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社會控制的放鬆，制度的調整與創新，種種改變無不成為中外學者對中國大陸民主化前景引頸期盼的研究焦點。當中國大陸面對多種民主化路徑選擇下，「選舉」無疑是備受學者關注的一環。1998年起，「直接選舉」在城市基層社區的推動，成為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而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更將城市視為「民主發展的搖籃」，其高度的經濟、社會發展，有利於帶動公民社會之萌生與民眾政治參與的需求。因此，選舉在城市的發展為觀察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重要標的。 有鑑於「民主選舉」具有的政治賦權意義，社區居民委員會推動的直接選舉，雖仍存在國家主導的問題，但選舉機制的修改，讓選民能自由參與、自由選擇，以及開放候選人的推薦。因此，選民是否能在此機制之下，透過居委會選舉的參與，培育出更強的政治意識，或透過選舉議題激發社區公共意識的萌芽，發展抗衡國家的社會力量？本文經由2003、2006兩屆上海居委會選舉為研究案例，探討社區居民的選舉參與情況，以「政治功效意識」和「社區意識」作為分析選民選舉參與態度之架構。 研究結果發現，城市社區選舉參與程度愈高者，其政治功效意識與社區意識均得到提升，但低度參與的社區居民兩方面的效果則不顯著。顯示，基層社區國家動員下的選舉參與，有助於部分社區成員強化其政治功效意識，以及激發社區意識的我群觀念。而選舉作為中國大陸基層社會自主力量的訓練，將可能有助於培養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政治參與能力，以及可能產生的非預期政治改革後果。

自1987年《村委會組織法》通過，中國的農村基層選舉，便如火如荼的遍地展開，即便制度和實踐上仍漏洞百出，但民主參與的價值已逐步在村民間散播，其地方統治的形式，也發生潛移默化的轉變。相較行之多年的村委選舉，城市的居民委會選舉，無論在制度規範、居民參與等各層面，均遠遠遜色，那麼從「村委會」改制為「居委會」的原因究竟何在？看似簡單清楚的現代化、城市化過程，背後是否隱藏著政治動機？此即本文探索的關鍵。 因此，本研究的重心在於中國「地方菁英」及「基層自治」間的相互關係，特別凸顯新制度採行所造成的治理困境，藉以探討「村改居」此類制度變遷的原因。首先，分析村、居委會制度上的統治結構後，吾人發現，透過村、居委會制度差異，促使基層政府有制度誘因去打破村委會結構而改變現況，選擇更利己的遊戲場域，因而形成撤村改居的制度變遷，撤村改居之後，基層權力結構從過去兩元權力轉為黨政一元權力，權力集中於政府手中，居委會結構下將更有利地方菁英解決村委會時的治理困境以及權力分化的問題。 因此，吾人認為若統治結構不變，則基層「村-鄉/鎮兩級關係」及「村-黨兩委關係」間的政治治理困境將極易產生，即便透過更換當事雙方，也無法徹底化解此類僵局，釜底抽薪之道在進行「村改居」的改制。換言之，村改居的制度變遷乃出於地方菁英為解決治理困境、有效行政控制所進行的有意識的制度選擇。但卻因此規避村委選舉所產生的制度約束，造成民主化的倒退。換言之，本研究將透過制度變遷理論來觀察中國大陸的基層治理，試圖經由改制過程與西方的制度變遷理論對話，參照中國政治發展的經驗，發掘不同於西方發展經驗的理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