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旨在探討春秋公羊傳精神立論的正統論是如何產生？何演變？主要內容為何？以及有何特點？盼能描繪出正統論的本質及其發展脈絡。全文共分五章，分別略述如下：第一章導論。陳述研究的動機、範圍、目的及方法。第二章正統思想的淵源、突破與演變。概略介紹正統的原始意義、早期發展、與自歐陽修起的創新突破及往後的發展。第三章歷代代表性的正統論分析。分析歷代十九世代表性正統論者的正統論。第四章正統思想輻議。分就正統思想與大一統意識、正統思想與史學、正統思想與政治現實、正統思想與道德理想、正統的銓釋與演變等五方面對正統論作進一步分析。第五章結論。提出對正統論研究的總結。

張學良（1901-2001）在1950年後半期台灣，撰寫四篇自敘。那麼張要撰寫的目的是甚麼？本文是透過探討四篇張學良自敘，即其特色可以形容為「應用正統性」、「顧慮正統性」、「套用正統性而驗證」、「同化於正統性」的四篇，而已經得到「張學良為了主張自己過去的有用性而撰寫自敘」之結論。 總之，四篇張學良自敘都是由於正當敘述者與正統敘述者主張過去有用性，來擁有矛盾而構成的。也就是說，以時間的順序來看，兩個敘述者的關係在第一自敘形容為應用正統性，其次在第二自敘就形容為顧慮正統性，而正當敘述者優勢的。但是在第三自敘中，由於「黨國正史」的套用並驗證的特色來改變為正統敘述者的優勢。最後自敘中，其傾向更強化，而由此兩敘述者的敘述就同化於正統性。總之可言，張學良在自敘中使用「正當的正統化」此一方法，來主張自己過去的有用性。張學良就是，由於對應一套擁有正統性的「黨國正史」，而將自己認為正當的歷史認識，加以正統化而且鞏固其敘述的妥當性基礎。這張學良思想活動，我們可以理解為兩樣，即張對「黨國正史」的挑戰的失敗結果，或是其對之迎合的成功結果。因此本文將此兩聲性敘述，稱為敘述者張學良的「雙重面相」。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経済学) / 甲第25081号 / 経博第688号 / 新制||経||306(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経済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山田 仁一郎, 教授 若林 直樹, 教授 牧野 成史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皇帝（皇權）於人間至高無上之特性與公羊學大一統正統論其正統有我無彼之觀念互為論證，為帝者認己乃唯一正統代表，視並稱帝者作非滅不可之僭逆。元首俱稱帝之孫吳、蜀漢均視對方作僭偽；於官式互動場合中原則上卻採一措施：不觸正統課題，不用主觀性強之政治性用語，於實質上互認對方皇帝其正當性，以合抗曹魏。隱於該措施背後之理念可謂：務實正統觀，南、北朝互動模式類此。南北朝末，有皇帝乘敵國內亂之際立彼皇族為彼國「主」，為藩臣之主得於其國內稱帝，西魏則立以蕭梁皇族為帝之傀儡政權式藩屬：西梁。就正統論及皇權特性而言實悖，然此等乃務實正統觀其措施之活用，意在擾敵徐圖滅之，故活用型務實正統觀措施為實踐公羊學大一統正統論之手段。周隋利用西梁打擊陳朝：除國防層面外，使陳帝於正統爭奪戰中非僅面對北朝競爭者。後金朝立楚、齊兩帝國措施即類西梁模式。

本文試圖從「正統」與「異端」兩個詞彙為主軸，檢視以二元對立或單一宗教模式觀點下的中國宗教研究。藉由兩個相對詞彙發展出的相對觀點，說明宗教傳統界定自我與他者範疇時的標準，並非絕對不變，而是隨著各種情況，有其可變動性。以宋代大眾社會為基礎，從《夷堅志》中獲取當時相關宗教活動元素，輔以官方文獻、道教經典及單一越界祠神信仰發展歷程做為考察。進而檢視國家宗教政策、道教驅邪法術以及祠神信仰發展上，對正統與異端的界定。 國家宗教政策包含一國祭祀傳統及其宗教管理政策。經由國朝祀典與賜封歷程，能觀察出朝廷背後的社會關懷取向，以及對不法宗教的認定。透過君王詔令與地方父母官執行成效，反映出的是君主與臣子間關懷理路的差距。由官方鎮壓民間宗教行為的舉動來看，官方與民間對於何謂適當的祈祭行為，始終存在著認知與詮釋上的距離。這樣的距離，投射出的正是不同階層背景族群對於正統與異端的理解。 道教新興驅邪法術-天心正法與神霄雷法發韌於兩宋之際，並活躍於兩宋江南一帶地區。兩者於儀式實踐上雖多有雷同，於行法宗旨與權威來源上，則能明顯對照出兩者帶有的社會關懷視野上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兩者驅除鬼祟的依據與標準，與官方儒家判定祠祀的標準具有密切相關性。此一相關性背後反映的，是儒道傳統長期以來曖昧的關係與互動模式。然而較之官方儒家的標準，道教經典上對祠祀、鬼神的態度與評量依據，就顯得更為嚴厲。道教經典文本所建構出的輔正驅邪、助國救民圖像，反映在實際執行案例上，就顯現出行法者個人取捨的判斷，往往是決定儀式最後被以何種方式呈現的重要關鍵。在由經典到實踐的過程中，行法者被視為最重要的關鍵。而行法者裁斷的標準，除了來自於經典文本上的規範，還來自於自身經驗與當下的情境。此外，於法師與道士行走江湖之際，鑑於儀式背後所帶有的替天巡行、助國救民等宗旨，其身份亦等同於天界官僚或職掌賞善罰惡的權威性。與此相對照官方儒家於現實社會建構起的規範，維持現實社會的秩序與安危。道士與法師如同信仰世界中的刑律的執行者，維持著信仰世界中的秩序和諧。 透過仰山二神、五通與五顯信仰傳布與建立過程，發現越界祠神正當性的建立，除了反映出宋代對祠神特性的轉變及社會關懷取向，還反映出兩種不同的祠神信仰傳統建立模式。透過行祠的建立與定期朝拜活動，以單一祠神為主軸的信仰傳統逐漸凝聚形成。同時在交流與傳播的過程中，佛道於其中扮演的轉化與吸納作用，無形中也為祠神信仰的正當性作了某種程度的背書。由此來看，正統與異端的價值論述與分野，並非絕對對立的標準與價值判斷，而是隨著個人所處的情境、身份、宗教思維與對象，產生不同的因應方式。

本文研究的主旨，在於以「台灣靈寶派金籙科儀」為主，以道教的文史背景為輔，將科儀舉行的儀式與內容加以分析梳理。並以探討文獻，分析歸納科儀內容等方式，將金籙科儀之唱詞做比較與整理。以期做出一篇可以結合道曲之文學性與音樂性之研究論文。 目前在中國文學史的相關著作中，較少與道教科儀內容相關的論述，而道教科儀的內容文字，深邃典雅、引經據典、體裁形式多變化，實為值得探討的一個環節。科儀唱詞有類似詩體的整齊句，也有類似詞曲且可吟唱的長短句，也可見許多詞藻華麗，類似駢體的四六文。本論文對科儀唱詞做分析比較，道教科儀的唱詞有不同的呈現方式，有配樂吟唱的部分，也有以科介動作與說白呈現的部分，本論文分析其文學性，包括唱詞之源流與流傳、引用典故、文學體裁等。 對於不同版本科儀書蒐錄之科儀唱詞，加以整理比對，在字詞有不同之處，不以傳鈔錯誤或訛誤來論，而是用符合道教觀點之面向，分析不同版本科儀書中，科儀唱詞遣詞用字的差異，以更宏觀的想法詮釋科儀唱詞。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情報学) / 甲第20509号 / 情博第637号 / 新制||情||110(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研究科社会情報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矢守 克也, 教授 田中 克己, 教授 多々納 裕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Informatic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昭明文選》是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文學選本，然而歷來對其編輯主旨的探討，要非多專注於蕭統〈文選序〉：「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瀚藻」，視為全書選文標準的美學依據；便是從李善〈上《文選注》表〉中：「後進英髦，咸資準的」，僅視之為科考需求的教科書。然而前者僅是蕭統用來說明《文選》收錄史論作品的原因，後者則李善當初注書之意根本未嘗考慮到科考所需。另外，傳統的「《文選》學」研究，對於所謂的「本旨」的探求多藉由字義訓詁考證、版本流傳比較、文義評點串講等法，雖能追索出《文選》中個別篇章之主旨，卻長久地忽略蕭統編輯此書的「本意」何在。 是以，本文擬重新復元蕭統編輯《文選》的本旨意圖，以補充傳統「《文選》學」對此部分之留白。研究的觀點乃藉由蕭統特殊的身分職能：即既是一國之「太子」，又負有「監撫」國政之責。藉由探究此兩項身分職能的政治象徵意涵，進而發現當蕭統編輯《文選》時此一具特殊性與權威性的身份職能，對其選文意識產生重大影響。 而蕭統也藉由其太子監撫的特殊身分，透露出編輯《文選》的三大意圖：其一，建構蕭梁帝國的政治正統性與文化正統性；其二，表達出自己理想的作者觀─「文士國士化」；其三，藉以凸顯太子監撫對國政參與之密切，並提升東宮文士集團的地位。

中華民國從開國迄今，政治符號展現傳播主要以爭「正統」、為「正名」及實行「三 民主義」而奮鬥。國家整體的象徵內涵即以此為主。 本文共分十二萬字，分為五章；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題目界定之意義，並談研究動機、目的、架構及方法。 第二章：政治符號之分。分三節，說明政治符號之內涵、運作（即政治傳播）、影響 作用與功能論。 第三章：內容。分三節，說明立國正統符號、正名符號、與立國基礎符號－－三民主 義符號體系。 第四章：運作－－政況傳播。分四節，首先說明傳播內涵架構，餘分論立國、建國及 反共復國的符號傳播。 第五章：結論。提出國家象徵過程的目的發現及心得。

本論文希望透過研究故宮博物院於1961年前往美國進行的「中國古藝術品展覽」，解釋今天故宮的特殊角色與定位。除了期望說明故宮代表中華文化的論述如何形成與建立，同時也解釋故宮如何透過展覽的陳列與解說，來呈現國家與國族的形象與想像。通過研究故宮發展、故宮藏品與國家政權之間的互動，對於文化藝術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作更深刻的思考。 今天故宮不僅被視為中華文化的象徵，甚至將故宮藏品當成「國寶」。但是如果我們嘗試分析故宮藏品，不難發現這些文物僅是中國皇室收藏的珍奇異品。不過最近幾年，由於台灣社會、政治的變遷，故宮的獨尊地位開始受到挑戰。現任故宮院長杜正勝就質疑前任院長秦孝儀塑造故宮為華夏民族博物館的作法，否定台北故宮和北京故宮有前、後繼承的關係；並主張台北故宮的典藏政策不需要依循「國寶」的脈絡。由於這樣的質疑與轉變，使得故宮在中國文化上所代表的正統與典範地位，以及故宮和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得以被重新思考。 今天，我們之所以認為博物館能夠傳達國族或文化的概念，主要正是因為博物館將收藏的文物「有意識」的重新加以排列展示，因而得以將國家、文化的發展脈絡，具體的呈現在人們眼前。國家對於藝術品的保存與展示，逐漸變成定義一個國家、文化傳統的重要媒介。展覽不僅呈現文化遺產，還進一步將國家發展歷史「展示」出來，經由重新脈絡化來宣揚國族與文化。例如日本過去經常藉由博覽會與展覽貶抑中國，並積極塑造日本成為「亞洲藝術遺產的守護者」。而故宮對外展覽，其實正是開始爭取中國對外形象的塑造以及發言權，甚至彰顯中國在東方藝術與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因此本論文以1961年故宮前往美國五大城市舉行為期近一年的「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為例，探討故宮如何透過展覽的展示與解說，塑造中國國族的歷史與想像，同時建立中國藝術的「經典」，因此影響了西方對於中國藝術的論述與評價。這場展覽是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台灣之後，國家級文物首次大規模的出國展覽。不僅由創辦《時代》（Time）、《財星》（Fortune）、《生活》（Life）等刊物的媒體鉅子亨利魯斯提出邀請，並出任贊助人。同時，中、美兩國元首擔任名譽倡導人，展覽期間更是備受官方與學術界的矚目。但此時世界局勢不穩，似乎沒有必要大張旗鼓安排故宮文物前往美國展覽。另一方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互相爭奪正統，雙方都透過外交與司法途徑互相角力，爭取中國的代表權。如果中共借題發揮，這批參展文物極有可能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收回，因此故宮赴外展覽的動作，格外引人矚目。 故宮博物院從建館以來，受限於經費及政治因素，對於收藏文物展示的時間並不長，研究工作也無從展開，只能偏重於清點工作。可是為了赴外展覽，必須編寫展覽目錄，勢必集合學者著手檢討文物的真假、年代與作者。也因為要對外展現「中國」，而必須對文物重新編排、解釋。因此，故宮赴外展覽確實是一個討論與觀察中國近代國族建構論述形成的特殊視角。故宮如何對外呈現、宣揚「中國」文化與藝術，其實正是具體展現故宮如何形塑與建構「中國」國族與文化的論述與想像。尤其是在前文所述的特殊歷史時空下，究竟展覽中呈現出怎樣的「中國」圖像，應該是一個相當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這個深受各方重視，又在敏感時機出國的展覽，如何選擇足以代表中國藝術與文化的作品，並以怎樣的方式展示，標示出民族國家框架下定義的中國，便是本研究試圖探討的議題。 本文希望強調故宮赴外展覽往往和國族形象的建構以及文化外交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展覽的特殊目的，因此影響了故宮在文化與藝術上的意義。也就是說，故宮今天獨特的地位和赴外展覽中的國族論述以及審美的展示方式有密切關係，而也正是因為故宮的特殊背景，賦予這些藏品更深的民族、國家意涵。 /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has generally been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the culture of China and, for many years,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as considered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It has also been us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aiwan as a symbol of legitimacy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the society and politics of Taiwan have changed recently leading to an introspection for the foregoing opinions. The current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u Cheng-sheng, has question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from the prototype of an imperial museum into a national art museum. Because attitudes about nations and cultures have changed, we can rethink why and how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ook on its role as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Museums are important in shaping knowledge, in defining identities, and in representing culture. Since the late eighteenth-century in Europe, the modern museum has been a powerful apparatus for supporting the idea of the nation-state by exhibiting culture. Many recent studi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uvre and other European national museums have demonstrated how these museums and their collection represent culture and establish canons through exhibitions. But in the past research, there has not been much discussion about how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ractices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 through the images of art works displayed or exhibited in the museum. In 1961 The Chinese Art Treasures exhibition toured five major cities, Washington D.C., New York, Boston, Chicago and San Francisco. This exhibition of work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as organized on the invi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or the purpose of instilling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exhibition was organized with a clear political agenda—to counter the threat from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ho wanted to take back the collection.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how the exhibition The Chinese Art Treasures was used to define the Republic of China’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o represent Chinese culture. The exhibition was held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Nationalist (the KMT)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ver political legitimacy was the most heated and tense. This paper hopes to illustrate how the KMT employed the exhibition to proclaim the Republic of China’s firm stance in it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China and to demonstrate how the exhibition solidified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role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ive thousand-year cultural legacy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