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歷史脈絡的演繹分析法，探討非營利組織參與台灣地方空間形塑之相關課題，並以「新竹香山海埔地土地開發事件」做為本論文之研究個案。 隨著一九八○年代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與非營利組織的蓬勃發展，台灣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活力。對此，學術圈亦紛紛提出「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及「公民社會」等概念，來解釋與分析八○年代台灣的社會發展現象，其中，在探討台灣空間形塑機制中權力不平之現象時，亦指出市民社會的壯大及民眾部門的組織化才是突破此一結構限制的關鍵所在（夏鑄九，1991；陳東升，1995）。經歷了將近三個世紀的演繹之後，公民社會之當代意涵係指一個既不受國家直接控制，且對當代資本市場具有相對自主性之社會領域，而其最主要的核心機制則是由非政府、非經濟之自願性結社組織，尤其是以關懷社會各種議題為目的的非營利組織所組成。 1992年1月27日台灣省政府於第2073次委員會通過「台灣省加速推動海埔地開發計畫」，並核定新竹香山區海埔地優先於兩年內開發完成（魏美莉，2001：165）。自此，開啟了長達十年的地方非營利組織與開發單位之空間攻防戰。最後此計畫非營利組織與各方地努力下，於2000年12月19日的第五次環評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中，作成「不應開發」退件的結論。這也是台灣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實行以來，政府部門所主導的開發計畫，第一次以「不應開發」收場的案例。 在歷史發展的探討與個案的研究分析中，本研究發現環境影響評估法的立法施行，這個國家機器對於八○年代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與環境抗爭事件所做出的回應，讓非營利組織得以從街頭抗爭轉進制度內，繼續與國家機器及資本集團展開空間攻防戰。在新竹香山海埔地土地開發事件中，非營利組織不僅扮演了發掘問題所在、建立反開發的知識性論述及其正當性，以及利用行政程序拖延開發案的進行等較為被動的角色，同時，在內、外部資源都有限的情形下，地方非營利組織團結合作採取積極的行動策略，從政治資源、媒體傳播、社會資源及行政制度的層面著手，成功地阻止了一個過時且不適當的開發計畫，並且促成了「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之劃設。值得注意的是，個案中因為非營利組織之參與所建立起的非制度化環評參與機制，這個遊戲規則的出現不但意味著民眾參與管道對於實現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也凸顯出相關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法規在民眾參與規範上的停滯與落後。最後，透過個案研究結果與空間規劃論述之對話與反思，本研究發現做為公民社會中核心機制的非營利組織承擔實踐了Forester手中的進步規劃者之職責，在台灣的空間形塑場域裡扮演著另類規劃者角色。

本研究以權力為主軸，來探討權力在公共空間中的運作。在權力部分，以「文化霸權」及「權力三面向」為理論基礎，闡述權力最高面向是如何以「意識型態」來運作，其又如何透過公共空間來展現。案例部分以台北市都市公園—二二八和平公園、中正紀念堂及大安森林公園公園為分析對象。最後則總結前述研究成果，並提出公共空間規劃的省思。 首先，本研究以葛蘭西（Gramsci）的文化霸權（Hegemony）及路克斯（Lukes）的權力第三面向來分析權力如何及為何透過意識型態來運作。指出權力以意識型態來展現時，會被視為一種比之武力較不殘忍的手段，能收編被統治者，使其成為一個無權力者。另外，在意識型態方面，則回顧台灣主流政治意識型態—「台灣意識」及「中國意識」，說明二種意識型態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進而表示政治認同時常以文化認同為基礎。 其次，回顧都市公園的發展，從都市公園的歷史中尋找都市公園的功能及意義。說明由私園到公園的演變及從改善都市環境衛生到強調美化再到強調市民參與的過程，其實就是貴族或政府權力慢慢下放的過程。 接著，本研究以政府特質將時間分為日本殖民時期、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至解嚴前、解嚴後民主時期等三個時期，透過二二八和平公園、中正紀念堂、大安森林公園的案例分析，來解析這些都市公園空間形式背後所呈現的意識型態及政治運作。在二二八和平公園案例中，不同時期分別擁有當時政治背景下的產物：日本殖民時期的總督府博物館、後藤新平銅像、廣播放送台；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至解嚴前的五座北方官式亭閣；解嚴後民主時期的二二八紀念碑、二二八紀念館。這些空間的變遷充滿濃厚的政治意識型態。在中正紀念堂案例中，從建堂過程到空間設計，都充滿「中國意識」，可謂中國意識型態下的產物。而大安森林公園案例中，從體育館與森林公園之爭及觀音像去留問題分析中發現：公園空間形塑過程裡，由政府所賦予的政治色彩不再那麼濃厚，市民已能透過動員來改變政府的既定決策。 最後，對於前述研究發現總結出：要體現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可透過系統的組織、公開的資訊及智識的提升，以讓反霸權的機制來制衡霸權、且從權力的第三面向回歸到權力的第一面向。而更具體的作法將有待制度上衡平的設計，以走向民主化的常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