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目的，在於透過五○、六○年代臺灣的內外情勢，以及文復會工作的分析，解釋文復運動出現的原因，以及該會所扮演的角色。文復運動之所以展開，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反攻戰事日益拖延的情勢下，為了解決動員戡亂與民主憲政的扞挌衝突，所必須塑造的一套正當性基礎。文復會的角色，則從原先主動塑造政府正當性的地位，在經歷七○年代的國際變局後，轉變為被動配合政府追求現代化的輔助機構。 自1950年以來，中華民國政府即面臨必須號召反攻，卻又不能反攻的情勢。隨著時間的流逝，反攻無望等疑問逐漸上升，以及動員戡亂長久維持所產生的弊病，皆嚴重威脅中華民國政府正當性的基礎。在此情況下，藉由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遂以文化復興運動塑造政府正當性。其方式是建構臺灣為中華文化唯一寶庫，為保衛傳統文化而需繼續與中共奮鬥，並以蔣中正作為道統傳人，將全民團結於領袖之下，換言之，「道統-國父-蔣公」、「三民主義=文化復興=反攻大陸」成為文復運動的主要內涵。總統兼文復會會長，意味著國家最高的領袖同時肩負文化復興的重責大任，對蔣中正而言，這種身份是繼承國父與道統而來，別人所無法取代。能領導文復會的，是道統傳人，是總統，是蔣中正，而這三者在當時構成了領袖一辭的實質內涵。該運動的工作不一定全是創新，但其鞏固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正當性的作用，具有領導性與積極性。 文復運動繼承五○年代以來國民黨推動文化運動的手法，黨政機關隱藏在後，動員各式團體響應，使運動蔚為風潮，並宣稱此運動為民間自發的運動。由此，當回頭思考文化霸權的理論時，便發現葛蘭西的分析並不適用於文復運動。葛蘭西強調的是一個自主的市民社會，統治階級必須在此爭取認同，說服市民社會承認其在哲學、道德與知識上的領導權。然而，從背景的回顧來看，臺灣當時根本缺乏所謂自主性的市民社會，反對中華民國政府、需要被說服的勢力早已被剷除，這一點也是先行研究者所共同承認的。用文化霸權解釋文復運動，等於假定了一個不存在的市民社會。而所謂民間團體的積極響應，一種看似社會被統治者說服的景象，實際上也是黨政機構運作下的結果。因此，以文化霸權的概念分析，容易造成理論與事實的誤差。在這個運動中，我們必須注意領袖擁有崇高地位的這項特性，這將在文復會的實際工作中展露無遺。 在實際工作中可以發現，文復會所復興的「中華文化」，是經過篩選，而且利於中華民國政府統治。透過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傳達三民主義、愛國意識與擁戴領袖的信念；以推行國語運動等方式，壓抑地方文化，塑造官方同意的國有標準文化；從儒家經典的率先註譯中，又可了解道統學說才是文復會的重心所在。換言之，該運動所復興的「中華文化」，不僅強化三民主義與道統的重要性與普及性，同時亦意欲成為全中國均應學習與維護的唯一文化，成為判別正統中國與「偽政權」的標準文化。 另一方面，文復會制訂「國民生活須知」與「國民禮儀範例」，期望從日常生活當中體現文化復興的精神。貫穿須知與範例的最重要精神，在於嚴格克己與長幼尊卑的要求，將生活上的具體情境化為一條條的行為準則，建立起社會的秩序氣息。文復會採取由上而下的推行方式，期望黨政軍各級首長以身作則，達成上行下效的效果。這種依恃道德表率的思考，以人而言就是向尊長學習，以物而言就是向標語學習，以全國而言就是向政府學習，以運動整體而言就是向領袖學習。而在海外方面，運動的推行對象以華僑為主，這意味著文復會希望全球華人皆能體認正確的「中華文化」，藉由宣傳保衛民族遺產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目的在彰顯世界華人對蔣總統復興文化的全力支持。從文復會海內外的工作來看，文復運動的重心，最終在於促進人民對領袖的擁戴。 然而，到了一九七○年代，外交上的挫折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基礎產生實質傷害，在穩定政權為首要考量下，蔣中正於1972年繼續連任總統，並提名其子蔣經國任行政院長。蔣經國透過多項社會與政治風氣的改革措施，宣示政府革新的企圖與決心，並以建立現代化國家為號召，推動九項建設等重要基礎工程。文復會在變局下，工作內容亦轉而強調現代化的面向，「國民生活須知」的實踐，出現大量維護清潔衛生與交通秩序的工作，透過政府機關的配合，修改法令加強取締髒亂與交通違規的情事。更具象徵意義的是，文復會的工作報告中，出現大量與蔣(經國)院長相關的活動，這對只配合蔣中正言論和政策的文復會而言，顯示在工作上已將蔣經國納入擁戴領袖的對象。整體而言，文復運動從原本具有領導性質的精神動員，在變局之後轉為依附政府對現代化的追求。 文復運動原是為了在不改變既有秩序的情況下，解決民主憲政與動員戡亂的衝突難題，然而變局後中華民國政府的諸多改變，則使文復會的重要性降低。第一任會長去逝之日，正式代表一個以文化命脈與領袖功業相結合時代的過去。文復會見證了此項轉變，但不變的是對領袖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擁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