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象對人們的認知、感情、行為有相當的影響，而族群刻板印象更會妨礙了族群之間的同化與互動，形成社會問題。在探究族群刻板印象塑成的原因時發現：大眾傳播媒介是一項重要的成因。以臺灣本土而言，近年來，錄影帶已經成為一項新興的視聽媒介，一般民眾每週花費相當的時間在電視錄影帶的欣賞上面。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利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分析國內臺產錄影帶所塑造的高山族與高山族形象，以瞭解此二族群在場景變項（包括：場景地理位置、場景背景、人物整合程度和人物互動程度）、社會人口變項（包括：角色重要性、性別、年齡、體型、職業等級、職業聲望、收入、教育程度、社經地位）和行為變項（包括：族群組合、行為方向、行為表現方式、行為類別、反社會行為、利社會行為和飲酒行為）上的呈現情形有無差異存在。 本研究的樣本取自所有影片中有高山族角色人物的臺產院線錄影帶，除了有四部影片因為年代較早不易取得以外，其餘共有十八部影片全部納入作為本研究的分析樣本。各影片經過觀察、分析、登錄、分數轉化之後，以卡方考驗和平均數t 考驗加以分析，逐次納入各有關的控制變項。

由科技理性的觀點來看，組織決策是問題解決的一個過程。選擇與決定是經由決策者透過可運用的工具由各種方法或手段中選擇一最有效達成目標的手段。但此種對問題解決的強調，卻使我們忽略了問題設定之必要性。在真實世界的決策工作中，問題的展現並非如理性決策理論所假定地那樣明確具體，相反地，決策是由令人感到困惑，苦惱及不確定的問題情境中的總總事件所構成的。例如去年後勁五輕事件，在這個決策情境中，地理、經濟、環境保護、政治及文化的議題都混雜在一起，決策者若在每 個利害關係者的問題與目標是相當不確定，且是互相衝突的情況下，還試圖運用理性或其它以既定目標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決策理論來解決此種含混模糊情境下的政策問題，無異是緣木求魚。 所以本研究的要旨係假Cohen,March 與Olsen 三氏於1972年提出的垃圾筒決策模式來剖析決策人員如何在含混的環境下來框定問題情境的非理性－技術過程，並協助決策人員有效地組織與澄清相互衝突的目標，以及如何達成它們的可能途徑。此外並舉後勁五輕事件為個案，以探討垃圾筒決策模式是否也可適用於我國的行政生態環境。垃圾筒決策模式認為決策的結果是由四種決策–問題、解決方案、參與者及選擇機會–相互配合影響來決定的，而且這四個要素之間的聯繫乃是依據時間因素，而非由因果 的邏輯關係產生的。換言之，任何決策都可能會有令人意想不到，隨機的結果出現。簡言之，垃圾筒模式乃在描述組織決策過程的實然而非應然。 雖然學者對決策者在管理組織中的無秩序或不確定因素時，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但顯然一個大部份以描述為主的理論並無法告訴組纖該何去何從。是以筆者試圖進一步結合行動理論與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彌補垃圾筒模式此一方面的缺憾。最後推導出三點頗有助益的啟示： 1.決策的過程一定要顧及到人類的全面性，而非將組織成員當成只具有智識理性的單向度人。 2.決策的作成並不只是為了達成既定的目標，它也應該和目標的形成有關。 3.決策必須考慮到規範的範疇，亦即將價值，倫理或道德等在人類社會中必備的行動考量因素納入決策理論的研究之中。

組織承諾在組織行為學上，一直是常受討論的議題，除了有助於提昇成員對組織的認同與投入外，其應用在近代盛行的組織變革上，更是有其特殊之價值。唯一般研究多只拘泥於有限變數的「因果模式」討論上，其優點固然可對提昇或降低組織承諾因素之考量有所助益，並可針對不同組織的生態環境，作妥善的考量，但對於組織承諾影響因素在整合上顯然不足，且影響組織承諾之因素範圍廣泛，僅採單一取向或可能因素之探討方式，不但不態盡窺組織之完整鳳貌，同時亦無法適時提供組織管理之參考運用，實有必要統整探討之。職是之故，本文擬藉由組織發展理論中「團隊建立」的干預技術，來對上述不足之處，提出一套理論性建構。 由於團隊本身即是一個很鬆散且富彈性的概念，故運用上大抵上也呈現這般態勢。職是，在與組織承諾作連結的探討上，本文分由以下三個部分來進行： 首先，在組織承諾與團隊建立共通性的討論上，本文一開始從組織承諾相關文獻中，擷取了個人知覺與領導型態兩類變項來作為本文前半部的研究焦點，試圖探討上述兩類變項在團隊建立上的角色地位。 其次，則針對個人知覺、領導型態與團隊建立三者的關係作交互檢視，並探討個人知覺、領導型與團隊建立因果關係為何，以及三者間如何互動與整合等問題。透過針團隊重要因子的確立，希望可以導出一個較具全觀性的團隊建立模式及其對提昇組織承諾的實益與作法。 最後，由於本文研究對象係界定在「公部門」，故在討論提昇組織承諾的過程中，打算直接從實務上政府行政革新的作法與困境來切入討論，以檢視出提昇組織承諾與政府改革的緊密性程度，當中本文採取提昇組織承諾過程中的三項重要因子－－個人、領導與團隊，來針對行政改革的困境作反省。 綜言之，在未來強調競爭力的趨勢下，「人」將在再度成為關鍵的議題。無疑地，組織成敗將逐淅繁於每個人角色的扮演上，其間含括了身為一個部屬應如何表現？身為領導者，應如何與部屬或外界互動？以及組織成員對工作目標的涉入與承諾程度。緣此，本文即嘗試由團隊建立的運作與精神，來克服行政機關中普遍面臨的問題－－組織承諾低迷的現象。本文研究結果發現，由於組織承諾與團隊建立在個人價值、心智建構與互動學習上存在著在共同特質與相互影響性，故透過團隊氣氛的培養，實為提昇組織承諾的最佳參考途徑之一。

本論文以1861年至1936年間的俄國「新女性」特質變化為主題，從雷蒙威廉斯文化霸權理論之角度，探討主流「新女性」特質的改變過程。十九世紀中葉，俄國沙皇受西歐影響，推動工業化與現代化政策，企圖將落後的傳統農業社會轉型成現代化工業都市。一八六一年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農民進城求職，俄國步入都市化階段。都市化使俄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與社會結構產生劇變，其中以鄉村與城市人口結構改變對社會影響最大。男人從傳統農夫變成城市工人，農村勞力的空缺只能由婦女遞補。女性為維持生計與照顧家庭，漸漸從家庭附屬地位變成主導地位，甚至出現大量走出家庭工作的工廠女工。 從這段時期至一九三○年間，整個俄國社會以女性角色變化最為顯著。 教育普及使得平民知識份子數量漸增，向西方學習的社會風氣與心理驅使許多俄國男女出國留學。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範圍也從貴族階層深入至中產階級之女性。西化的知識份子將西歐社會男女平權的思想引進傳統的俄國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社會觀念與傳統性別特質受到質疑。在這些西化知識份子的鼓吹下，女性開始滲入過去由男性主導的公共領域。她們致力將兩性平等意識帶入俄國，欲改變男權主導社會下女性之悲慘命運。儘管遭遇許多挫折，「女性問題」成功引起社會大眾注意，而這些不同以往的俄國女性便被稱為「新女性」(Новая женщина)。一八六○～七○年代除了國家與社會問題，婦女解放、女性主義與激進改革思潮同樣為社會爭論的焦點。 「新女性」特質不僅象徵女性運動發展，它代表一種意識型態。生理性別(sex)或許只牽涉到男人與女人在生理上之差異，但性別認同(gender)卻與社會、文化有極大的關係。男性與女性在不同的社會期待下產生不同的思維方式，「人們傾向於相信他們已瞭解到，一個人是男是女，並不是因為透過生理上的檢查而決定這個人是生物意義上的男性或女性。相反地，我們往往會去注意一個人是否具有男性氣概或女性特質。在我們的社會中，性別是個人的一項社會性特質，此特質只在某些時候才會與生物性別相互一致。」 所以，一般認為的女性氣質乃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結果，而非女性天生如此。男性依照自己的期望塑造女性特質，藉由社會化過程讓女性在無形中受到箝制。也就是說，性別意識型態透過社會傳播與灌輸，進入女性的意識中，此一過程即為「型塑」(fashioning)。 十九世紀男性作家筆下的新女性、女性自我期許的新女性及蘇聯共產社會的蘇聯新女性，這三種不同的認知代表不同的意識型態，同時發揮不同的文化作用。 英國文化研究學著雷蒙‧威廉斯乃是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提出的霸權(hegemony)概念應用至一般文化現象之人。他認為所有文化建構過程都是經由殘留、主流與新興三股力量交會演變而成。這三股力量各自產生不同的意識型態與文化，三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將決定統治階級是否能穩固其政權。西方馬克思主義乃是延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而發展出的文化理論，但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並非僅存於資本階級社會，號稱摧毀階級制度的蘇維埃無產階級社會同樣存在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一八六一年到一九三六年正值俄國新舊政權交替之時，社會混亂且人民思想自由，殘留、主流與新興文化之互動尤其明顯。本論文透過「新女性」特質轉變呈現俄國文化發展與蘇維埃文化霸權建立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