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科技理性的觀點來看，組織決策是問題解決的一個過程。選擇與決定是經由決策者透過可運用的工具由各種方法或手段中選擇一最有效達成目標的手段。但此種對問題解決的強調，卻使我們忽略了問題設定之必要性。在真實世界的決策工作中，問題的展現並非如理性決策理論所假定地那樣明確具體，相反地，決策是由令人感到困惑，苦惱及不確定的問題情境中的總總事件所構成的。例如去年後勁五輕事件，在這個決策情境中，地理、經濟、環境保護、政治及文化的議題都混雜在一起，決策者若在每 個利害關係者的問題與目標是相當不確定，且是互相衝突的情況下，還試圖運用理性或其它以既定目標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決策理論來解決此種含混模糊情境下的政策問題，無異是緣木求魚。 所以本研究的要旨係假Cohen,March 與Olsen 三氏於1972年提出的垃圾筒決策模式來剖析決策人員如何在含混的環境下來框定問題情境的非理性－技術過程，並協助決策人員有效地組織與澄清相互衝突的目標，以及如何達成它們的可能途徑。此外並舉後勁五輕事件為個案，以探討垃圾筒決策模式是否也可適用於我國的行政生態環境。垃圾筒決策模式認為決策的結果是由四種決策–問題、解決方案、參與者及選擇機會–相互配合影響來決定的，而且這四個要素之間的聯繫乃是依據時間因素，而非由因果 的邏輯關係產生的。換言之，任何決策都可能會有令人意想不到，隨機的結果出現。簡言之，垃圾筒模式乃在描述組織決策過程的實然而非應然。 雖然學者對決策者在管理組織中的無秩序或不確定因素時，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但顯然一個大部份以描述為主的理論並無法告訴組纖該何去何從。是以筆者試圖進一步結合行動理論與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彌補垃圾筒模式此一方面的缺憾。最後推導出三點頗有助益的啟示： 1.決策的過程一定要顧及到人類的全面性，而非將組織成員當成只具有智識理性的單向度人。 2.決策的作成並不只是為了達成既定的目標，它也應該和目標的形成有關。 3.決策必須考慮到規範的範疇，亦即將價值，倫理或道德等在人類社會中必備的行動考量因素納入決策理論的研究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1949年成立以來進行了近30年的集體經濟制度，但是自1978年起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試圖以「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取代原本的集體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在1986年做出決策，正式申請為中國恢復其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會員國地位。在1986年至1988年間，相關的申請程序似乎一切順利，中國復關指日可待；然而1989年的「六四事件」卻使中國的申請復關程序分別在國內外方面面臨到新的困難，一直到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取代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之前，中國都無法恢復其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會員國地位。1995年至1997年中美關係陷入低潮，嚴重打擊了中美針對中國加入WTO的談判議程，不過1997年至1998年中美領導人江澤民與柯林頓刻意營造有利於中美談判的和諧環境，使江澤民開始積極利用其最高領導人的決策影響力推動中美談判，終於在1999年中美順利完成談判，中國並在2001年正式成為WTO會員。 本論文研究著重於中國加入GATT/WTO的談判決策的國內層次因素，並利用許志嘉提出的官僚組織決策模式、領導集體決策模式與領袖主導決策模式分別探討官僚系統、領導高層與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對外經濟決策議題方面的決策影響力。本論文認為雖然中國在經濟決策議題方面逐漸受到「分散化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的影響而使得最高領導人與領導高層必須要與專業官僚部門分享決策權力，因而拖累了中國對外經濟決策效率，但是一旦最高領導人介入對外經濟決策議題，他可利用多種政治手段贏得大多數領導高層與官僚單位的支持，進而實現其政策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