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受到經濟快速成長的牽動，其政治社會亦發生相應的變化，城市社會中「單位體制」的逐漸崩解，經常被視為是市場衝擊的典型例證。因此，中國大陸城市體制的變遷，往往被描繪為「單位人」轉化為「社會人」的過程。為因應體制轉型的挑戰，中共近年也推動了城市社區組織的調整與改造，只是在新的居委會組織全面推廣後，原有單位體制的影響力是否從此不復存在？而原有城市單位體制中的居民，是否願意接納此類組織形式，參與居委會選舉、投身社區自治事務？此即本研究處理的核心問題。就此類議題的理論意義言，如吾人所知，目前針對中國大陸的制度轉型，主要有「制度同化說」（新制度將替代舊制度）與「新傳統主義說」（新制度將奠基於舊制度）兩類。既存的「單位體制」之於新興的「居委制度」，兩者間關係為何，又如何互動？也同時成為檢驗上述理論的極佳案例。本文基於作者2005年暑假，在中國大陸的X市、S市兩地所進行的田野調查，認為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新、舊制度的關係，基本仍屬相互抑制與替代。換言之，新制度必須在掙脫舊制度後，才能真正成長茁壯。而目前殘存的單位制，對中國大陸的社區自治將有負面的效果。但另方面，不同於多數對岸學者的論點，作者的調查發現，中國大陸一般城市居民，並未真正由「單位人」轉變為「社區人」，故其對居委會的參與相對有限。

自1987年《村委會組織法》通過，中國的農村基層選舉，便如火如荼的遍地展開，即便制度和實踐上仍漏洞百出，但民主參與的價值已逐步在村民間散播，其地方統治的形式，也發生潛移默化的轉變。相較行之多年的村委選舉，城市的居民委會選舉，無論在制度規範、居民參與等各層面，均遠遠遜色，那麼從「村委會」改制為「居委會」的原因究竟何在？看似簡單清楚的現代化、城市化過程，背後是否隱藏著政治動機？此即本文探索的關鍵。 因此，本研究的重心在於中國「地方菁英」及「基層自治」間的相互關係，特別凸顯新制度採行所造成的治理困境，藉以探討「村改居」此類制度變遷的原因。首先，分析村、居委會制度上的統治結構後，吾人發現，透過村、居委會制度差異，促使基層政府有制度誘因去打破村委會結構而改變現況，選擇更利己的遊戲場域，因而形成撤村改居的制度變遷，撤村改居之後，基層權力結構從過去兩元權力轉為黨政一元權力，權力集中於政府手中，居委會結構下將更有利地方菁英解決村委會時的治理困境以及權力分化的問題。 因此，吾人認為若統治結構不變，則基層「村-鄉/鎮兩級關係」及「村-黨兩委關係」間的政治治理困境將極易產生，即便透過更換當事雙方，也無法徹底化解此類僵局，釜底抽薪之道在進行「村改居」的改制。換言之，村改居的制度變遷乃出於地方菁英為解決治理困境、有效行政控制所進行的有意識的制度選擇。但卻因此規避村委選舉所產生的制度約束，造成民主化的倒退。換言之，本研究將透過制度變遷理論來觀察中國大陸的基層治理，試圖經由改制過程與西方的制度變遷理論對話，參照中國政治發展的經驗，發掘不同於西方發展經驗的理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