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之後，Francis Fukuyama於一九八九年發表一篇文章，名為「歷史會有終結嗎？」。所謂「歷史的終結」，Fukuyama指的是「意識形態的終結」。事實上，在西方，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正在終結。而西方不同國家中，與經濟發展和一定政治制度之所處水平和存在問題有關的意識形態衝突，仍將繼續存在。就是說，全球出現所謂「意識形態的空場」，而Fukuyama提出了 「意識形態終結論」，但這種「空場」很快的就被多極化的政治勢力所填充，成為多元文化思潮競逐的場域。「族別意識」和「區域意識」的空前覺醒和加速擴散，各民族國家越來越重視和守護「本民族的族別屬性」，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 這個時候，Samuel P. Huntington也指出「文明衝突論」：在諸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和各政府不再是作為西方殖民主義目標的歷史客體，而是與西方一起成為歷史的推動者和形構者。因此，以「民族特色」為口號的「第三世界批評」成為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合法化依據與必然策略，一方面張揚民族主義可以成為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抹平趨勢的最好藉口；另一方面由文化民族主義帶來的自給自足或尋找自我現代化路徑的口號成為加入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富吸引力的一種權力運作方式。就是說，隨著冷戰的突然結束，孤立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爆發，這直接地、並且不可避免地使國際關係學者們重新思考世界事務中「文化」和「認同」的理論地位。 因此而出現的問題是：在全球化時代，「文化」何去何從？更具體的說，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單一同質的「全球文化」不存在，「地方文化」的發展並不因此而完全被侵蝕、或消滅，反倒呈現跨國文化與地方文化互相交流的情況。因此，歷史、文化與政經環境的「差異」便成了在「全球／本土連續」中必須要考量的課題。換言之，在全球化時代裡，「本土」與「全球」的真實風貌如何？真是處於壁壘分明的態勢中嗎？我們不免要問：在可預期的未來，西方世界對其社會理路所進行的內在性轉化，是不是締造整體人類新文明的唯一（或至少最重要）動力？面臨著此一可能來臨的歷史轉捩點，非西方地區的「文化」到底可以扮演著怎麼樣的角色？ 在上面所述及的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何去何從？就是說，中國從七○年代末以來的對外開放，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與國際經濟接軌，納入經濟全球化的行列當中，而七、八○年代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之所以快速發展，中共要中國對外開放，就必須進一步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但是，中共在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物質的同時，也要面對西方的思想、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這是所謂的西方和平演變。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文化與中共如何面對這樣的趨勢？「中國主體」／「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還有一個問題意識：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更不斷地強調其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然而，在中共歷經了領導人的更迭、政策的變動乃至於東歐共黨國家與前蘇聯的瓦解衝擊之後，「社會主義」作為中共現今仍然堅持的官方意識形態，其內容究竟是何指？是否已經產生了變化？而我們要如何來瞭解這些變化的意義？ 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指在透過對文化霸權、全球化下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之說明，探討文化／意識形態／文化霸權和中共意識形態的關係，以及了解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文化思潮和社會意識形態之社會脈絡，和中共意識形態的內涵、歷史演變，用以檢視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時代落入何種文化霸權的宰制或影響，進而從中分析中共意識形態、文化發展和社會結構間的深層關係，而指出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其中，「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如果更進一步的釐清本論文所要論證其問題的目的，則會有下列幾個面向：第一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的「本土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面臨的困境，也是我想思考問題的目的之一。就是說，「中國」／「中共」如何面對一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或者「文化霸權」？；第二是在全球化時代，中共意識形態屬性如何轉變？其與文化霸權又有何關係？本研究更進一步的提出些問題：中共已經是否由「文化霸權」為中心來建立其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已經是一個具有文化霸權屬性的呢？如果說「是」的話，他們理論內涵是甚麼呢？因此，在此探討文化霸權與中共意識形態之關係，而進一步的分析中共意識形態中的文化霸權內涵及其性質為何？；第三是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第四是「中國特色」不僅將是中共對內各項政策作為的辯護基礎，同時也將是以抗拒國際體系外來文明價值對其政權挑戰與威脅的重要精神資源。也就是，中共以「中國特色」作為形塑並延續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性手段。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即為嘗試解釋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中國主體」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壹、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如何面對西方中心的全球化？ 八○年代與九○年代的中國文化思想，並不是兩個完全斷裂的年代，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而又複雜的譜系關聯。八○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則多傾向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轉向擁抱西方文化。到九○年代，中國的社會轉型進一步深化，進入了全面擁抱全球化或與世界「全面接軌」的時代。中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過程可以說是同步的，但是，在九○年代，知識界、文化界形成一股強大的反西化、反西方主義思潮，或者稱為新保守主義文化思潮。如果說八○年代是「西學」擴張的時代，那麼到了九○年代則是「國學」復興的時代。 九○年代的中國也有後殖民狀態，就是說，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帶有後殖民主義語境的「反西方的文化霸權」，也是由官方 / 精英知識份子 / 民眾一起建立「另一種文化霸權」。在九○年代，中國是以一種「既抗拒又接受」的方式來看待西方的文化。更進一步說，九○年代的中國語境，一方面在批評西方現代性話語的「普遍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時候，訴之於西方後學的「反本質主義」；另一方面又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族性／身份觀念與華夏中心主義情結，試圖尋回一種本真而絕對的中國身份，即是「中華性」。也就是說，這種在九○年代的後殖民主義批評，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身份觀念與族裔觀念，把中國的民族文化與所謂的「本土經驗」實體化、絕對化，試圖尋回一種本真的、絕對的、不變的「中華性」，並把它與「西方現代性」對舉，構成一種新的二元對立。 在九○年的中國社會文化爭論中，後殖民主義帶有一種「反西方的文化霸權」的語境。後殖民主義的重點，是由「反文化霸權」轉變為以之為論述工具去在全球化的論述格局中「為自己重新定位」。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的殖民現代性被運用為「自我東方主義」的文化邏輯，形塑出一種將「自身」本質化、將「他者」他者化的。八○、九○年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的完成並非僅僅是「官方意識形態」策略使然，更重要的是，一次由菁英知識份子所參與的成功的「話語實踐」，一次有民眾由衷參與的「另一種文化霸權」的建立。 貳、中共如何面對西方的文化霸權／全球化？ 在當代中國，中共批判西方文化霸權的時候，也就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容易落入由中國在文化的差異性上去批判的西方中心主義與本質主義，就是說，他們強調由自身「本土性」去批判西方的普世價值與標準。他們在批判時，所用的仍是區隔「你」、「我」或是「我」、「他」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且是更加「嚴格」的區分出來。在根本上將「中國」與「西方」區隔開來，將「我者」與「他者」的地位做了明確的界定。更具體的說，中共在面對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一直強調愛國主義，就是通過以「民族主義」為訴求來抗拒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和平演變，強調中國相對於西方的獨立自主性，並由此建構出一套屬於中國人民的集體認同和主體意識。這一直是中共在形塑「自我東方化」、「自我中國化」時的重要工具，藉由強力區隔西方／非西方或東方的分野，更加確立了中國內部的凝聚力量。 參、中共意識形態的結構核心有所轉變。 九○年的中國就形成一種「官方」與「民間」都有所反應／認知的情勢，使得中國在九○年代不管是社會思潮的發展、意識形態的建構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操作上，都呈現出一種「中國主體」的意涵。這與過去的「社會主義主體」是不同的，中共的意識形態在鄧小平時代開始由「社會主義核心」向「中國主體核心」過渡，而這種情形在九○年代更是明顯。換言之，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是由「親西方」向「反西方」轉換的歷史過程，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的「純粹」與「實踐」面向結構位置的徹底改變，而會引起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意識到自身的被後殖民化而導致「中國主體意識」的覺醒。也就是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套符合時代潮流的意識形態。而這正是一種意識形態由「西方中心」向「東方／中國中心」過渡的表現。「中國主體」取代馬列主義成為意識形態上的最核心，中共對意識形態的建構不必／不能再以馬列主義來當作政權合法性的工具，它必須回歸到中國主體上來作建構，「三個代表」就是最佳代表。之所以會發展成一種在全球化／本土化的矛盾中重新建構以中國主體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提出，不只是標誌江澤民自身意識形態主體的建構完成，其實更大的意義也正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主體的建構完成。 肆、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 對中國的政治來說，中共意識形態上轉變的重要性不僅僅在內容上，而是在其轉化方式上。目前中共對於「三個代表」中所述及的「先進的文化代表」是否已建構起支撐其進行統治的「文化霸權」之實質內容，「三個代表」所具備的「與時俱進」的創意，是用了比「意識形態」更有力的「文化霸權」，它不是單單依靠「階級權力」強加於人，而是在社會中，從社會關係交織成的動態的權力中「有機地」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及接受私營企業主等新興階層的入黨等主張，證明了中共的意識形態結構逐漸向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靠攏。因此，「三個代表」重新定義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共由一個階級政黨，轉變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打破了中共的階級屬性。此後，中共「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屬性將大為降低，而成為一個包容所有菁英群體的「全民政黨」或「執政黨」。簡言之，「三個代表」的本質就是「文化霸權」的實踐。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是製造「文化霸權」的核心社會過程之一。 伍、辯證統一性的中共意識形態 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向來具有其「兩面性」（dualities）的特質，就是指向來存在於中共意識形態裡所具有的爭論性特點，如理論／實際、純粹／實踐、「左」／「右」、市場／計畫、保守／改革等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解釋空間。而此種「兩面性」的特點即根源於其官方意識形態信仰體系內涵的矛盾。尤其是在「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上呈現出來了。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辯證統一性」的發展，生產力現實與社會主義理想的辯證、社會多元思想與共產黨領導的意識形態之辯證、中國特色的本土意識與世界體系的全球意識的辯證。同時要面對的是政治範疇／經濟範疇、黨的思想／社會思想的辯證、東方思想主體／西方思想主體的辯證發展，換言之，是一種我者／他者、中國的／西方的、本土化／全球化的兼顧現實／理念間的辯證發展。簡言之，中國現在面臨的既有眾多發展中國家共同面對的「普遍性」問題，也有自身「獨特性」的問題。 在中共意識形態重建中，中共藉由「有中國特色」一詞重新強調中國主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而這背後所代表的是一種對西方中心價值／東方主義建構的抗拒，同時強調中國自身在國內社會、國際舞台上相對於西方的主體能動性。中共將「傳統文化」與「西方價值」一起中國化，一方面在堅持中國特性展現出自我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能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發展，並由此解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中共藉由這個中國化與參與全球化的過程告訴中國人民，全球化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中國人也有權參與；全球化不該再是西方的全球化，而應該是中國的全球化。 當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所凸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其實是處於一個尚待發展而仍未完善的階段。然而，正是因為這樣，它同時具有兩項特質：一個是主體性的思維特質；另一個則是開放性的體系特質。而這兩者則是共同建構了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未來朝向「文化霸權」發展的可能路向，使其得以一方面運用「中國特色」來詮釋其「社會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透過其對「社會主義」的堅持來鞏固「中國特色」所需要的主體價值。如此一來，中共的合法性與權威，就可以在「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所具有的雙重論證與文化霸權路向的發展過程中，開始尋找鞏固政權的生機。更進一步的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框架的確具有相當的現實針對性。它不僅要能解決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所面臨的衰退危機，更要建構出主導未來發展的思維準據。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能維護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根基，更要回應當今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化的優勢挑戰。也就是說，中共嘗試透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形式與中共政權統治的權威力量來建構一個具有特定規範指涉意涵的「新的文化霸權」論述體系。 最後，本論文認為，在整個世界朝向全球化的脈絡發展之時，中共追求經濟上的成長，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做的努力，也必須跟上世界潮流。隨著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意識形態的體系化之建構完成，伴隨著一個現代化中國的出現，一個兼具有「主體」特質與開放意義的價值體系和實踐經驗，將從抵禦外來文化的消極應對方式轉向，而進一步積極地與世界其他不同的文明展開互動，並在一個相互滲透與相互規範的權力場域，進行跨國域的文化霸權競逐。

本文所要探討戰後台灣教科書制度所產生之問題，在高中教科書的編訂制度上，由於受到不同政權權力的影響，意識型態及文化霸權如何呈現在高中歷史教科書的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中，是否會因不同政權的執政而產生不同的意識型態輸入；戰後台灣在解嚴前與解嚴後，教科書制度所產生的變化對於高中歷史教科書有何影響。並以艾波的文化再製與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為本文論述之依據，試以爬梳戰後台灣教科書制度問題之所在。 本文試以社會教育學鍾艾波的文化再製理論與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作為理論架構，檢視台灣戰後教科書制度在統編制與審定制的演變中，對於意識型態及文化的輸入至高中歷史課程，在課綱制定的過程中，國家政權如何控制高中課程的內容，以及各界社會、學者對於戰後台灣教科書制度爭議之焦點所在。並分析解嚴前、解嚴後教科書制度之演變，比較其在意識型態的輸入是否會因政權轉移而有所不同。 戰後台灣教科書，不論是在解嚴前、解嚴後；國民黨執政或民進黨執政；採用統編制或審定制，皆可發現政治勢力對於高中歷史教科書有明顯的意識型態輸入情形，符合艾波文化再製及葛蘭西文化霸權之論述。 審定制較統編制所產生的教科書意識型態問題，從95暫綱及98課綱的制定過程中可明顯發現，意識形態介入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問題並不會因制度改變而情況會有所改善。台灣教科書制度因主管機關歸屬問題，若不能使其跳脫政權之掌控，則台灣歷史教科書將不會因為制度的遞嬗而使意識型態問題消失。 關鍵字：教科書制度、文化霸權、歷史教科書、審定制度、統編制度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包括研究問題、研究動機與研究意義。研究問題在探詢「二二八事件」當時台灣主要官方報紙《台灣新生報》呈現了什麼觀點、其言論立場的轉變的原因為何？此轉變對日後台灣媒體論述有什麼影響？研究動機主要想瞭解「二二八事件」期間《台灣新生報》言論立場轉變之原因，進而反省當今媒體意識形態問題，藉以瞭解國民黨意識形態如何運用媒體形塑文化霸權論述。同時說明「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新生報》的研究意義與價值。 第二章為文獻回顧與理論探討，首先回顧「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並藉由與文獻對話的過程體現研究者對「二二八事件」的論述觀點。理論的部分則在檢視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思索身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台灣新生報》在事件期間的角色與其報導論述之取向。 第三章觀察《台灣新生報》文本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論述立場、報導題材與版面處理的變化，瞭解在政府介入下該報霸權論述的形塑過程。 第四章進一步探究《台灣新生報》文本內容，指出該報在特定意識形態力量召喚下所呈現出的幾種霸權論述樣貌。 第五章為結論，說明《台灣新生報》霸權論述的意義，指出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霸權對台灣媒體論述的影響，反思當前台灣媒體諸問題。 /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It starts, in “Introduction,” with the explanation of the author’s problem, motiv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For a start, the problem is to find out what kinds of news were represented and why its remarks had transformed Taiwan Shin Sheng Daily News（hereafter TSSDN）, Taiwan’s major publicly-owned newspaper at that time, on its viewpoints of the Feb.28 Incident. In addition, questions are asked about how this change has made an impact on Taiwan media accounts and remarks. Secondly, the motivation is mainly to understand why TSSDN altered its statement and remarks during the Feb.28 Incident. In observing this change, the author tries to discover how KMT ideology took advantage of the media and formed its hegemony as a reminder of present-day media ideological problems in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er manifest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is thesis. The second chapter deals with“literature review”and“theory probing.”To begin with, the author reviews studies regarding the Feb.28 Incident and makes clear his own view on the Incident by means of a dialogue with the literature. Moreover, by inspecting Gramsci’s hegemony theory, the author ponders on TSSDN’s role as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nd its accounts of the incident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author scrutinizes TSSDN’s discourse to find out its perspective, accounts and layouts during the Feb.28 Incident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progress of TSSDN’s discursive hegemony built in the era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fourth chapter, the author probes further into TSSDN’s discourse to identify several patterns under the summons of the specific ideology. In the concluding chapter, by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TSSDN’s hegemony discuss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influence of KMT’s ideological hegemony on Taiwan media remarks and introspects on current problems of Taiwan media.

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經濟改革，造成中共內部貪汙腐敗之現象日益嚴重，因此，新聞傳播媒體被賦予扮演權力監督機制的一環，針對一些違法亂紀的政府單位或商人進行監督懲處。然而，不同於西方新聞媒體的角色，在中共威權政體之下，輿論監督必須遵守黨國體制的輿論監督規範，以維持中共統治之合法性。為了探討中共輿論監督之樣貌，以及影響輿論監督的背後因素，本文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內容作為分析個案，在理論觀點上，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為基礎，結合理論與實證，以2013年該節目之新聞報導內容作為個案資料，討論國家對傳媒的影響，以及《焦點訪談》對政治和社會造成的影響，在此論述過程中，試圖釐清威權主義國家輿論監督的報導原則。 / The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fter the opening policy, the corruption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vere.The media, consequently, has been used to endow itself with mechanism of supervising power, aiming at supervising and punishing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and businessman breaking laws and violating discipline.However,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needs under the authentic regime of CPC,to abide by the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regulations of Party-State system.This thesis taking the Focus Report, program of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as the analysis case, will inquire into the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of CPC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ehind it.And based on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Gramsci a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thesis, combing the news report of Focus Report in 2013 to discuss how a country to influence its media and the influence for the politics and society of the program itself, will clarify the report principle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of authoritarian state.

90年代後，中國大陸的文化政策逐步鬆綁，流行音樂市場呈現百家爭鳴。其中，台灣流行音樂的市占率超過80%，傳播其所承載的意識型態，伴隨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大陸青年成長，對中國大陸社會的影響不曾間斷。在文化政策的宏觀調控下，中共官方對台灣流行音樂持續施展政治性的運用，運用黨國機器的管制與特殊的演出場域收編轉喻台灣流行音樂；而台灣歌手在「政治正確，商演不斷」市場的考量下，也樂於登上黨國控管的演出場域。這也使得中國大陸市場上的台灣流行音樂，鑲嵌於中共官方政策意識型態中。 / Since the 90s, cultural polic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deregulation.The music market is more divers, and Taiwan's pop music market share over 80%. Chinese government tries to Metaphor and Metonymy Taiwanese pop music, Taiwanese singer to move closer Party-state field to market incentives.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透過五○、六○年代臺灣的內外情勢，以及文復會工作的分析，解釋文復運動出現的原因，以及該會所扮演的角色。文復運動之所以展開，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反攻戰事日益拖延的情勢下，為了解決動員戡亂與民主憲政的扞挌衝突，所必須塑造的一套正當性基礎。文復會的角色，則從原先主動塑造政府正當性的地位，在經歷七○年代的國際變局後，轉變為被動配合政府追求現代化的輔助機構。 自1950年以來，中華民國政府即面臨必須號召反攻，卻又不能反攻的情勢。隨著時間的流逝，反攻無望等疑問逐漸上升，以及動員戡亂長久維持所產生的弊病，皆嚴重威脅中華民國政府正當性的基礎。在此情況下，藉由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遂以文化復興運動塑造政府正當性。其方式是建構臺灣為中華文化唯一寶庫，為保衛傳統文化而需繼續與中共奮鬥，並以蔣中正作為道統傳人，將全民團結於領袖之下，換言之，「道統-國父-蔣公」、「三民主義=文化復興=反攻大陸」成為文復運動的主要內涵。總統兼文復會會長，意味著國家最高的領袖同時肩負文化復興的重責大任，對蔣中正而言，這種身份是繼承國父與道統而來，別人所無法取代。能領導文復會的，是道統傳人，是總統，是蔣中正，而這三者在當時構成了領袖一辭的實質內涵。該運動的工作不一定全是創新，但其鞏固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正當性的作用，具有領導性與積極性。 文復運動繼承五○年代以來國民黨推動文化運動的手法，黨政機關隱藏在後，動員各式團體響應，使運動蔚為風潮，並宣稱此運動為民間自發的運動。由此，當回頭思考文化霸權的理論時，便發現葛蘭西的分析並不適用於文復運動。葛蘭西強調的是一個自主的市民社會，統治階級必須在此爭取認同，說服市民社會承認其在哲學、道德與知識上的領導權。然而，從背景的回顧來看，臺灣當時根本缺乏所謂自主性的市民社會，反對中華民國政府、需要被說服的勢力早已被剷除，這一點也是先行研究者所共同承認的。用文化霸權解釋文復運動，等於假定了一個不存在的市民社會。而所謂民間團體的積極響應，一種看似社會被統治者說服的景象，實際上也是黨政機構運作下的結果。因此，以文化霸權的概念分析，容易造成理論與事實的誤差。在這個運動中，我們必須注意領袖擁有崇高地位的這項特性，這將在文復會的實際工作中展露無遺。 在實際工作中可以發現，文復會所復興的「中華文化」，是經過篩選，而且利於中華民國政府統治。透過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傳達三民主義、愛國意識與擁戴領袖的信念；以推行國語運動等方式，壓抑地方文化，塑造官方同意的國有標準文化；從儒家經典的率先註譯中，又可了解道統學說才是文復會的重心所在。換言之，該運動所復興的「中華文化」，不僅強化三民主義與道統的重要性與普及性，同時亦意欲成為全中國均應學習與維護的唯一文化，成為判別正統中國與「偽政權」的標準文化。 另一方面，文復會制訂「國民生活須知」與「國民禮儀範例」，期望從日常生活當中體現文化復興的精神。貫穿須知與範例的最重要精神，在於嚴格克己與長幼尊卑的要求，將生活上的具體情境化為一條條的行為準則，建立起社會的秩序氣息。文復會採取由上而下的推行方式，期望黨政軍各級首長以身作則，達成上行下效的效果。這種依恃道德表率的思考，以人而言就是向尊長學習，以物而言就是向標語學習，以全國而言就是向政府學習，以運動整體而言就是向領袖學習。而在海外方面，運動的推行對象以華僑為主，這意味著文復會希望全球華人皆能體認正確的「中華文化」，藉由宣傳保衛民族遺產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目的在彰顯世界華人對蔣總統復興文化的全力支持。從文復會海內外的工作來看，文復運動的重心，最終在於促進人民對領袖的擁戴。 然而，到了一九七○年代，外交上的挫折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基礎產生實質傷害，在穩定政權為首要考量下，蔣中正於1972年繼續連任總統，並提名其子蔣經國任行政院長。蔣經國透過多項社會與政治風氣的改革措施，宣示政府革新的企圖與決心，並以建立現代化國家為號召，推動九項建設等重要基礎工程。文復會在變局下，工作內容亦轉而強調現代化的面向，「國民生活須知」的實踐，出現大量維護清潔衛生與交通秩序的工作，透過政府機關的配合，修改法令加強取締髒亂與交通違規的情事。更具象徵意義的是，文復會的工作報告中，出現大量與蔣(經國)院長相關的活動，這對只配合蔣中正言論和政策的文復會而言，顯示在工作上已將蔣經國納入擁戴領袖的對象。整體而言，文復運動從原本具有領導性質的精神動員，在變局之後轉為依附政府對現代化的追求。 文復運動原是為了在不改變既有秩序的情況下，解決民主憲政與動員戡亂的衝突難題，然而變局後中華民國政府的諸多改變，則使文復會的重要性降低。第一任會長去逝之日，正式代表一個以文化命脈與領袖功業相結合時代的過去。文復會見證了此項轉變，但不變的是對領袖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擁戴。

國際關係理論歷經第三次的理論大辯論後，理論的發展已朝向「自然主義－反自然主義」、「理論－實踐」、「基礎主義－反基礎主義」議題的論爭中。從這些論爭之中使我們發現做為國際關係學科的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已經開始向社會學的方向轉折。其中，尤以新自由制度主義及建構主義的轉折更為明顯。然而，從更深層的視野來看目前各學派的理論，多多少少都含有霸權主義的成分於其中。基於此，本論文借用葛蘭西「文化霸權」的理論觀點，檢視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及建構主義等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文化霸權因素，同時運用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的概念，對上述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霸權性質進行反思，以期建構出一個在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上都能獲得解放的國際關係理論。 基於以上理念，本論文的發展與架構鋪陳共分為8章35節。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敍述論文的整個架構及重要理論說明，包括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及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藉由上述兩種理論的哲學基礎，以分析說明目前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議題，及其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 第二章介紹國際關係理論三次大辯論及其理論的發展現況，然後闡明國際政治各個學派的哲學與後設基礎。 第三章概述葛蘭西「文化霸權」的理論，主要探討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它並不是一個實體的權力，而是一個意識形態及實體相互結合的領導權概念。 第四章是藉由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概念，論析目前國際關係理論無論是在物質及精神意識方面，都具有文化霸權的成分。換言之，目前的國際關係理論並無法完達到解放國家受到壓迫的目標。 第五章介紹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主要研究溝通行動理論所涵蓋的範圍：包括了主體與主體、主體與客體及主體與社會之間的溝通關係。 第六章是運用哈伯馬斯溝通行動理論分析主體與主體（國家╱國家）、主體與客體（國家╱客觀世界）、主體與社會（國家╱國際社會、組織、制度…）之間的溝通關係，藉以解放國際關係理論所受到的壓迫與不公平現象。 第七章陳述反思下的國際關係理論其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 第八章章為結論，提出本論文的主要貢獻：第一，以溝通行動為媒介的國際關係理論，會出現以國際社會的整體做為各個行動體溝通行動的場域，這個場域是一個「實體（物質）結構」、是一個「關係（權力、制度）結構」、也是一個「觀念（意義）結構」，更是經由實踐所織構出的「網絡結構」；第二，國際關係的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之間是一個相互辯證的過程，他們彼此之間可以相互辯證轉換。 關鍵詞：文化霸權、溝通行動理論、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社會理論 / After three times of intensive debates, the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as moved to “naturalism-anti-naturalism”,”theory-implementation”, ”fundamentalism-anti-fundamentalism”. From the debates we can realiz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supported by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Methodological and it has change into sociology. Although the direction of neo-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has become clear and if we read of those theories, all of them have included some degree of Cultural Hegemony. This research takes Antonio Gramsci’s “Cultural Hegemony” theory to exam Realism, neo-Realism、Liberalism、neo-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us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of Jurgen Habermas to talk about the hegemony among those theories, in order to let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an be applied to the theories. This research paper is divided into 8 sections and 35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introduction, of both theories of “Cultural Hegemony” of Gramsci and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of Jurgen Habermas to illustrate today’s international dispute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Chapter two is the three intensive debate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theori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undamental philosophy. Chapter three is the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of Gramsci. It’s not an existing power but an ideal form in connection with concept of leading power. Chapter four is the use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of Gramsci in the concepts of today’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th substanti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include hegemony. In other words, today’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t reach the goals of resolve the nations under pressure. Chapter five i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of Jurgen Habermas,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 of communication of Subjective to subjective, subjective to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to community. Chapter six is the use of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of Jurgen Habermas in terms of the communicate relations among subjective to subjective(nation/nation), subjective to objective(nation/objective world), subjective to social(n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nstitution…) and then to prevent from the pressure and unfairness of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ter seven is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Chapter eight is the conclusion, with two major points: First, the use of communication actions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ll make the global community into a unique arena in order to provide it for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groups. These areas are a entity (substantial) structure, a relation(power,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also a aspect(meaning) structure and furthermore it can be implemented into network-structure；Seco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s a dialogu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that can be interacted and transfered to others. Key Word: Cultural Hegemony,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 Social Thiory

本研究以權力為主軸，來探討權力在公共空間中的運作。在權力部分，以「文化霸權」及「權力三面向」為理論基礎，闡述權力最高面向是如何以「意識型態」來運作，其又如何透過公共空間來展現。案例部分以台北市都市公園—二二八和平公園、中正紀念堂及大安森林公園公園為分析對象。最後則總結前述研究成果，並提出公共空間規劃的省思。 首先，本研究以葛蘭西（Gramsci）的文化霸權（Hegemony）及路克斯（Lukes）的權力第三面向來分析權力如何及為何透過意識型態來運作。指出權力以意識型態來展現時，會被視為一種比之武力較不殘忍的手段，能收編被統治者，使其成為一個無權力者。另外，在意識型態方面，則回顧台灣主流政治意識型態—「台灣意識」及「中國意識」，說明二種意識型態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進而表示政治認同時常以文化認同為基礎。 其次，回顧都市公園的發展，從都市公園的歷史中尋找都市公園的功能及意義。說明由私園到公園的演變及從改善都市環境衛生到強調美化再到強調市民參與的過程，其實就是貴族或政府權力慢慢下放的過程。 接著，本研究以政府特質將時間分為日本殖民時期、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至解嚴前、解嚴後民主時期等三個時期，透過二二八和平公園、中正紀念堂、大安森林公園的案例分析，來解析這些都市公園空間形式背後所呈現的意識型態及政治運作。在二二八和平公園案例中，不同時期分別擁有當時政治背景下的產物：日本殖民時期的總督府博物館、後藤新平銅像、廣播放送台；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至解嚴前的五座北方官式亭閣；解嚴後民主時期的二二八紀念碑、二二八紀念館。這些空間的變遷充滿濃厚的政治意識型態。在中正紀念堂案例中，從建堂過程到空間設計，都充滿「中國意識」，可謂中國意識型態下的產物。而大安森林公園案例中，從體育館與森林公園之爭及觀音像去留問題分析中發現：公園空間形塑過程裡，由政府所賦予的政治色彩不再那麼濃厚，市民已能透過動員來改變政府的既定決策。 最後，對於前述研究發現總結出：要體現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可透過系統的組織、公開的資訊及智識的提升，以讓反霸權的機制來制衡霸權、且從權力的第三面向回歸到權力的第一面向。而更具體的作法將有待制度上衡平的設計，以走向民主化的常軌。

本論文以1861年至1936年間的俄國「新女性」特質變化為主題，從雷蒙威廉斯文化霸權理論之角度，探討主流「新女性」特質的改變過程。十九世紀中葉，俄國沙皇受西歐影響，推動工業化與現代化政策，企圖將落後的傳統農業社會轉型成現代化工業都市。一八六一年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農民進城求職，俄國步入都市化階段。都市化使俄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與社會結構產生劇變，其中以鄉村與城市人口結構改變對社會影響最大。男人從傳統農夫變成城市工人，農村勞力的空缺只能由婦女遞補。女性為維持生計與照顧家庭，漸漸從家庭附屬地位變成主導地位，甚至出現大量走出家庭工作的工廠女工。 從這段時期至一九三○年間，整個俄國社會以女性角色變化最為顯著。 教育普及使得平民知識份子數量漸增，向西方學習的社會風氣與心理驅使許多俄國男女出國留學。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範圍也從貴族階層深入至中產階級之女性。西化的知識份子將西歐社會男女平權的思想引進傳統的俄國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社會觀念與傳統性別特質受到質疑。在這些西化知識份子的鼓吹下，女性開始滲入過去由男性主導的公共領域。她們致力將兩性平等意識帶入俄國，欲改變男權主導社會下女性之悲慘命運。儘管遭遇許多挫折，「女性問題」成功引起社會大眾注意，而這些不同以往的俄國女性便被稱為「新女性」(Новая женщина)。一八六○～七○年代除了國家與社會問題，婦女解放、女性主義與激進改革思潮同樣為社會爭論的焦點。 「新女性」特質不僅象徵女性運動發展，它代表一種意識型態。生理性別(sex)或許只牽涉到男人與女人在生理上之差異，但性別認同(gender)卻與社會、文化有極大的關係。男性與女性在不同的社會期待下產生不同的思維方式，「人們傾向於相信他們已瞭解到，一個人是男是女，並不是因為透過生理上的檢查而決定這個人是生物意義上的男性或女性。相反地，我們往往會去注意一個人是否具有男性氣概或女性特質。在我們的社會中，性別是個人的一項社會性特質，此特質只在某些時候才會與生物性別相互一致。」 所以，一般認為的女性氣質乃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結果，而非女性天生如此。男性依照自己的期望塑造女性特質，藉由社會化過程讓女性在無形中受到箝制。也就是說，性別意識型態透過社會傳播與灌輸，進入女性的意識中，此一過程即為「型塑」(fashioning)。 十九世紀男性作家筆下的新女性、女性自我期許的新女性及蘇聯共產社會的蘇聯新女性，這三種不同的認知代表不同的意識型態，同時發揮不同的文化作用。 英國文化研究學著雷蒙‧威廉斯乃是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提出的霸權(hegemony)概念應用至一般文化現象之人。他認為所有文化建構過程都是經由殘留、主流與新興三股力量交會演變而成。這三股力量各自產生不同的意識型態與文化，三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將決定統治階級是否能穩固其政權。西方馬克思主義乃是延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而發展出的文化理論，但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並非僅存於資本階級社會，號稱摧毀階級制度的蘇維埃無產階級社會同樣存在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一八六一年到一九三六年正值俄國新舊政權交替之時，社會混亂且人民思想自由，殘留、主流與新興文化之互動尤其明顯。本論文透過「新女性」特質轉變呈現俄國文化發展與蘇維埃文化霸權建立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