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經濟奇蹟促使華夏文化與儒家式領導受到國際矚目，塵封已久的傳統中華文化價值觀不但重回現代人的日常生活，同時也逐步應用於企業組織的經營策略，使得全球興起一股奠基於中華文化的管理趨勢。透過歷代學者的研究可得知，中華文化與亞洲市場發展確實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因此本研究遂將討論範圍限制於「文化」層面，希望藉由東西文化價值觀的對照，進而聚焦於探討「中華文化」與「企業行銷」之間的關聯。 本研究歸納出集體主義、階級主義、重視人情、長期導向時序觀、道與自然的和諧、佛教輪迴觀等六大中華文化價值觀，同時對應著個體主義、平等主義、重視法治、短期導向時序觀、凌駕自然、基督教現世觀等六大西方文化價值觀，並緊扣人員管理、品牌形象、顧客關係、社會責任等四大行銷應用構面，產生本研究的五大命題： 命題一：相較於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企業，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企業除　 　　　　了將員工視為「資產」外，更傾向於將員工視為「家人」。 命題二：相較於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企業，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企業更 　　　　傾向於採取「群體共享」的獎酬機制。 命題三：相較於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企業，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企業普　 　　　　遍具備「以人為本」的品牌精神。 命題四：相較於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企業，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企業對 　　　　於顧客關係管理的核心理念會更考量「人情」與「和諧」，並以「連續　 　　　　性的時序觀」來經營企業。 命題五：相較於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企業，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企業普 　　　　遍以「善的循環」為核心理念來落實社會公益，呼應「佛教輪迴觀」。

本論文希望透過研究故宮博物院於1961年前往美國進行的「中國古藝術品展覽」，解釋今天故宮的特殊角色與定位。除了期望說明故宮代表中華文化的論述如何形成與建立，同時也解釋故宮如何透過展覽的陳列與解說，來呈現國家與國族的形象與想像。通過研究故宮發展、故宮藏品與國家政權之間的互動，對於文化藝術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作更深刻的思考。 今天故宮不僅被視為中華文化的象徵，甚至將故宮藏品當成「國寶」。但是如果我們嘗試分析故宮藏品，不難發現這些文物僅是中國皇室收藏的珍奇異品。不過最近幾年，由於台灣社會、政治的變遷，故宮的獨尊地位開始受到挑戰。現任故宮院長杜正勝就質疑前任院長秦孝儀塑造故宮為華夏民族博物館的作法，否定台北故宮和北京故宮有前、後繼承的關係；並主張台北故宮的典藏政策不需要依循「國寶」的脈絡。由於這樣的質疑與轉變，使得故宮在中國文化上所代表的正統與典範地位，以及故宮和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得以被重新思考。 今天，我們之所以認為博物館能夠傳達國族或文化的概念，主要正是因為博物館將收藏的文物「有意識」的重新加以排列展示，因而得以將國家、文化的發展脈絡，具體的呈現在人們眼前。國家對於藝術品的保存與展示，逐漸變成定義一個國家、文化傳統的重要媒介。展覽不僅呈現文化遺產，還進一步將國家發展歷史「展示」出來，經由重新脈絡化來宣揚國族與文化。例如日本過去經常藉由博覽會與展覽貶抑中國，並積極塑造日本成為「亞洲藝術遺產的守護者」。而故宮對外展覽，其實正是開始爭取中國對外形象的塑造以及發言權，甚至彰顯中國在東方藝術與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因此本論文以1961年故宮前往美國五大城市舉行為期近一年的「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為例，探討故宮如何透過展覽的展示與解說，塑造中國國族的歷史與想像，同時建立中國藝術的「經典」，因此影響了西方對於中國藝術的論述與評價。這場展覽是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台灣之後，國家級文物首次大規模的出國展覽。不僅由創辦《時代》（Time）、《財星》（Fortune）、《生活》（Life）等刊物的媒體鉅子亨利魯斯提出邀請，並出任贊助人。同時，中、美兩國元首擔任名譽倡導人，展覽期間更是備受官方與學術界的矚目。但此時世界局勢不穩，似乎沒有必要大張旗鼓安排故宮文物前往美國展覽。另一方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互相爭奪正統，雙方都透過外交與司法途徑互相角力，爭取中國的代表權。如果中共借題發揮，這批參展文物極有可能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收回，因此故宮赴外展覽的動作，格外引人矚目。 故宮博物院從建館以來，受限於經費及政治因素，對於收藏文物展示的時間並不長，研究工作也無從展開，只能偏重於清點工作。可是為了赴外展覽，必須編寫展覽目錄，勢必集合學者著手檢討文物的真假、年代與作者。也因為要對外展現「中國」，而必須對文物重新編排、解釋。因此，故宮赴外展覽確實是一個討論與觀察中國近代國族建構論述形成的特殊視角。故宮如何對外呈現、宣揚「中國」文化與藝術，其實正是具體展現故宮如何形塑與建構「中國」國族與文化的論述與想像。尤其是在前文所述的特殊歷史時空下，究竟展覽中呈現出怎樣的「中國」圖像，應該是一個相當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這個深受各方重視，又在敏感時機出國的展覽，如何選擇足以代表中國藝術與文化的作品，並以怎樣的方式展示，標示出民族國家框架下定義的中國，便是本研究試圖探討的議題。 本文希望強調故宮赴外展覽往往和國族形象的建構以及文化外交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展覽的特殊目的，因此影響了故宮在文化與藝術上的意義。也就是說，故宮今天獨特的地位和赴外展覽中的國族論述以及審美的展示方式有密切關係，而也正是因為故宮的特殊背景，賦予這些藏品更深的民族、國家意涵。 /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has generally been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the culture of China and, for many years,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as considered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It has also been us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aiwan as a symbol of legitimacy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the society and politics of Taiwan have changed recently leading to an introspection for the foregoing opinions. The current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u Cheng-sheng, has question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from the prototype of an imperial museum into a national art museum. Because attitudes about nations and cultures have changed, we can rethink why and how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ook on its role as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Museums are important in shaping knowledge, in defining identities, and in representing culture. Since the late eighteenth-century in Europe, the modern museum has been a powerful apparatus for supporting the idea of the nation-state by exhibiting culture. Many recent studi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uvre and other European national museums have demonstrated how these museums and their collection represent culture and establish canons through exhibitions. But in the past research, there has not been much discussion about how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ractices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 through the images of art works displayed or exhibited in the museum. In 1961 The Chinese Art Treasures exhibition toured five major cities, Washington D.C., New York, Boston, Chicago and San Francisco. This exhibition of work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as organized on the invi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or the purpose of instilling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exhibition was organized with a clear political agenda—to counter the threat from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ho wanted to take back the collection.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how the exhibition The Chinese Art Treasures was used to define the Republic of China’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o represent Chinese culture. The exhibition was held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Nationalist (the KMT)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ver political legitimacy was the most heated and tense. This paper hopes to illustrate how the KMT employed the exhibition to proclaim the Republic of China’s firm stance in it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China and to demonstrate how the exhibition solidified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role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ive thousand-year cultural legacy of China.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透過五○、六○年代臺灣的內外情勢，以及文復會工作的分析，解釋文復運動出現的原因，以及該會所扮演的角色。文復運動之所以展開，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反攻戰事日益拖延的情勢下，為了解決動員戡亂與民主憲政的扞挌衝突，所必須塑造的一套正當性基礎。文復會的角色，則從原先主動塑造政府正當性的地位，在經歷七○年代的國際變局後，轉變為被動配合政府追求現代化的輔助機構。 自1950年以來，中華民國政府即面臨必須號召反攻，卻又不能反攻的情勢。隨著時間的流逝，反攻無望等疑問逐漸上升，以及動員戡亂長久維持所產生的弊病，皆嚴重威脅中華民國政府正當性的基礎。在此情況下，藉由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遂以文化復興運動塑造政府正當性。其方式是建構臺灣為中華文化唯一寶庫，為保衛傳統文化而需繼續與中共奮鬥，並以蔣中正作為道統傳人，將全民團結於領袖之下，換言之，「道統-國父-蔣公」、「三民主義=文化復興=反攻大陸」成為文復運動的主要內涵。總統兼文復會會長，意味著國家最高的領袖同時肩負文化復興的重責大任，對蔣中正而言，這種身份是繼承國父與道統而來，別人所無法取代。能領導文復會的，是道統傳人，是總統，是蔣中正，而這三者在當時構成了領袖一辭的實質內涵。該運動的工作不一定全是創新，但其鞏固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正當性的作用，具有領導性與積極性。 文復運動繼承五○年代以來國民黨推動文化運動的手法，黨政機關隱藏在後，動員各式團體響應，使運動蔚為風潮，並宣稱此運動為民間自發的運動。由此，當回頭思考文化霸權的理論時，便發現葛蘭西的分析並不適用於文復運動。葛蘭西強調的是一個自主的市民社會，統治階級必須在此爭取認同，說服市民社會承認其在哲學、道德與知識上的領導權。然而，從背景的回顧來看，臺灣當時根本缺乏所謂自主性的市民社會，反對中華民國政府、需要被說服的勢力早已被剷除，這一點也是先行研究者所共同承認的。用文化霸權解釋文復運動，等於假定了一個不存在的市民社會。而所謂民間團體的積極響應，一種看似社會被統治者說服的景象，實際上也是黨政機構運作下的結果。因此，以文化霸權的概念分析，容易造成理論與事實的誤差。在這個運動中，我們必須注意領袖擁有崇高地位的這項特性，這將在文復會的實際工作中展露無遺。 在實際工作中可以發現，文復會所復興的「中華文化」，是經過篩選，而且利於中華民國政府統治。透過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傳達三民主義、愛國意識與擁戴領袖的信念；以推行國語運動等方式，壓抑地方文化，塑造官方同意的國有標準文化；從儒家經典的率先註譯中，又可了解道統學說才是文復會的重心所在。換言之，該運動所復興的「中華文化」，不僅強化三民主義與道統的重要性與普及性，同時亦意欲成為全中國均應學習與維護的唯一文化，成為判別正統中國與「偽政權」的標準文化。 另一方面，文復會制訂「國民生活須知」與「國民禮儀範例」，期望從日常生活當中體現文化復興的精神。貫穿須知與範例的最重要精神，在於嚴格克己與長幼尊卑的要求，將生活上的具體情境化為一條條的行為準則，建立起社會的秩序氣息。文復會採取由上而下的推行方式，期望黨政軍各級首長以身作則，達成上行下效的效果。這種依恃道德表率的思考，以人而言就是向尊長學習，以物而言就是向標語學習，以全國而言就是向政府學習，以運動整體而言就是向領袖學習。而在海外方面，運動的推行對象以華僑為主，這意味著文復會希望全球華人皆能體認正確的「中華文化」，藉由宣傳保衛民族遺產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目的在彰顯世界華人對蔣總統復興文化的全力支持。從文復會海內外的工作來看，文復運動的重心，最終在於促進人民對領袖的擁戴。 然而，到了一九七○年代，外交上的挫折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基礎產生實質傷害，在穩定政權為首要考量下，蔣中正於1972年繼續連任總統，並提名其子蔣經國任行政院長。蔣經國透過多項社會與政治風氣的改革措施，宣示政府革新的企圖與決心，並以建立現代化國家為號召，推動九項建設等重要基礎工程。文復會在變局下，工作內容亦轉而強調現代化的面向，「國民生活須知」的實踐，出現大量維護清潔衛生與交通秩序的工作，透過政府機關的配合，修改法令加強取締髒亂與交通違規的情事。更具象徵意義的是，文復會的工作報告中，出現大量與蔣(經國)院長相關的活動，這對只配合蔣中正言論和政策的文復會而言，顯示在工作上已將蔣經國納入擁戴領袖的對象。整體而言，文復運動從原本具有領導性質的精神動員，在變局之後轉為依附政府對現代化的追求。 文復運動原是為了在不改變既有秩序的情況下，解決民主憲政與動員戡亂的衝突難題，然而變局後中華民國政府的諸多改變，則使文復會的重要性降低。第一任會長去逝之日，正式代表一個以文化命脈與領袖功業相結合時代的過去。文復會見證了此項轉變，但不變的是對領袖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擁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