章有運用文體差異來探究之，但透過整理學界目前的學位論文，發現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那就是尚未出現以文體差異來全面探究其山水文學的學位論文。 　　因此，本論文所要研究的是公安三袁之一袁中道的山水書寫模式與內涵，首要處理的問題是袁中道山水主題在不同文體之間所呈現出的書寫取向及其價值選擇，並試圖研究其中文體差異所呈現出的山水書寫特色及其內涵異同。除了文體差異所產生的文學、思想變化外，山水等自然景物是山水文學的寫作主角，因此，如何描寫和選擇景物亦是一大研究重點，此處將從晚明山水美學風氣和美學技巧分析袁中道的審美視角。本論文即是針對上述所提出之議題做出整理分析，試圖將袁中道之山水文學建構的更加全面。 　　本論文主要是以袁中道的詩文集《珂雪齋集》和日記《遊居杮錄》為研究底本，透過整理上述兩種文本而歸納出以下相關文體類別，主要可以區分為詩歌、遊記、日記和其他文體這四類，而這四類文體就是本論文最主要的研究架構。透過研究袁中道在諸種不同文體之下，其山水書寫所呈現出的景物描繪、審美風格、寫作筆法和思想呈現等面向有何差異，進而歸結出袁中道透過各文體所表現出的書寫異同與特色呈現，同時亦可知諸文體在袁中道心中所代表的文學承載面向。

論文提要 佛法修行以解脫為目標，解脫的意義可分為世俗超脫和究竟解脫；戒律是以解脫為目標，作為修行的重要依止；天台止觀中的持戒清淨，其內涵即是從世俗的超脫到究竟的解脫，亦即從事律儀戒到理戒，以戒律和止觀修證的關係，透過一心三觀、圓融妙諦的思想型態說明持戒的意涵。 本論文以《摩訶止觀》中的持戒清淨作為討論主題，從持戒清淨本身的討論，包括戒律的持犯與懺悔，以及討論智者大師以一心三觀和圓融妙諦對於持戒清淨意涵的深化。由此可知，天台論持戒清淨是屬於圓戒思想，周備圓融；持戒清淨亦融攝戒定慧三者於其中，其具體的表現亦可於懺悔內涵中呈顯。本文即是從持戒和止觀的關係，說明戒行清淨為止觀修證之首務，以天台止觀之觀陰界入、觀不可思議境與持戒清淨皆以觀心乃至中道為圓頓思想的實現。 以下，略述本論文的各章內容。 第一章，說明本論題的基本背景，以及論題形成的因素，以及針對此論題的研究意義；其次，說明研究現況，釐清本論題的研究宗旨；第三，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及論述程序。 第二章，以《摩訶止觀》的持戒內容作詳細的介紹，以戒名、戒相、持犯不定、犯戒的種類為說明，針對持戒的內容掌握，以此探究持戒義理之特殊性的基礎。其中輔以智者大師其他止觀著作加以呈現。 第三章，以《摩訶止觀》中持戒清淨的第四部份—懺悔之內容梳理。首先對於懺悔的意義—戒體清淨，以及懺悔的方法—有相持戒之懺悔、無相持戒之懺悔等內容說明。 第四章，於前二章對於《摩訶止觀》之持戒清淨的內容之後，進一步與從止觀的義理論述其二者的關係。首先，一心三觀與圓頓妙諦為《摩訶止觀》一書的宗旨，一心三觀即是其圓頓止觀的方法，以即空即假即中之中道觀為正觀，而中道正觀即是以圓頓妙諦為內涵，中道亦是不二無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非一非一切之圓融無礙。又一心三觀持理戒，以中道觀心持戒，無戒不備，是以於止觀修證中，亦是以觀心為主要觀法，是以在圓頓之理觀上，持戒亦得以圓滿，止觀修證亦是為圓滿，是則戒定慧三者由一心三觀之止觀修證而互融無礙。於此持戒清淨與止觀的特殊性之處依此而開展。 第五章，本文以《摩訶止觀》中持戒與止觀為討論，主要探討持戒於天台止觀的重要性，由前文對於《摩訶止觀》之持戒的內容，以及《摩訶止觀》中論述止觀修證的思想，並由二者的內涵中發現二者的關係實是同以觀心為主，又如以此觀心為止觀修證，則法界圓融是當下圓滿，因為一即一法界，一法界即一，非一非一法界的思想，是以天台戒學以此為內涵，亦是周備圓融。又在此周備圓融觀法中，戒定慧三者的關係是相互融攝，此即為天台就學尤重戒定慧融合之特殊點。另從戒律發展史中呈現智者大師對於戒的定位和意義的闡發，如以戒和定的結合，而使其將十戒的次序以隨定戒作為最終，且其以圓頓實相之法，亦將兼攝大小乘諸戒。又持戒與懺悔本為重屬的關係，「持戒清淨」懺悔而使之清淨，而天台之懺悔思想之深入圓融，影響後來中國佛教的懺法，以一併說明。

圓教是中國佛學獨有的概念，圓主要指圓滿和圓融二義，圓教即圓滿究竟、圓融無礙地總攝一切法的教法。對天台宗來說，這圓教是如何可能的呢﹖智者大師透過教相門與觀心門來講圓教，教相門就是以判教理論，分判、判定有佛一代的說法，何者為權，何者為實，而最後必以天台圓教為實。觀心門就是通過智者大師自心所行法門，點出一念三千的教說，由此一念心即具三千法以明圓教之義。 　　另外，佛性是中土佛教思想的核心概念，主導著整個中國佛學的發展方向，然則在天台圓教浸潤下，會顯出何種形態的佛性理論﹖我們發現，在天台宗之思想中，佛性圓滿無盡地具足一切法，可以說和圓教義理是一致的，實則兩者之關係本來就密不可分。 　　總之，天台圓教和佛性思想表顯著中國佛教哲學的高峰，亦充份地開顯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實為人類思想文化的一大寶庫。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20499号 / 地博第218号 / 新制||地||79(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グローバル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教授 小杉 泰, 教授 中溝 和弥, 准教授 長岡 慎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研究材料為佛教經典中與文殊菩薩相關論述的典籍，研究之主題為不二中道之義理思想，並就生命境界的提升與轉化為焦點，呈顯不二中道思想對生命問題的實踐。 佛教經典中與文殊菩薩有關的經典數量非常多，為了對文殊法門能整體地掌握，因此首先將大乘佛典中文殊菩薩的相關典籍及其同本異譯作全盤地整理，並且從中探究文殊菩薩在佛教經典中所扮演的角色。 文殊菩薩在大乘經典中出現得很早，他所顯現的身分也很特殊，一方面他是十地菩薩，另一方面他因為智慧第一而堪為諸佛之引導者，是過去、現在、未來諸佛之「佛母」，然而文殊菩薩又以「童真菩薩」的樣貌實踐菩薩道。另外，他也是菩提道上淳熟的修行者，能入聖道，能入出菩薩「正性離生」，並且已經決定不退墮。在禪定方面，他已久修三昧，是甚深三昧的實證者。再者，文殊菩薩身具超越二元對立的圓滿智慧，能「達無礙智慧彼岸」，具有「超越智慧的完成」，也是智與行融合的實踐者。 「文殊法門」的內容是以空義為基礎，以不二中道思想為主軸，意指為不落入於任何的極端，捨離二邊，又不執著於二邊，是一種不偏於任何一方的觀點或方法。「不二」是依於法性平等的原則而突破認知所形成的框架，進而讓每個生命體放捨因對立所造成分離、孤立、二元的主觀評價，以中道的角度面對各種問題，避免讓個體生命落入一般認知的苦樂、迷悟、生死、聖凡等二元對立中，超越「分別」所造成的侷限，並且朝向更廣闊的生命視野。 本文並藉由經典中的例示闡述不二法門的實踐面向，說明超越二元對立的中道思想可以在面對人、事、物時，提供另一種適切的行為態度，避免陷入極端的對立狀態。不二法門對於生命困頓的問題正好能提供更開闊的思維角度，因此阿闍世王有機會可以跳脫罪惡感的枷鎖；娼妓金色女能轉化生命中受到貪欲煩惱所困擾的瓶頸；惡魔波旬也有可能得以超越心靈「束縛」與「解脫」的兩邊。 文殊類經典中所提出的例示，正顯示著不二法門對各種不同社會階層的生命關懷，是具有普遍性及平等性。這種關懷表面上看來是針對經典中的人物，然而事實上這正是經典向讀經者傳達著對生命體的關懷，期望所有的生命個體面對生命困頓的境界時，能在有限與無限的掙扎中超脫，使生命的寬廣度更向上開拓。 / This thesis utilizes and explores the Mañjuśrī scriptures, which discuss the doctrine of “non-duality”, and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Middle Way”.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to explore “the dharma-door of non-duality” (advaya-dharma- paryāya / mukha). The method adopted by Mañjuśrī, especially so, the focus on the study of sentient beings practicing “non-duality”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life, is central to this study. To fully comprehend the Mahāyāna scriptures which expound on the subject of Mañjuśrī, this thesis studies and compares many textual sources, including the sutra itself,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by different translators spanning many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In the Mahāyāna scriptures, Mañjuśrī appears very earl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spiring aspirant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in cultivating the “Bodhi-Mind”. On one hand, Mañjuśrī plays the role of a Bodhisattva,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the supervisor of all Buddhas in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Mañjuśrī, out of great compassion, devotes himself to support and assist all sentient beings in overcoming obstacles, and does this systematically by preaching the doctrine of non-duality. The dharma-door of Mañjuśrī, non-duality, is a method of attaining the Middle Way, based on emptiness (wunyata). The Mañjuśrī scriptures elucidate the concept of the “Middle Way” by means of transforming erroneous dichotomous cognition into the cognitive state of non-duality. To illustrate the theme of practicing non-duality, I will give three concrete illustrations of how king Ajatawatru applied non-duality to solving the paradoxes of guilt and guiltlessness. For example, how did a prostitute make use of non-duality to transcend the conflicting natures of greed and purity, and how did the demon utilize the actuality of the “Middle Way” to overcom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ental restraint and unrestrained conceptualization? In brief,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ain idea of the Mañjuśrī scriptures depicting non-duality, which can help sentient beings free themselves from dilemma. In other words, the Mañjuśrī scriptures take non-duality as a guideline to concern all kind of living beings in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s.

本文探討政府再造發展歷程，以理念層次探討為主，著重於八０年代以降，新管理主義之源起，及其理論背景作一粗略的介紹，進而整理其內涵價值，並佐以若干各國政府再造實例，以佐證之。再者，則針對1968年以來，新公共行政學者對新管理主義所提出的質疑與反思作一介紹，文中將論及新公共行政之源起、理論背景及相關主張，並針對其內涵價值作一整理。最後，將介紹目前方興未艾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之源起、理論背景及其具體主張，並歸納本文在地方政府管理理念上之主張。期能對政府再造理念提出具有史觀的脈絡陳述，並且作為未來地方政府再造之參考依據。 是以，本文乃針對地方政府管理之理念與實踐進行研究，強調意識型態的區隔，及政府再造背景的時空性、急迫性，進而將地方政府再造，區分為效率的地方政府管理、民主的地方政府管理，及整合的地方政府管理三波，透過理念層次之「效率途徑」與「民主途徑」，以建構地方政府管理之「整合途徑」，及其未來願景（vision）。 文中提出「創新、效率、競爭、資訊」作為效率途徑的核心價值；提出「責任、機會、公道、參與」作為民主途徑的核心理念；最後就整合途徑而言，強調「位中、時中、知所權變、順乎自然及執兩用中」的原則，並引用論者所提出七項典範轉移之道，重申地方政府再造的勵革方向。其實整合的地方政府管理，不但重視權利與責任的對等關係，更注重環境時空系絡之影響，而強調權變觀點，但仍有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之考量。 回顧本研究，其釐清政府再造的歷史脈絡傳承，建構地方政府管理之理念型模（typology），並發現地方政府管理與地方治理的概念，或有互通相關之處，似可作為地方政府管理研究的新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