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1181号 / 人博第853号 / 新制||人||204(附属図書館) / 29||人博||853(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人間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岡田 温司, 准教授 武田 宙也, 准教授 桒山 智成, 教授 越川 倫明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19791号 / 人博第762号 / 新制||人||184(附属図書館) / 27||人博||762(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32827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人間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篠原 資明, 教授 岡田 温司, 准教授 桒山 智成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有關本論文在時間的斷限上，是從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結束）至一九三一年（九一 八事變爆發），計分六章十節。 第一章前言。說明研究動機、宗旨、已有的研究結果、研究方法、資料限制等。 第二章日本對華文化政策的形成與演變。探討日本大陸政策與對華文化政策的關係， 以及對華文化政策的演變。 第三章教育事業。探討有關在華日本教師（教習）的回題及日本在華教育事業的概況 。 第四章布教活動。敘述日本佛教在華的布教活動之發展，並探討布教權的問題。 第五章日本在華文教活動的分析與評詁。從分佈情形、數量比較及經費的來源與應用 數方面來分析，最後並針對活動的結果，予以評估。 第六章結論。綜論日本在華文教活動。

本論文以歷史制度主義的角度，對台北市文化政策之制度變遷進行檢視。時間分述點為：（一）第一階段1980年代以前：文化建設之創始時期；（二）第二階段1980年代：地方意識萌芽之文化政策；（三）第三階段1990年代：強調城市文化的文化政策。經研究分析後，發現造成台北市文化政策變遷的關鍵點有二，分別為：（一）1977年，十二項建設之文化建設；（二）1999年，台北市文化局成立。 在整個變遷發展過程中，台北市的文化發展一直為國家所偏好享有豐厚的文化、經濟與人力等資源，而建立其獨特的地位，決定了往後一段時間台北市文化地位優越的路徑。從文化政策制度的兩次轉折來看，台北市文化政策制度變遷皆屬於被動的狀態。第一次由國家造成的變遷，使得台北市文化制度有所依據，並因之展開。第二次的文化局成立，也深深受到人為及政治因素的影響。二者皆非肇因於制度的內在主動改變，而是操控於制度外在因素。

本研究運用歷史制度論的研究途徑分析我國文化政策變遷，依據James Mahoney設計的路徑依賴分析架構，按照「初始條件-關鍵時刻-結構持續-反動過程-結果」步驟，探討我國1996至2008年間文化政策行為者與制度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並聚焦於文化預算與公共建設之發展，觀察我國文化投資是否隨著政治經濟發展而逐步成長，及瞭解政黨輪替如何影響文化政策變遷。本研究發現如下： / (一)政黨輪替後我國文化預算與文化建設均顯著增加，文化政策隨著政治經濟發展而成長。 　1.陳水扁任內年平均文化預算額度，與李登輝任內比較將近倍增。文建會法定預算占中央政府總支出比率，李登輝任內平均0.299％，陳水扁任內平均0.349％。 　2.李登輝任內每年平均辦理14個文化建設計畫，陳水扁任內每年平均21個；陳水扁除延續李登輝加強地方文化設施之「社區總體營造」，為因應全球化競爭，也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並規劃「國際藝術及流行音樂中心計畫」等大規模文化建設。 (二)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是我國文化政策變遷的關鍵時刻： 　1.李登輝任內政策執行與目標有落差，造成偏重環境改造、忽略成員互動問題，及城鄉差距的情況。 　2.為因應21世紀全球化挑戰，並解決李登輝任內文化政策發展的問題，陳水扁接任後，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及興建大型文化硬體設施。 　3.政黨輪替後文化政策面臨新衝擊，文化建設存在重硬體輕軟體、資源分配不均、執行力不足、過度本土意識及選舉考量等問題。 (三)基於政黨理念不同及為解決前任政府文化政策產生的問題，並因應當代環境變遷的新挑戰例如：全球金融風暴等，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將是我國文化政策變遷下一個關鍵時刻。

隨著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全面變遷，國家為了因應此巨大挑戰紛紛提出各式政策，其中具有代表國家民族精神的文化政策尤為重要。而在民主發展、公私協力概念的催化下，政府將視角移至蘊含豐沛能量的民間，此間的「社區」更成為其主要的政策選項，至於兩者之間的關係即為本研究的關注焦點。 而經由本研究發現，從《2004年文化白皮書》之文本分析中可歸納出我國文化政策的目標有四：發揚多元文化、建立文化主體性、促進經濟發展，以及營造生活美學。其中篇幅最多者為建立文化主體性，而社區發展則屬達成該主要目標的重要手段。此外，從個案中可以了解到社區其實是落實整個文化政策目標的基本單位，並且具體而微地展示了我國文化政策的全部內涵，故吾人可謂文化政策的推行即奠基於社區發展之上。最後，我們從社區發展的成功經驗中獲得了欲使文化政策更上層樓的重要啟示—政府內部精進部際之協調工作、政府外部加強與非營利和營利組織的合作、傳播媒體的經營，以及文化教育的傳承與發揚。 / With the whole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s which globalization brings, nations have made kinds of policies facing these giant challenges. Among these policies, the culture policy representing nations’ spir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addition, because of prevailing ideas of the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governments start to focus on the non-governmental circles filled with abundant energy, and the ‘‘community’’ is the main policy choice. As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ulture polic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thesis. According to the text analysis of the book ‘‘ A White Paper on Culture in 2004,’’ my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four goals of Taiwan’s culture policy: exalting diverse cultures, establishing the culture body, facilit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constructing living aesthetics. Among them, establishing the culture body occupies the most pages and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the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that main goal. Moreover, from the case studies we know that communities are actually basic units of fulfilling all goals of culture policies, and they miniature the whole content of Taiwan’s culture policy. So, we can say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e policies is based on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lly, we have the important revelations making culture policies better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enhanc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tensifying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with NGOs and for-profit organizations, using the mass media, and the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of cultur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在擴大對「蘇聯文化」研究的基礎上，本論文探討蘇聯的文化政治與政策施作，其終極目標乃透過命名的權力來建構文化的社會主體性，也即「蘇維埃人」這樣的歷史共同體。為求例證之多樣性，本論文綜合了文化研究與歷史研究途徑，以文本分析和文獻分析作為研究方法，並將指涉的文化政策範圍縮限於文學與藝術領域，以及對文化公共財，如圖書館、博物館、劇院的擴充。 對布爾什維克而言，爭取文化霸權就是建構並傳播蘇維埃意識形態，透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即藝文團體、報刊媒體等來體現，繼而將個人建構為主體，製造出一批批本應如此的「形象」。因此，蘇維埃意識形態始終驅動著蘇聯文化政策的開展。配合主政之領導人，國家對政策的指導可簡化為「文化革命─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公開性」的歷程，並對應由逐漸緊縮到開放的程度。其中，由列寧發起的文化革命可謂蘇聯文化政策的承先啟後階段，尚且容許藝文團體的多元發展。進入史達林時期後，所推出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既是一種創作風格，也是政策的依歸。從寫作到編曲，從繪畫到電影，它為蘇聯的文藝創作設置理論與框架，並成為作品能否公開展演及獲得國家獎勵的唯一標準。至於戈巴契夫的公開性則帶來蘇維埃意識形態更為人性化的修正與文化政策的轉折。 另一方面，本論文透過觀照經蘇維埃化所產生之新蘇維埃人的日常生活片斷，概括蘇維埃文化的若干特徵，點出其指導大眾邁向由官方營造之理想人生的規訓功能，繼而探究蘇聯社會中不同身分的互動，析論政策造成的後續影響。藉由對精英、婦女與青年等文化研究關鍵面向的討論，可以發現蘇聯文化政策的差別待遇模式，以及未將文化納入政策考量的若干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