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1945-1949) 的國門爭, 除沿襲戰前在宣傳、組織、軍事三方面較勁外，中共另 辟了所謂「第二條戰線」的學潮，直接配合其武裝門爭。本研究的目的，首先，在于 探討戰后學潮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它在國共門爭和中美蘇的關系中發揮了那些作用 ？戰后的政經環境對學潮起了那些催化作用？學潮又對戰后政經環境的惡化造成那些 影響？學潮在當派的消長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其次，由于學潮的歷史解釋和評價 趨于兩極化，導致刊布的史料和撰述的專著充滿偏見，情緒和夸誕的浮詞，掩蔽往事 的真相，所以本研究是嘗試透過學潮這個復雜的歷史事件，運用史學的理論和方法, 突破通往真歷史的所有障礙，徹底窺探往事的真相，達成把歷史當作客觀瞭解的自我 訓練。 本研究共分為七章：第一章緒論。敘述研究旨趣、戰后歷史概況、史料來源、研究架 構與方法；第二章：戰后學潮勃興的背景。從歷史背景、國際環境、國內環境三方面 說明之；第三章：反內戰學潮。說明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至三十五年三月間昆明反內 戰學潮的背景、經過及影響。第四章: 排外學潮。敘述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反蘇運動、 及其年底至隔年初的沈崇事件、民國三十七年五月至七月間的反美扶日運動的背景、 經過及影響。第五章：反饑餓反內戰學潮。敘述民國三十六年四至六月發生在各地的 五二○事件的背景、經過與影響。第六章：「戰線化」學潮：敘述民國三十六年于子 三事件、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學潮及大陸淪陷前夕的學潮門爭。第七章：結論，檢討國 共兩黨對學潮的處理與得失，以為前車之鑒。 在中國現代史的領域中，戰后歷史的研究是一片處女地，因此，關于此一階段的歷史 真相亦隱晦不明，希望本研究的完成對了解戰后歷史真相有棉薄的貢獻。

冷戰結束之後，Francis Fukuyama於一九八九年發表一篇文章，名為「歷史會有終結嗎？」。所謂「歷史的終結」，Fukuyama指的是「意識形態的終結」。事實上，在西方，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正在終結。而西方不同國家中，與經濟發展和一定政治制度之所處水平和存在問題有關的意識形態衝突，仍將繼續存在。就是說，全球出現所謂「意識形態的空場」，而Fukuyama提出了 「意識形態終結論」，但這種「空場」很快的就被多極化的政治勢力所填充，成為多元文化思潮競逐的場域。「族別意識」和「區域意識」的空前覺醒和加速擴散，各民族國家越來越重視和守護「本民族的族別屬性」，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 這個時候，Samuel P. Huntington也指出「文明衝突論」：在諸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和各政府不再是作為西方殖民主義目標的歷史客體，而是與西方一起成為歷史的推動者和形構者。因此，以「民族特色」為口號的「第三世界批評」成為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合法化依據與必然策略，一方面張揚民族主義可以成為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抹平趨勢的最好藉口；另一方面由文化民族主義帶來的自給自足或尋找自我現代化路徑的口號成為加入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富吸引力的一種權力運作方式。就是說，隨著冷戰的突然結束，孤立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爆發，這直接地、並且不可避免地使國際關係學者們重新思考世界事務中「文化」和「認同」的理論地位。 因此而出現的問題是：在全球化時代，「文化」何去何從？更具體的說，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單一同質的「全球文化」不存在，「地方文化」的發展並不因此而完全被侵蝕、或消滅，反倒呈現跨國文化與地方文化互相交流的情況。因此，歷史、文化與政經環境的「差異」便成了在「全球／本土連續」中必須要考量的課題。換言之，在全球化時代裡，「本土」與「全球」的真實風貌如何？真是處於壁壘分明的態勢中嗎？我們不免要問：在可預期的未來，西方世界對其社會理路所進行的內在性轉化，是不是締造整體人類新文明的唯一（或至少最重要）動力？面臨著此一可能來臨的歷史轉捩點，非西方地區的「文化」到底可以扮演著怎麼樣的角色？ 在上面所述及的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何去何從？就是說，中國從七○年代末以來的對外開放，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與國際經濟接軌，納入經濟全球化的行列當中，而七、八○年代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之所以快速發展，中共要中國對外開放，就必須進一步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但是，中共在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物質的同時，也要面對西方的思想、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這是所謂的西方和平演變。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文化與中共如何面對這樣的趨勢？「中國主體」／「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還有一個問題意識：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更不斷地強調其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然而，在中共歷經了領導人的更迭、政策的變動乃至於東歐共黨國家與前蘇聯的瓦解衝擊之後，「社會主義」作為中共現今仍然堅持的官方意識形態，其內容究竟是何指？是否已經產生了變化？而我們要如何來瞭解這些變化的意義？ 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指在透過對文化霸權、全球化下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之說明，探討文化／意識形態／文化霸權和中共意識形態的關係，以及了解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文化思潮和社會意識形態之社會脈絡，和中共意識形態的內涵、歷史演變，用以檢視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時代落入何種文化霸權的宰制或影響，進而從中分析中共意識形態、文化發展和社會結構間的深層關係，而指出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其中，「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如果更進一步的釐清本論文所要論證其問題的目的，則會有下列幾個面向：第一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的「本土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面臨的困境，也是我想思考問題的目的之一。就是說，「中國」／「中共」如何面對一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或者「文化霸權」？；第二是在全球化時代，中共意識形態屬性如何轉變？其與文化霸權又有何關係？本研究更進一步的提出些問題：中共已經是否由「文化霸權」為中心來建立其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已經是一個具有文化霸權屬性的呢？如果說「是」的話，他們理論內涵是甚麼呢？因此，在此探討文化霸權與中共意識形態之關係，而進一步的分析中共意識形態中的文化霸權內涵及其性質為何？；第三是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第四是「中國特色」不僅將是中共對內各項政策作為的辯護基礎，同時也將是以抗拒國際體系外來文明價值對其政權挑戰與威脅的重要精神資源。也就是，中共以「中國特色」作為形塑並延續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性手段。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即為嘗試解釋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中國主體」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壹、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如何面對西方中心的全球化？ 八○年代與九○年代的中國文化思想，並不是兩個完全斷裂的年代，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而又複雜的譜系關聯。八○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則多傾向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轉向擁抱西方文化。到九○年代，中國的社會轉型進一步深化，進入了全面擁抱全球化或與世界「全面接軌」的時代。中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過程可以說是同步的，但是，在九○年代，知識界、文化界形成一股強大的反西化、反西方主義思潮，或者稱為新保守主義文化思潮。如果說八○年代是「西學」擴張的時代，那麼到了九○年代則是「國學」復興的時代。 九○年代的中國也有後殖民狀態，就是說，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帶有後殖民主義語境的「反西方的文化霸權」，也是由官方 / 精英知識份子 / 民眾一起建立「另一種文化霸權」。在九○年代，中國是以一種「既抗拒又接受」的方式來看待西方的文化。更進一步說，九○年代的中國語境，一方面在批評西方現代性話語的「普遍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時候，訴之於西方後學的「反本質主義」；另一方面又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族性／身份觀念與華夏中心主義情結，試圖尋回一種本真而絕對的中國身份，即是「中華性」。也就是說，這種在九○年代的後殖民主義批評，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身份觀念與族裔觀念，把中國的民族文化與所謂的「本土經驗」實體化、絕對化，試圖尋回一種本真的、絕對的、不變的「中華性」，並把它與「西方現代性」對舉，構成一種新的二元對立。 在九○年的中國社會文化爭論中，後殖民主義帶有一種「反西方的文化霸權」的語境。後殖民主義的重點，是由「反文化霸權」轉變為以之為論述工具去在全球化的論述格局中「為自己重新定位」。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的殖民現代性被運用為「自我東方主義」的文化邏輯，形塑出一種將「自身」本質化、將「他者」他者化的。八○、九○年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的完成並非僅僅是「官方意識形態」策略使然，更重要的是，一次由菁英知識份子所參與的成功的「話語實踐」，一次有民眾由衷參與的「另一種文化霸權」的建立。 貳、中共如何面對西方的文化霸權／全球化？ 在當代中國，中共批判西方文化霸權的時候，也就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容易落入由中國在文化的差異性上去批判的西方中心主義與本質主義，就是說，他們強調由自身「本土性」去批判西方的普世價值與標準。他們在批判時，所用的仍是區隔「你」、「我」或是「我」、「他」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且是更加「嚴格」的區分出來。在根本上將「中國」與「西方」區隔開來，將「我者」與「他者」的地位做了明確的界定。更具體的說，中共在面對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一直強調愛國主義，就是通過以「民族主義」為訴求來抗拒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和平演變，強調中國相對於西方的獨立自主性，並由此建構出一套屬於中國人民的集體認同和主體意識。這一直是中共在形塑「自我東方化」、「自我中國化」時的重要工具，藉由強力區隔西方／非西方或東方的分野，更加確立了中國內部的凝聚力量。 參、中共意識形態的結構核心有所轉變。 九○年的中國就形成一種「官方」與「民間」都有所反應／認知的情勢，使得中國在九○年代不管是社會思潮的發展、意識形態的建構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操作上，都呈現出一種「中國主體」的意涵。這與過去的「社會主義主體」是不同的，中共的意識形態在鄧小平時代開始由「社會主義核心」向「中國主體核心」過渡，而這種情形在九○年代更是明顯。換言之，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是由「親西方」向「反西方」轉換的歷史過程，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的「純粹」與「實踐」面向結構位置的徹底改變，而會引起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意識到自身的被後殖民化而導致「中國主體意識」的覺醒。也就是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套符合時代潮流的意識形態。而這正是一種意識形態由「西方中心」向「東方／中國中心」過渡的表現。「中國主體」取代馬列主義成為意識形態上的最核心，中共對意識形態的建構不必／不能再以馬列主義來當作政權合法性的工具，它必須回歸到中國主體上來作建構，「三個代表」就是最佳代表。之所以會發展成一種在全球化／本土化的矛盾中重新建構以中國主體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提出，不只是標誌江澤民自身意識形態主體的建構完成，其實更大的意義也正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主體的建構完成。 肆、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 對中國的政治來說，中共意識形態上轉變的重要性不僅僅在內容上，而是在其轉化方式上。目前中共對於「三個代表」中所述及的「先進的文化代表」是否已建構起支撐其進行統治的「文化霸權」之實質內容，「三個代表」所具備的「與時俱進」的創意，是用了比「意識形態」更有力的「文化霸權」，它不是單單依靠「階級權力」強加於人，而是在社會中，從社會關係交織成的動態的權力中「有機地」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及接受私營企業主等新興階層的入黨等主張，證明了中共的意識形態結構逐漸向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靠攏。因此，「三個代表」重新定義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共由一個階級政黨，轉變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打破了中共的階級屬性。此後，中共「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屬性將大為降低，而成為一個包容所有菁英群體的「全民政黨」或「執政黨」。簡言之，「三個代表」的本質就是「文化霸權」的實踐。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是製造「文化霸權」的核心社會過程之一。 伍、辯證統一性的中共意識形態 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向來具有其「兩面性」（dualities）的特質，就是指向來存在於中共意識形態裡所具有的爭論性特點，如理論／實際、純粹／實踐、「左」／「右」、市場／計畫、保守／改革等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解釋空間。而此種「兩面性」的特點即根源於其官方意識形態信仰體系內涵的矛盾。尤其是在「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上呈現出來了。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辯證統一性」的發展，生產力現實與社會主義理想的辯證、社會多元思想與共產黨領導的意識形態之辯證、中國特色的本土意識與世界體系的全球意識的辯證。同時要面對的是政治範疇／經濟範疇、黨的思想／社會思想的辯證、東方思想主體／西方思想主體的辯證發展，換言之，是一種我者／他者、中國的／西方的、本土化／全球化的兼顧現實／理念間的辯證發展。簡言之，中國現在面臨的既有眾多發展中國家共同面對的「普遍性」問題，也有自身「獨特性」的問題。 在中共意識形態重建中，中共藉由「有中國特色」一詞重新強調中國主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而這背後所代表的是一種對西方中心價值／東方主義建構的抗拒，同時強調中國自身在國內社會、國際舞台上相對於西方的主體能動性。中共將「傳統文化」與「西方價值」一起中國化，一方面在堅持中國特性展現出自我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能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發展，並由此解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中共藉由這個中國化與參與全球化的過程告訴中國人民，全球化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中國人也有權參與；全球化不該再是西方的全球化，而應該是中國的全球化。 當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所凸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其實是處於一個尚待發展而仍未完善的階段。然而，正是因為這樣，它同時具有兩項特質：一個是主體性的思維特質；另一個則是開放性的體系特質。而這兩者則是共同建構了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未來朝向「文化霸權」發展的可能路向，使其得以一方面運用「中國特色」來詮釋其「社會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透過其對「社會主義」的堅持來鞏固「中國特色」所需要的主體價值。如此一來，中共的合法性與權威，就可以在「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所具有的雙重論證與文化霸權路向的發展過程中，開始尋找鞏固政權的生機。更進一步的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框架的確具有相當的現實針對性。它不僅要能解決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所面臨的衰退危機，更要建構出主導未來發展的思維準據。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能維護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根基，更要回應當今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化的優勢挑戰。也就是說，中共嘗試透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形式與中共政權統治的權威力量來建構一個具有特定規範指涉意涵的「新的文化霸權」論述體系。 最後，本論文認為，在整個世界朝向全球化的脈絡發展之時，中共追求經濟上的成長，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做的努力，也必須跟上世界潮流。隨著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意識形態的體系化之建構完成，伴隨著一個現代化中國的出現，一個兼具有「主體」特質與開放意義的價值體系和實踐經驗，將從抵禦外來文化的消極應對方式轉向，而進一步積極地與世界其他不同的文明展開互動，並在一個相互滲透與相互規範的權力場域，進行跨國域的文化霸權競逐。

自1987年《村委會組織法》通過，中國的農村基層選舉，便如火如荼的遍地展開，即便制度和實踐上仍漏洞百出，但民主參與的價值已逐步在村民間散播，其地方統治的形式，也發生潛移默化的轉變。相較行之多年的村委選舉，城市的居民委會選舉，無論在制度規範、居民參與等各層面，均遠遠遜色，那麼從「村委會」改制為「居委會」的原因究竟何在？看似簡單清楚的現代化、城市化過程，背後是否隱藏著政治動機？此即本文探索的關鍵。 因此，本研究的重心在於中國「地方菁英」及「基層自治」間的相互關係，特別凸顯新制度採行所造成的治理困境，藉以探討「村改居」此類制度變遷的原因。首先，分析村、居委會制度上的統治結構後，吾人發現，透過村、居委會制度差異，促使基層政府有制度誘因去打破村委會結構而改變現況，選擇更利己的遊戲場域，因而形成撤村改居的制度變遷，撤村改居之後，基層權力結構從過去兩元權力轉為黨政一元權力，權力集中於政府手中，居委會結構下將更有利地方菁英解決村委會時的治理困境以及權力分化的問題。 因此，吾人認為若統治結構不變，則基層「村-鄉/鎮兩級關係」及「村-黨兩委關係」間的政治治理困境將極易產生，即便透過更換當事雙方，也無法徹底化解此類僵局，釜底抽薪之道在進行「村改居」的改制。換言之，村改居的制度變遷乃出於地方菁英為解決治理困境、有效行政控制所進行的有意識的制度選擇。但卻因此規避村委選舉所產生的制度約束，造成民主化的倒退。換言之，本研究將透過制度變遷理論來觀察中國大陸的基層治理，試圖經由改制過程與西方的制度變遷理論對話，參照中國政治發展的經驗，發掘不同於西方發展經驗的理論模型。

本文從中國精英政治的性別角度提出女性幹部遷調分析，並提供如何突破有關中國的政治體制內的女性棈英幹部被稱為“玻璃天花板”的資訊。本文意旨在專業鑑別女性幹部的特質或屬性，來找其可能的連結，如果有這些特質的話，如何在中國政治逐步制度化的範圍內，分析出這些特質和女性幹部的遷調速率之關係。 / This thesis is an analysis of mobility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the women who break the so-called “glass ceiling” with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It aims specifically to identify the prevailing characteristics or attributes of female elite cadres to find possible links, if any, between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mobility rat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對於比較政治領域，威權政體的「選舉」開放，是否真的會使公民出現自主性參與，一直是學界極為關注的命題。檢視當前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可以發現，參與帶動的「有限政治改革」，其效果仍難以預料。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轉型中政權選舉的制度效應，會對選民個體的「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行動帶來何種影響。我們並嘗試從政治功效意識的研究範疇，提出「防禦性」與「認同性」兩種概念分類，「防禦性」功效意識是由於選民的維權心態激發的投票參與意願，「認同性」效能感是由選舉動員浮現的群體認同投票意識。我們假設，個體同時經歷過「認同性」與「防禦性」兩種功效意識的形塑過程，但又受到個人的「政權支持」程度影響，不可能出現兩種功效意識同時上升的情形。而個別心態傾向會影響後續的政治行動，會有「退出」、「呼籲」、「忠誠」三種行動抉擇。「退出」是不再進場參與投票，「呼籲」走向過激的政治反抗，「忠誠」則是向黨國輸誠。 針對上述假定，本研究以上海2006、2009年兩次居委會換屆選舉為研究個案。根據作者田野調查發現，經過選後，防禦性功效意意識較高的選民，最終採取「抗議」的政治行動；認同性功效意識較高的選民，雖部分仍表態黨國「忠誠」，但多數參與者卻由於選舉過程無法滿足，浮現「失望」，呈現參與「退出」的情況。因此，「『高認同性』功效意識選民退出－『高防禦性』功效意識選民呼籲」，構成了社區基層選舉存在著普遍的「集體行動困境」，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選舉失望走向從「退出」的行動選擇，卻也可能最終又走回「呼籲」的過激行動。就此觀之，中國的基層民主發展，或許會是面臨集體行動困境之後，走向突發轉折的非預期性後果。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