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功效意識的研究一直是國內學者所關注的部分，這因為政治功效意識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態度，它可以去解釋選民對民主的評價，以及對其投票行為進行分析，因此對於何種因素會使得政治功效意識有所變化，便是一個相當值得研究的課題。本文透過模型分析，同時納入社會網絡以及大眾傳播媒介使用等變項，去探討對政治功效意識的影響。 　　研究發現，無論是就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以及外在政治功效意識的「影響力」、「在乎」面向皆顯示，教育程度、政黨認同為泛綠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大眾傳播媒介部分則是以「電視」的影響力最為重要，無論是其暴露程度以及注意程度來說，都顯著正向地影響到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至於社會網絡的部分，以選民和他人政治的討論程度，對內在政治功效意識有顯著的影響，但對於外在政治功效意識，社會網絡的影響力則未顯現。 　　以上的研究發現顯示，政黨認同對選民的政治態度仍有很大的影響，而由於媒介型態與其資訊內容傳遞方式的不同，電視的影響力則顯然較報紙等其他媒介來得更為重要，至於社會網絡在模型中呈現的結果則並非皆與理論預期相符合。

在學術研究中，不少研究指出了兩性在政治定向及行為模式上有所差異，且從國內的政治社會化研究中我們發現：兩性隨著年齡的增長，其差異漸漸擴大，到了大學階段，兩者的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傾向的差異更是極為顯著，因此，本研究欲透過政治社會化理論來比較男、女兩性於政治定向和行為模式上的異同，並分別就政治社會化媒介和人格特質等因素作詳細地解釋，企圖找出能解釋個體於成年時期政治定向和行為存有性別差異的原因。 　　研究結果顯示，性別仍是預測大學生政治定向和行為的因素，家庭、學校和媒體等環境因素與人格特質都不是造成男、女大學生有所差異的重要原因，在日後的研究中，有必要再作其它因素的探討。但在政治參與方面，控制環境因素和人格特質後，女大學生比男大學生更積極於參與政治活動，顯然女大學生在大學時期的政治社會化經驗並不是造成她們日後政治參與低落的原因，甚至這些成年期的政治社會化歷程促使她們有較活躍的政治參與。 　　另外在權威性人格方面，本文有不同於以往的研究發現。研究結果顯示：權威性人格愈鮮明的男大學生，不僅內、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愈低落，其政治信任感也愈低，而政治參與卻愈積極，且認同國民黨者，其權威性人格愈高。因此我們認為這是反映出男大學生對當時民進黨政府的不滿，2000年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對具有權威性人格的個體而言，民進黨執政是破壞了傳統、改變了現狀，因而使得男大學生積極於參與選舉活動，企圖改變現狀。 　　整體而言，影響兩性政治定向和行為模式的原因並不盡相同，日後相關的研究應針對性別作深入且個別的探討，將兩性分別視為完整的個體，以作更明確且更有意義的分析。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社會控制的放鬆，制度的調整與創新，種種改變無不成為中外學者對中國大陸民主化前景引頸期盼的研究焦點。當中國大陸面對多種民主化路徑選擇下，「選舉」無疑是備受學者關注的一環。1998年起，「直接選舉」在城市基層社區的推動，成為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而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更將城市視為「民主發展的搖籃」，其高度的經濟、社會發展，有利於帶動公民社會之萌生與民眾政治參與的需求。因此，選舉在城市的發展為觀察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重要標的。 有鑑於「民主選舉」具有的政治賦權意義，社區居民委員會推動的直接選舉，雖仍存在國家主導的問題，但選舉機制的修改，讓選民能自由參與、自由選擇，以及開放候選人的推薦。因此，選民是否能在此機制之下，透過居委會選舉的參與，培育出更強的政治意識，或透過選舉議題激發社區公共意識的萌芽，發展抗衡國家的社會力量？本文經由2003、2006兩屆上海居委會選舉為研究案例，探討社區居民的選舉參與情況，以「政治功效意識」和「社區意識」作為分析選民選舉參與態度之架構。 研究結果發現，城市社區選舉參與程度愈高者，其政治功效意識與社區意識均得到提升，但低度參與的社區居民兩方面的效果則不顯著。顯示，基層社區國家動員下的選舉參與，有助於部分社區成員強化其政治功效意識，以及激發社區意識的我群觀念。而選舉作為中國大陸基層社會自主力量的訓練，將可能有助於培養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政治參與能力，以及可能產生的非預期政治改革後果。

對於比較政治領域，威權政體的「選舉」開放，是否真的會使公民出現自主性參與，一直是學界極為關注的命題。檢視當前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可以發現，參與帶動的「有限政治改革」，其效果仍難以預料。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轉型中政權選舉的制度效應，會對選民個體的「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行動帶來何種影響。我們並嘗試從政治功效意識的研究範疇，提出「防禦性」與「認同性」兩種概念分類，「防禦性」功效意識是由於選民的維權心態激發的投票參與意願，「認同性」效能感是由選舉動員浮現的群體認同投票意識。我們假設，個體同時經歷過「認同性」與「防禦性」兩種功效意識的形塑過程，但又受到個人的「政權支持」程度影響，不可能出現兩種功效意識同時上升的情形。而個別心態傾向會影響後續的政治行動，會有「退出」、「呼籲」、「忠誠」三種行動抉擇。「退出」是不再進場參與投票，「呼籲」走向過激的政治反抗，「忠誠」則是向黨國輸誠。 針對上述假定，本研究以上海2006、2009年兩次居委會換屆選舉為研究個案。根據作者田野調查發現，經過選後，防禦性功效意意識較高的選民，最終採取「抗議」的政治行動；認同性功效意識較高的選民，雖部分仍表態黨國「忠誠」，但多數參與者卻由於選舉過程無法滿足，浮現「失望」，呈現參與「退出」的情況。因此，「『高認同性』功效意識選民退出－『高防禦性』功效意識選民呼籲」，構成了社區基層選舉存在著普遍的「集體行動困境」，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選舉失望走向從「退出」的行動選擇，卻也可能最終又走回「呼籲」的過激行動。就此觀之，中國的基層民主發展，或許會是面臨集體行動困境之後，走向突發轉折的非預期性後果。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學校因素對於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兼採「社會化觀點」與「分配觀點」，並比較兩者解釋力的大小。 社會化觀點認為學生在學校當中所學習到的各種知識與價值影響其政治態度與行為，本研究以學生的學習經驗作為測量變項，包含「討論公共事務」、「學校民主模式」、「學校功效意識」、「參與校園活動」與「修習政治課程」這五個面向。分配觀點則認為學校在外部社會系絡中的評價與地位引導了學生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本研究即以隱含社會定義的大學類型作為測量變項，包含「公立/私立、「研究型/非研究型」、「地理區域」與「創校年代」這四種類型。研究變項包含「民主價值取向」、「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 本研究所運用的資料為陳義彥教授主持的「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二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的變遷」國科會研究計畫。資料分析包含兩個部分，首先運用相關分析、t檢定與變異數分析，探討學校因素以及諸項政治態度與行為兩兩之間的關聯性，其次建立迴歸模型，比較兩項學校因素對於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相對影響力。主要發現如下： 1、在學習經驗方面，大學生平均修習近五個學分的政治相關課程，然而討論公共事務的頻率偏低、學校民主模式偏低、學校功效意識偏低、參與校園活動亦偏低。 2、在政治態度與行為方面，大學生的民主價值取向偏高，且較為一致，而政治功效意識偏低，政治參與亦是偏低。 3、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除了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呈現反向相關之外，大學生五項學習經驗與其三項政治態度與行為兩兩之間具有正向的相關。 4、t檢定與變異數分析顯示，就讀於不同類型大學的學生在多項學習經驗以及政治態度與行為上呈現出差異。其中大學創校年代的不同，在所有項目上呈現出差異。 5、在迴歸模型當中，多項的學習經驗構成民主價值取向、政治功效意識、政治參與的重要影響因素，然而只有「創校年代早於一九四九年」構成民主價值取向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有關學校因素對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社會化觀點為主要的解釋，而分配觀點只提供有限的解釋。 6、t檢定與迴歸模型均顯示，大學類型對學習經驗的影響較多，而大學類型對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較少，且學習經驗以及政治態度與行為兩兩之間多數具有顯著相關，因此推論大學類型對於政治態度與行為具有較多間接的影響。亦即大學類型先影響到大學生部份的學習經驗，學習經驗再影響到學生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換言之，學校本身的招牌提供一個框架，框架引導學生的學習情況，然而真正直接影響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主要因素還是學習經驗。因此，分配觀點在整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仍有其價值。 綜上所述，在學校對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發揮影響力的整個過程當中，社會化觀點與分配觀點的解釋各自佔據不同的位置。社會化觀點直接解釋學習經驗對於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而分配觀點說明學校框架引導學生具體的學習內容，然後間接影響學生的政治態度與行為。

政治功效意識普遍被學界認為是影響民眾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其為個人評估自己對政治事務瞭及影響能力的評估。另一方面，新聞媒介是提供民眾訊息的主要來源，從之前相關研究也發現，在民眾接觸大眾傳播媒介後，會對其政治態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不過，對於大眾傳播媒介的使用與政治功效意識的關聯，過去研究的結果則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本研究試圖藉由非選舉與選舉時期的調查資料，透過民眾使用新聞媒介的習慣，來瞭解其與內在及外在政治功效意識的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在非選舉或選舉時期，民眾的新聞媒介使用從注意程度與暴露程度觀察，電視是最主要的資訊來源，其次則為報紙。其餘廣播、新聞雜誌、網路等新聞媒介的使用率皆偏低；而電視與廣播政論性CALL-IN節目，有習慣收看、收聽的民眾也佔少數。 對於新聞媒介使用與政治功效意識關聯性的探討，在非選舉時期民眾對媒體所報導的新聞愈注意時，其內在及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則可能愈高。不過，民眾收看電視新聞的時間愈長，其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則可能愈低；但與外在政治功效意識的關係不顯著，代表與外在政治功效意識的高低沒有顯著的關係。 至於選舉時期，則是針對民眾接觸大眾傳播媒介報導的選舉新聞進行研究；發現民眾在選舉時期對於選舉新聞的接觸，與其政治功效意識的高低沒有顯著的關係。所以，由於政治功效意識是受到生活經驗長期培養而成，是深植於民眾心中長期穩定的政治態度；新聞媒介對於報導的選舉新聞則僅出現在接近選舉的一兩個月，因此這種短期因素較難與民眾的政治功效意識有顯著的關聯。 / Political efficacy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influenc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ass media nowadays are the main sources to provide people political information and may furthermore influences people’s political attitudes. However, existed literarature shows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se of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efficacy.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ss media use and their impact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By conducting secondary analysis of national surveys, which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election and non-election, this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of all, television is the major news media for people to get information, and newspaper is second to it. Radio, magazine and internet are far below the importance of television and newspaper in acquiring political information. Second,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non-election, the more that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news, the hig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they have. If people spend more time on watching news on television, they have less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However,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osure of news media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Fin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election,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se of news media and political efficacy. It is inferred that because political efficacy is mostly influenced by people’s life-long experiences so it is stable in terms of political attitude. Therefore, it is not likely that election news will influence people’s political efficac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