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確認本文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由扮大陸國有企業會計制度的弊端,導致於九二年發布(企業脅許準則)的制度創新,惟現有文獻並無從制度變邐理論觀察此一變遷,遂引起筆者的研究動機。即利用制度變邐理論探討大陸企業會計制度變遷之個案中,其如何轉變及了解政府與企業在企業會計制度變遷中扮演何種角色,興新制度成立之後的成效。 第二章,探討制度變遷理論,說明制度的密排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及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在大陸的適用性。爾後,是文獻凹顧,分析大陸學者運用制度變遷理論研究大陸成都紅廟子自發股票交易市場等個察研究之成果。 第三章,分析制度創新前的企業會計制度。首先探討改革開放薜的企業會計制度,前發現當時企業會計制度與計劃經濟體制的關係是絕對的互賴,會計扮演著替國家監督企業的角色,主要是發揮簿記的功能。其次,分析改革開放後至制度創新前的「雙軌制」會計制度密排,這是中共政府為避免意識形態的困擾所作的理想安排:然這種安排仍不免造成會計信息隔行如隔山、削弱企業經營的積極性、讓投資者缺乏有用的決策信息、成本核算易生誤差、阻礙國際化步伐等弊病,所以引導了下一波會計改革。 第四章,分析制度創新後的企業會計制度。首先描述主流會計的潑展與大陸發布(企業會計準則)的過程。其次畏評述大陸琨今的企業會許制度婢主要的會計核算方法,並與台灣之會計應理方法作一扼要性的比較,證明以(疣業會計準則)為芷的會計改革,的確使大陸企業會計核篇方法符合國際會計償例的一般要求;最後則是分析制度創新後的企業會計制度成效,發現會計核算方法並沒有太大的問題,惟國有企業產權結構所導致所有者缺位,形成國有企業會計信息央真的主因。 第五章,比較實施(企業會計準則)之前、之後的企業會計 制度,發現不論是在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執行功能上均有明 顯的轉變。且「姐社姓資」之意識形態困擾的破除,方是九二年會計改革之巖主要原因。以及不論政府角色的轉換、企業團性的轉變、註冊會計師圓體的形成、投資人與債權人的興起,均受制度創新所引起的權利義務關係之轉變的影響。 第六章,研究發現: (I)完善會計監督,須調整國有企業產權結構與建立法律獎懲機制之配套: (2)改革大陸企業會計制度的初始力量是來自政府的強制力,惟「姓社姓資」之意識形態的破除,才是(企業會計準則)能在一九九二年發布的最主要原因: (3)企業會計制度的創新是強制性制度變邐,惟制度創新策略是「先易後難、繞道而行、迂迴包圍、完善轉軌」的漸進式策略; (4)未來大陸企業會計制度仍將是「多軌制」的制度安排。其次, 說明後續研究,如比較兩岸上市公司合併報表編制之會計處理的異同,以求了解兩岸彼此之會計處理:及以問卷調查、或實地訪談的方式,蒐集中共官方、大陸註冊會計師、會計學者或學生的意見,形成統計資料上的分析,作為增強本文的論點。

本文提出了租稅邊際超額負擔的概念及重要性，並進一步衡量之，計算出台灣民國七十四年薪資所得稅的邊際超額負擔為 0.1 元。然而，文中更著重的是制度變遷對租稅邊際超額負擔的影響及含意。由制度經濟學中制度變遷理論的角度視之，唯有能清楚且完整的詮釋所有制度變遷對租稅邊際超額負擔影響的機制，再輔以計算出的數值，對租稅邊際超額負擔問題的探究才有實質的貢獻。也就是說，除了數量分析外，質的分析才是經濟學家更應努力的方向。此外，由文中亦可發現，當租稅邊際超額負擔數值很大時，並非表示此時提升租稅即為不可行，因為此舉可能為其他社會層面帶來更大的正面效益，換個角度視之，亦即它可能是由一進化型制度變遷所驅動。

過去原住民保留地政策是政府為管理、安撫原住民的產物，延續至今，原住民保留地政策變成政府為保障原住民生計的手段，加之，近年國際思潮影響政府觀念轉變，原住民逐漸展現其自主性，經過努力爭取，促請政府頒佈「原住民族基本法」，因此，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範疇從保留地延伸至傳統領域。 同時，更由於馬告國家公園設立事件及司馬庫斯櫸木事件的刺激，政府訂定「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重申政府應尊重原住民土地資源權利，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賦予原住民參與土地資源決策及管理的權利，奠立未來原住民族自主管理的基礎，故而，本研究重點即在於原住民族土地資源的共同管理機制。 基此，本研究採取文獻回顧、模型分析、個案研究、焦點團體訪談、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等研究方法，運用Hayami & Ruttan的制度變遷模型及Lars Corlsson（2005）的共同管理決策模式，選擇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玉峰村馬里光部落群及秀巒村基那吉部落群為研究個案。 接著，本研究加以釐清研究個案範圍內各個地方社群或單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各種土地利用的需求及各自的發展目標；並就馬告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與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中共同管理機制加以比較分析，深入剖析原住民地區範圍內資源治理區域的共同管理機制議題；且審視政府與原住民訂定的土地資源利用與管理之正式與非正式制度，透過個案分析瞭解原住民族與政府認知之間的落差，析論原住民族傳統土地利用方式與政府土地管理法令之扞挌之處，以檢驗台灣當前原住民族土地資源共同管理制度是否有其缺失。 最終，從上述議題討論中，思考未來原住民族土地的利用與管理制度應解決那些問題，及應如何整合政府主管機關與地方原住民之意見，並提出共同管理機制之設計原則建議，以供政府與部落建構共管機制之參考。 /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policy was a product of the government’s managing and placating indigenous people. Nowadays, it becomes a mea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secure the economy and livelihood in indigenous area.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indigenous discourse changed the government’s concept. Indigenous people gradually showed their subjectivity and made the government pass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After that, the land right of indigenous people extends from limited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s to the wider traditional territory. Meanwhile, because of the debate over the setting of Magao National Park and the conflict happened in the Smagus Beech Event, the government issued the “Regulation of resource co-management in indigenous area”, which reaffirm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spect the land/resourc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It also stat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 empower indigenous people’s participation and decision rights in the land/resources management. It provides the base of indigenous people’s self-gover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indigenous area. This study adopts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literature review, model analysis, case study, focus group interview,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t applies both Hayami and Ruttan’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odel and Lars Corlsson’s co-management model, and analyzes the cases in the Mrqwang and Knazi sub-groups of Atayal indigenous people. These two sub-groups are located in Yufeng Village and Xiuluan Village, Jianshin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nowaday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differences of land uses, land demands, and development goals between these two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ssues of co-management mechanism in indigenous area,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s designed in “Magao National Park Plan Draft”, “Regulation of Resource Co-management in Indigenous Area”, and “Amendment Draft of National Park Law”. Further more, this study surveys the informal and formal land/resources institution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perceptions of these institutions. Afterward, it analyz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land management laws and indigenous traditional land uses,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of indigenous land/resources co-management institution in Taiwan. At the end,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that indigenous land institution should solve in the future. It also makes suggestions to integrate the opinions of the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and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so that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 can be established in principles.

1978年中國農村開始實施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家庭聯產責任制，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不但解決了農民溫飽的問題，並成為中國實施經濟改革開放的先河。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許多生產要素已經走向商品化與私有化，但農村土地卻仍舊保持集體所有制的形式。然而，現有農村土地制度所帶來的小農規模的生產，卻無法在市場經濟中得到很好的發展，又加上未尊重農民應有的權益，使得農民並無法分享土地開發所帶來的龐大利益。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來說，市場經濟的持續推動已是不可逆的方向，經濟發展連帶增加了對土地的需求，但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土地市場的建立，不但使得農民只能得到少許的徵地賠償，也給幹部和資本家圈地的動力，最後反而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因此，可以說目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同時受到代表農民權益的社會主義傳統與市場經濟兩股力量的衝擊。本研究的目的則是試圖解釋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為何未如其他生產要素走向商品化與市場化，以及預測未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方向。 經濟的發展動力，並非純然發自經濟或社會領域，國家是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社會主義所代表的對平等的要求與市場經濟所代表的對效率追求，不僅直接衝擊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同時也輸入至國家之中並希望由此影響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目前針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看法，主要有國有化、私有化以及完善集體所有制三種看法，然而土地制度的變遷不僅要考慮到變遷後所帶來的效益，更需要考慮變遷過程中所需付出的成本。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政權型態也開始做轉變，連帶中國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也開始變化，這變化同樣影響著中國對於農村土地制度選擇的方向。 在家庭聯產責任制推行幾年後，其負面效應已經出現了，中國各地都嘗試著從現有的土地制度架構去做改革，企圖摸索出解決現存困境的方法。本研究挑選了四個地方的實際案例與對土地流轉的探討，從中歸納出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特色與存在的問題。 中共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針對農村土地制度做出了政策宣示：一方面對於農村土地的具體權利限制是逐漸放鬆，某種程度來說，是對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的發展開了缺口；但另一方面對於土地用途的規劃約束力卻又逐漸提高，限制了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出現的可能，這表示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仍在追求效率的市場經濟與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兩股力量間擺盪。雖然如此，但隨著各地經濟發展的狀況不同，以及中央與地方間的管制落差，在經濟發達區域或城市中，有可能出現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發展，所以未來的中國有可能出現土地多重所有制的新局面。

每一次開發工業區後的租售策略成敗，涉及政府對每一個企業設廠機會的掌握，使決策者採取恰好的策略，但這不容易。政府為了順利出售土地而採取價格補貼策略，在台南的實踐卻落入困境也需要進一步討論。緣此，本研究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博弈理論觀點，解釋政府對工業區的治理，促進公私合作的條件是什麼？合作需要怎樣改變制度？而檢視各種制度之間的互補與替代關係是重要的。本研究目的，首先，解釋政府需要新的分工及策略，其次，運用博弈理論觀點解釋新策略的發現，再者，運用實證研究解釋企業實踐區位選址的策略，最後，提出政府可發展的新策略及引導企業的制度創新。本研究以台南科技工業區(南科工)為案例，將Hotelling模型延伸為空間博弈的情境，探討企業如何思考進駐南科工的決策？基於探討企業家的決策模式而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並且運用量化研究的AHP法，將企業家的決策因素進行權重分析及排序。 本研究的重要結論與發現，首先，政府在工業區治理的分工角色，是建立產業發展的遊戲規則，但它在挑選贏家策略是以高科技產業為目標，使得目標外的企業需求被忽略。其次，政府運用在工業區治理及租售的策略，關注在土地價格補貼策略，而忽略了非價格策略，進而使自身陷入租售困境。同時，政府策略確實會影響企業為了優化營運而選擇進駐南科工，而其中新舊顧客的成功轉換是改變區位的關鍵。再者，企業進駐南科工的選址策略，顯示企業追求規模的優化、運用制度互補來發展新機會、以及尋求產業價值鏈的垂直分工與技術進步，是重要的策略思維。在企業是否改變區位選址的策略與權重分析方面，區外企業維持原址，在於未意識到經濟動機及機會因素下的新利益，也忽略新制度可對應新市場機會。而企業選址進駐區內的策略，主要是經濟動機上十分重視潛在利益，也學會運用認證制度及結合政府資源來改造產品品質及形象。最後，受限於新機會出現的不確定性，區外企業的區位會更鄰近夥伴企業，形成地理群聚下的比較利益。而來自顧客的訂製要求、挑剔與議價，使他們發展良好的交貨承諾與執行能力，為大廠確保生產連續性而取得新訂單，這增強了他們的生存機會。本研究建議，政府可運用工業區制度結合相關認證制度，輔導區外企業成長，協助區內企業建立網際網路交易平台，新的制度安排及交易平台，為區外企業成長形成新的推力，企業更願意改變區位選擇進駐南科工與政府合作。這些新的討論與博弈理論的觀點，對於補充南科工的租售策略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本論文以歷史制度主義的角度，對台北市文化政策之制度變遷進行檢視。時間分述點為：（一）第一階段1980年代以前：文化建設之創始時期；（二）第二階段1980年代：地方意識萌芽之文化政策；（三）第三階段1990年代：強調城市文化的文化政策。經研究分析後，發現造成台北市文化政策變遷的關鍵點有二，分別為：（一）1977年，十二項建設之文化建設；（二）1999年，台北市文化局成立。 在整個變遷發展過程中，台北市的文化發展一直為國家所偏好享有豐厚的文化、經濟與人力等資源，而建立其獨特的地位，決定了往後一段時間台北市文化地位優越的路徑。從文化政策制度的兩次轉折來看，台北市文化政策制度變遷皆屬於被動的狀態。第一次由國家造成的變遷，使得台北市文化制度有所依據，並因之展開。第二次的文化局成立，也深深受到人為及政治因素的影響。二者皆非肇因於制度的內在主動改變，而是操控於制度外在因素。

由於我國對於土地資源的規劃係採取使用分區管制之精神，規範各類土地之使用強度，在產業結構變遷的環境下，透過土地變更使用以調劑土地資源的經濟供給量，已為不可避免之趨勢。在經濟法則之下，各類活動所需用之土地資源，大都經由收益能力相對較低之農業使用土地變更使用而來，即由於經濟發展及各項重大建設計畫之土地需求，農地變更使用之數量持續增加。為此，政府於民國八十四年「農地釋出方案」中提出農地釋出之政策，期以擴大土地使用供給量來平抑房地產價格。 然農地大量釋出政策之影響廣泛，若無法公平合理的管制並改善有關課題，恐將形成變更熱潮、滋生投機炒作及社會不公平等問題。政府為因應農業政策與土地變更回饋符合社會公平之議，對相關土地變更回饋法規作了幾番檢討與修正，但實施成效仍引發不少爭議，對於這種制度上的問題，由於立法政策的形成過程先於制度本身之良窳問題，吾人或許可以從立法形成過程去探究，並分析其對整個土地變更回饋制度變遷的影響。 因此本文擬從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觀點，先揭示土地變更回饋制度變遷過程之歷史背景，以探討土地變更回饋制度之立法決策過程及制度變遷的過程，俾了解政策及措施是如何決定的？以及影響政策措施良窳的因素為何？並藉以釐清當前土地變更回饋制度的問題，期能提供施政與立法方向之參考。 研究發現土地變更回饋制度在「變更負擔義務」與「變更增值利益回饋」兩個基本理念交錯發展作用下，雖已在國內相關法制中得到確立，惟卻不免造成法規紊亂，以及政府與業者之執行成本、衡量與蒐集訊息成本增加，致制度之運作成本甚高。政府部門在此結構壓力下，遂欲逐步將「變更增值利益回饋」理念下的法規區隔開並回歸土地增值稅制規範之，並配合「行政程序法」之頒布施行釐整法規紊亂情形。然而「農地」變更回饋制度卻因產業結構變動與政府財政結構惡化下等數種因素，形塑了農地變更回饋制度仍維持著「變更增值利益」回饋農業理念之制度路徑，相異於內政部主導之「變更負擔義務」理念的回饋制度政策方向，以致於整個土地變更回饋制度中仍存在著部分理念規範與土地增值稅內涵重疊之情形。最後，改善制度的建議，依理論觀點則宜從制度法制化與資訊透明化之強化，以及加強「充分反映」社會資源結構與「公共選擇程序」的改進等幾個方面來著手。

民國70年代末期臺灣房地產價格失序上漲，致生國內諸多社會及經濟問題，並引發無住屋者萬人走上街頭的「無殼蝸牛運動」事件。政府為確保公有土地之永續經營及避免標售公有土地帶動國內房地產價格上漲，行政院爰於民國79年3月12日召開全國土地問題會議，並於民國82年7月21日訂定「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確立我國公有土地政策方向為「只租不售」。然而公有土地「只租不售」政策執行迄今，相關法令及組織出現一連串的轉變，對於政府而言，公有土地的租售政策不僅存在充裕國庫收入的不同誘因，更隱含著公有土地管理成本的差異，因此制度所能提供的淨收益將影響政府對於制度的建立、修正及執行成效。然觀諸過去針對公有土地相關議題之研究中，多半側重於公有土地之管理利用模式或解決占用問題的探討，而公有土地的租售法令變遷與「只租不售」政策的執行成效方面卻付之闕如，爰本研究將基於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透過國有非公用土地的出租、出售及其他配套措施執行情形，探討公有土地的相關法令修正及管理組織調整的轉變，對於公有土地「只租不售」政策之影響，並驗證公有土地「只租不售」政策的執行成效是否有所轉變，並就國有非公用土地出售收入對於國庫的挹注效果進行分析。經由制度經濟學理論模型之探討，並蒐集民國80年至93年間國有非公用土地之各項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一）公有土地「只租不售」政策下，國有非公用土地確實有朝向積極出租管理的方向執行；（二）自民國89年以後，國有非公用土地出售情形開始由以不出售為原則轉變為加速處分的方向，且於加速處分的過程中，住宅區內的國有非公用土地成為最主要的出售標的；（三）國有非公用土地只租不售原則之配合措施，執行成效尚不彰顯，但有逐漸朝向多元利用模式邁進；（四）國有非公用土地出售收入對於國庫雖有挹注效果，惟相較於其他庫收來源而言，出售收入佔整體國庫收入比例不高，挹注效果有限。 因此，本研究針對前述研究結果給予以下建議，以作為政府日後就研擬國有非公用土地政策方向及修訂相關法令時之參考：（一）國有非公用土地出租除提供違法占用者取得合法使用土地權源外，應積極建立標租與開發利用之多元利用模式，以達成公有土地只租不售原則之積極目標；（二）閒置的國有土地應當積極經營規劃使用，而非作為得予出售之理由，同時應避免大量出售售住宅區內國有非公用土地；（三）政府應儘速建立公有土地經營規劃與政策研擬之獨立專業機關，解決當前行政機關與決策機關權責不明的現象。

本論文旨在探討1990年後期興起的中國大陸鄉鎮選舉改革。四川省遂寧市市中區步雲鄉1998年的鄉長直選係全中國大陸首例。因此以步雲鄉鄉長直選為案例，探討其起源、歷程、困境及意義為何？特別是著重探究推動基層選舉改革的動因為何？本論文使用「次級資料分析法」與「案例分析法」為研究方法，進而分析中國大陸基層選舉制度的相關海內外文獻，另採用理性選擇制度變遷、自主性制度變遷及強制性制度變遷等理論，以及國家與公民社會研究途徑，以探析影響中國大陸基層選舉改革的因素。 / The theme of this thesis lies in probing into the reforms of China’s local election at Xiang/township level that was beginning to rise in late 1990's. The election of Buyun Xiang chief directly in the Shizhong District of Suining in Sichuan Province set a precedent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end of 1998. So in order to regard Buyun Xiang as the case, probe into the origin, course, dilemma and meaning of the Xiang chief election directly? Especially understand emphatically what promote the incentive of the election reform at the basic level? The thesis uses “secondary materials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analysi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as to analysing about the relevant documents which study the Mainland China electoral system at the basic level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hoose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Motivational and Compulsory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complement it with research approach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do case analysis to the factor influencing electoral reform at the basic level.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台灣生技產業科技政策推動過程中所引發之爭議：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s)產業化，並以台灣地區自1960年代末期至2010年臨床試驗發展的制度變遷為研究標的，尤其是其中之生技產業政策推動及臨床試驗制度變遷，以說明該爭議如何發生及為何發生。 為發展台灣生物技術產業，行政院於2005年起推動生醫科技島(biomedical technology island)計畫，將原先為生物技術產業發展基礎設施的臨床試驗作為政策推動的主體，引發臨床試驗產業化的爭議。一般認為，此爭議是來自於促進產業發展與維護國民健康之間的利益衝突。 本研究經由制度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的觀點，探索台灣地區臨床試驗發展的歷程，認為上述臨床試驗產業化的爭議不只是產業推動與國民健康間的衝突，而是與台灣地區自1960年代末期至2010年生技產業政策推動與臨床試驗制度變遷有關。 台灣地區推動生物技術的科技政策始於1982年行政院修訂「科學技術發展方案(scien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明訂生物技術為八大重點科技之一，而後有1995年的行政院「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biotechnology industry promotion program」，2005年的行政院「生醫科技島計畫」等科技政策，本研究發現不同時期的科技政策賦予臨床試驗不同的意義，而不同時期臨床試驗的發展，其不同時期的行動者【產、官、學、研、醫】-- 包含政策決策者與政策參與者 -- 在臨床試驗制度變遷的過程中產生行動的差異；而在不同時期臨床試驗的發展階段，不同的官方行動者 -- 治理機構（governance agency）【衛生署、國科會、經濟部、科技顧問組等】，對於臨床試驗議題有不同程度的涉入。 台灣地區臨床試驗的發展在生技產業政策的型塑下，由原先之學術研究，階段性轉向協助產業發展。2005年行政院生醫科技島計畫，將臨床試驗作為政策推動的主體，擴大醫界參與生物技術產業發展，而醫界主要以醫療服務為主的制度邏輯（institutional logics）與科技政策形塑下產業發展的制度邏輯不一致（contradictions），因而引發臨床試驗產業化的爭議。 本研究發現對於科技政策的意涵為：在制訂與推動科技政策的過程中，唯有同時瞭解產業發展的歷史脈絡，才能避免產生非預期的結果（例如爭議）。本研究除探討生技產業政策推動過程中臨床試驗的制度變遷與變遷過程中所衍生的爭議，並將探討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 The study is intended to explore a controversy derived from the Taiwan biotechnology industry promotion by government policies, industrialization of clinical trials. The study targets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the clinical trials and the policies for biotechnology industry promotion in Taiwan from the late 1960’s through 2010 to explain why and how the controversy was incurred.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Taiwan biotechnology industry, the Executive Yuan implemented a Biomedical Technology Island program beginning 2005 to focus on clinical trials -- supposedly the infrastructure of biotechnolog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 but resulted in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itiative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clinical trials. It is reputedly because there is a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industry development promotion and how to maintain national healthc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study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clinical trials in Taiwan, holding that the aforementioned controversy is not only a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industry development promotion and how to maintain national healthcare but also a consequ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the clinical trials and biotechnology promotion by government policies from the late 1960’s through 2010.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promotion in Taiwan began with the Executive Yuan’s revision of its Scien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 in 1982, designating the biotechnology as one of the eight strategic industries. The Executive Yuan followed through with a Biotechnology Industry Promotion program in 1995 and the Biomedical Technology Island program in 2005. The study finds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endowed clinical trials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while discrepant actions on clinical trials were taken by both policy makers and policy executors including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cademia,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e medical commun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different governance agencies, such a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s well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isory Group of the Executive Yuan, had different levels of involve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trial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Molded by the government’s biotechnology policies, clinical trials in Taiwan have evolved from the nature of academic research to assistance to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Biomedical Technology Island program beginning 2005 focuses on clinical trials and strengthens the medical community’s participation in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but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the medical community is primarily about medical service and its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bio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have resulted in the controversy about industrialization of clinical trials.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mplication identified by the study is that unexpected outcomes, such as the controversy dealt with herein, can only be avoided by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an industry when the government develops and promotes the relevant policies for the industry. Moreover, the study will explore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