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牽涉私人財產權，私有地上的保育難度極高，公部門喜歡用徵收方式來進行保育，但為避免發生官民間的衝突，多選擇公有地比例較多的地方做起。在管理制度上，單方面的努力是不夠的，必須透過公、私部門的協力，各自發揮所長，除了公部門的保育政策與私部門的保育策略並行外，也需要站在農民的角度，配合適當的誘因。本研究以位在金山區的「八煙聚落」以及「清水濕地」作為個案分析，兩者產業主要為農業，但隨人口老化，農田荒廢，改變了原有的生態，公部門與私部門聯手復興生態農業，但因其屬私有地，在計畫執行時面臨困境，不過因有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積極協助，使得這兩地皆發揮其潛在的價值，吸引第二代回流，增加工作機會。同時也藉由公部門與之合作，推展友善耕作概念，在八煙聚落這邊，延續里山倡議的精神，以生態體驗、社區營造等方式，提供一般民眾農村的體驗課程，將自然與生活合而為一；在清水濕地部分，雖一開始的推展遭逢困境，但因為一隻西伯利亞來白鶴意外到訪，吸引全台與國際間目光，促使在地老農改變慣行農法，建造一個無毒環境。雖說八煙聚落並非完全成功的案例，但這是一個勇敢的開始，也讓人省思生態與經濟共存概念；清水濕地的計劃正在執行，沒有人能確保它是絕對成功或失敗，不過2016年時基金會代表居民與政府一起簽署的「金山倡議」目前持之不輟進行，希望政府、私部門能與居民共同努力，延續倡議精神。 / Exercising conservation on private lands is difficult mainly because of the intensive conflicts in interests. Different policy tools applied by the governments, such as zoning and eminent domain tend to encounter problems of high implementation costs, while market solutions tend to fail owing to inadequate values in transactions. By examining the cases of Bayien Village and Qingshui Wetlands, this thesis demonstrates how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aiwan Ecology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an serve as a mediator among land owners/users and the regulators to pursue conservation goals. Both cases involve social campaigns and restructure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that can eventually change the behaviors of stakeholders. While both cases are still evolving and hard to define its successfulness, they indicate the potential of public-private synergy through deep-rooted conservation effort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參考相關文獻，瞭解都市更新、公私協力之基本意涵，以及國外透過公私協力機制成功推動都市更新的操作經驗，作為我國理論和實務上的參考；同時選擇士林區士林夜市作為個案，蒐集相關資料、分析其條件與限制、運用德菲法瞭解專家學者們之見解，以期為士林夜市的更新案研擬可行的操作模式。 換言之，本文主要研究焦點在於：政府如何透過公私協力關係成功地推展都市更新？相關之次要問題則包含：何謂公私協力合作？何謂都市更新？其理論基礎及意涵為何？過去國內之研究成果如何？國外公私部門關係及都市更新政策之發展趨勢為何？又國外實務上如何以公私協力關係推動都市更新？台北市以往推動都市更新政策的情況如何？以公私協力機制推展的成就如何？過去經驗如何提供往後執行參考？未來以公私協力機制進行都市更新工作的成功要件？ 本研究之章節安排為：第一章：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與範圍、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研究方法與限制等；第二章：說明公私協力關係與都市更新之意涵與理論基礎，以瞭解公私部門必須合作以及舊市區必須更新再生的理由和優勢；第三章：說明英美以公私協力機制推展都市更新的經驗，以作為後續我國個案分析之參考；第四章：台北市的個案模擬，主要在檢討過去台北市執行都市更新政策的缺失，推論公私部門合作之必須性，分析士林夜市的潛力與限制，同時藉由資料分析與問卷調查的結果，對個案提出建議；第五章：結論。提出研究發現及後續研究展望。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台灣產業逐漸陷入產業外移與發展遲緩的困境，有鑑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性，以及國外案例的成果，在2002年行政院提出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納入，包含「成立文化創意產業推動組織」、「培育藝術、設計及創意人才」、「整備創意產業發展環境」、「促進創意設計重點產業發展環境」及「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等五大部分，由經濟部、教育部、行政院新聞局和文建會共同執行。目的是希望經由產業與文化的結合，將過去以大量生產為主的製造業，轉變為強調創意創新等精神資本投入的少量多樣生產，以提升產業附加價值，帶動產業的持續發展。計畫中參考國外經驗，將文化創意園區納入創意產業發展環境中，設立華山、台中、嘉義、台南、花蓮等五大文化創意園區，而備受矚目的華山文化創意園區，座立於台北市心臟地帶，作為五大園區之實施模範，其公私協力夥伴關係的建立模式與經驗，將成為後續幾個園區的借鏡。 本研究聚焦於從過去到現在華山文化創意園區之營運管理，公部門、民間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彼此合作的過程，以公私協力與夥伴關係的相關論述，來探究華山園區各時期之夥伴關係的發展；運用文獻檢閱法、深度訪談法及多元研究法蒐集相關資料，得到以下結論：華山藝文特區時其所面臨的困難為主管機關態度、監督機制、府際關係協調、政治環境不穩定；而華山文化創意園區時期則是面臨了行政體制及公私部門腳步不同調的困境；再從公部門的觀點出發，公部門有其自身的難處及所需扮演的角色問題，最後根據上述結果提出建言以供參考。

近年來地區性觀光的行銷，已成為各地方政府施政的核心重點，透過結合地方特色與資源，活絡地方經濟產業。因此，透過民間與非營利組織力量所彙編而成的觀光護照，更能以地方性的思維，結合多元的觀點，匯集地方的文化與特色。台南市觀光協會自民國九十一年發行至今的「府城觀光護照」，策略性的連結了公、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共同行銷台南市的古蹟、美食與文化，而由於台灣的地方觀光節慶活動鮮少能持續舉行，我國長期且持續性的推動觀光護照作為觀光行銷的縣市目前也僅有台南市府城觀光護照，因此，本研究藉由探討府城觀光護照彙編與發行的過程，探究長期合作的公私協力互動關係，分析本個案協力互動過程的要素，以了解府城觀光護照能夠持續整合與推動的原因。 本研究透過理論與文獻的檢閱，以權力地位、願景共享、資源配置以及溝通協調四個面向剖析府城觀光護照多元行動者協力互動關係。經由質化訪談台南市政府、台南市觀光協會以及參與府城觀光護照合作的業者，發現由於公部門對於府城觀光護照並未有經費上的補助，僅扮演促進者與支援的角色，然其雖不直接的加入協力的行列，但卻透過行政支援促成民間業者有效的整合，使得由非營利組織與私部門建立的協力互動更具彈性；而由於參與者之間的資源互賴與責任共享，因此彼此處於平等、互惠的地位，能夠彼此激發創意與相互學習。最後研究者建議公部門應提供適當的誘因吸引民間資源參與協力合作，台南市觀光協會須完善協力關係的監督與輔導機制以及增加參與協力的網絡。

我國政府基於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擴大公共建設投資以提振景氣之目的，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列為重要施政方向，不斷獎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各機關似乎不論規模大小，只要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所指項目之公共建設，均積極運用該法辦理，造成促參案件的蓬勃發展。 由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對於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給予放寬土地、籌資等法令限制，並提供融資優惠、租稅減免之獎勵。然而辦理促參案件欲成功，不僅要吸引民間企業的投資，更重要的是公共建設能如期興建完成並符合品質要求及營運能順利運作，對於投資案的監督管理方面在在考驗行政機關的執行能力。 本文先透過從歷史之角度，對於國家理論予以概念性的介紹，並從國家任務責任歸屬之演變，進而探討國家任務委由私人執行之原則與界限，再討論擔保國家之責任內涵。再說明公私協力概念、背景、特性及態樣，公私協力如何作為擔保國家之行為模式，公部門與私部門合作方式為行政管制的革新，以建立監督管理機制取代完全之管制。並從我國促參案件現行制度上對於監督管理之規範架構進行檢討，並從個案履約階段執行經驗及問題中歸納出促參案件在履約階段中重要執行之問題。在立法層面而言，先從相關法規配合建置及連結、以契約作為監督管理方式、法律關係討論，提出監督管理項目，在法規範上架構監督機制。在契約層面而言，先確定契約架構原則，再提出契約範本架構，並試擬建議條文作為實務上運用之參考依據。期盼政府在推動公共建設時，重新思考制度規劃的方向及如何適當運用監督管理機制，採取事先規劃手段以減低事後紛爭的發生，進而共創政府民間合作雙贏之局面。

近年來台灣社會快速成長，人民對公共服務的要求逐漸提升，政府為了改善服務品質、加強行政革新、提升組織績效，因此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大樓設施營運管理業務委託民間經營，成立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則專注於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等核心業務。此種透過結合民間資源的方式，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不僅提昇公用財產使用效益，也創造良好經營效率及服務品質。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福華國際文教會館經營模式以及其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的互動關係，探討其成功的因素並了解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之間的協力模式。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主要分為三點：一、探討政府部門和私部門之跨部門治理模式的運作過程；二、了解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委外模式的成功因素；三、分析並建構協力治理的互動機制與模式。本研究從福華國際文教會館之委外模式、協力過程、協力結果三個層面進行探討分析。研究發現福華國際文教會館的經營策略收到良好成效，強化機關核心業務及避免員額膨脹，同時維持績效和服務品質，提高公有財產效益減少政府財務負擔，並且達成教育訓練之需求。研究結果指出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的協力模式有幾項特色：一、委託專業顧問公司選擇「代理人」；二、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工作目標的分割；三、完整的經營管理與協調方式；四、多元彈性的監督機制；五、靈活彈性的溝通機制。 /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growth of Taiwan society, people's demands for public services gradually improved, in order to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the government strengthen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improv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Therefore, buildings of Civil Service Development Institute outsourcing to private sector, known as Howard Civil Service International House. Thus, Civil Service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n focused on core businesses includ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ch a way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private resources,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not only to enhance the efficient use of public property, but also to create a good effi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y.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business model of Howard Civil Service International House and its interaction between Civil Service Development Institute. This study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factors of its success and the collaboration model between Civil Service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d Howard Civil Service International Hous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the operating process of cross-sectoral governance model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Second, understanding outsourcing model of Howard Civil Service International House. Third, analyz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about outsourcing model,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the result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Howard Civil Service International House. This study found that business strategy of Howard Civil Service International House has good effect and strengthen its core business and avoid staff expansion. It also maintain great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of service. Besides, it impro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roperty and reduce government financial burden.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llaborative model of Civil Service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d Howard Civil Service International House has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First, choose a "Agent" by the professional consultant company. Second, Civil Service Development Institute does goals segmentation. Third, the managing and coordinative mode are faultless. Fourth, the monitoring system is flexible. Fifth, the communicating system is flexible.

農地係為國家之綠色資產，也是國家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產業。由於台灣地狹人稠，農地分割細小、勞動密集度高，且耕作者年齡老化，在面對參與WTO後，對國外大規模經營的衝擊，讓管理農地的相關政策更形重要。而在這樣的社會、經濟環境下，政府提出「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希望能以一次付租、分期償還的方式，鼓勵以租賃的方式，來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並引進優質人力，進而改善農業結構。 而在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中，農會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農會是台灣特有的非營利組織，在台灣的農地政策中，農會一直擔任著政府與農民間的中介者，而在此次政策中，農會除了擔任大佃農事業主體的角色外，更進一步以執行者的角色參與農地政策。因此，本文將從治理的理論框架，來探討政府的權力移轉，並以公私協力理論的水平互補、互動模式來了解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的互動。除此之外，本研究將透過深度訪談，依據本研究所擬定的三個問題：農會參與意願、農會組織內部執行資源分析、農會與土地所有權人信賴關係，來對研究的個案－苗栗縣後龍鎮農會進行探討。 本研究結論提出，農會對於推動政策係有意願並具備相當能力，且由於農會於當地深耕多年，容易與農民溝通進而向農民承租土地進行大規模耕作。但，由於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尚在起步階段，相關政策的變動與添附讓農會無所適從，或由於農民對於租賃制度的心態尚未扭轉等，而使政策無法順利推廣。俾希望藉由本研究能在政策初期提供第一手的資訊，以供未來政策之參考。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風災重創台灣，為50年來最嚴重之水災，造成高雄縣、屏東縣、嘉義縣等縣市災情慘重。鑒於莫拉克風災造成山區土石崩落、居住安全堪慮，政府擬定災後重建工作以國土保安及復育理念為基本理念，對災區整體性基地進行土地使用安全性及適宜性評估，經認定安全堪慮或違法濫建之土地，應依照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條例第20條規定辦理，得劃定特定區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遷村，並給予該區居民適當安置。配合劃定特定區域的遷居問題，災後政府在以「永久屋為主，組合屋為輔」為原則下，政府就各界投入資源進行盤整，並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的家園重建協力機制，進行由慈濟基金會、世界展望會和紅十字會為主的三大永久屋計畫。 本研究係以嘉義縣為中心，輔以高雄縣、屏東縣的重建經驗，探討永久屋政策過程中的民眾參與，討論面向包括政府、及公私協力下民間團體如何執行重建條例、家園重建計劃等規定中民眾參與原則，分析永久屋政策過程中民眾參與的對象、時機、方法及產生的效力各為何？ 本文研究發現，由於縣府的立場，其所有行動必須要在法律規範下進行，且當行政人員必須對永久屋基地安全負上完全的責任時，難以避免的會傾向較能以科學數據佐證安全的學者專家意見；故當縣府運作民眾參與機制卻無法充分溝通，最後永久屋政策結果為加深政府與居民間的隔閡與不信任感，是可謂未能充分民眾參與所造成雙輸的局面。另外，就永久屋公私協力方面，本文從高雄縣、屏東縣及嘉義縣分別由慈濟、世界展望會及紅十字會三大民間團體的合作經驗中發現，原先永久屋政策僅規劃在永久屋硬體興建部分，然實際上在核配坪數的權利、運作民眾參與機制、興建永久屋等部分，會因各民間團體間的差異，對居民的權益影響甚鉅，惟現今政府仍以法律面去對民間團體作課責，其他面向的課責僅能以各民間團體自律方式為之。 從莫拉克災後永久屋政策現階段成效觀之，遑論從改善民眾參與機制或增強對民間團體的課責，筆者認為，目前最可行之方式係強化原住民各族群之凝聚力。藉由一個族群的觀點，係能跳脫一般大眾對於災後受助者被動接受服務之角色，並掌握族群重建的未來走向。

自一九八○年代起，歐美國家興起「民營化運動」的風潮，各國政府開始縮減其在公共資產及公共服務上的角色與介入程度，而將原本應由政府部門所承擔之功能，全部或部份的提供予民間部門參與。當民營化被賦予等同於效率與改革的意涵時，自然亦擴及至社會福利領域。政府也從福利的唯一供給者，轉換為與民間分工及協力提供的模式，從而形成福利供給多元化的發展，「公設民營」即是政府與民間協力提供福利服務的模式之一。 由於「公設民營」具有節省政府部門人力、經費成本，並可結合民間的專業服務，提昇機構照顧品質等效能，已成為我國各級政府廣泛實施的政策。基隆市政府受此浪潮之影響，亦於民國八十八年起，陸續將新建完成或運用閒置公有建物空間改設之社會福利機構，以公設民營方式委託民間團體經營管理及提供服務，短短數年間，即已有成功的四案例，呈現出未來「公設民營」仍將是基隆市政府推動社會福利服務之主要選項。然而，此植基於公私協力關係，合作提供福利服務之政策是否為最理想的方式？雙方之責任分際各應為何？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之組織性質迥異，在實際合作的過程中，是否將因雙方之角色、地位、立場等不同，而導致觀點及認知上的差距，進而影響到委託服務的效能及福利服務的品質？凡此課題，實有待逐一分析。本研究即擬以基隆市社會福利機構公設民營案例，進行探究與分析。 本研究除對文獻與次級資料的整理檢視外，主要分析資料的來源，係對於市府業務單位主管、承辦人員及受託民間團體之機構負責人、業務主管進行深度訪談所獲得之意見。 運用上述方法經內容分析後發現，市府與受託之民間團體在公設民營的過程中，雙方間或有認知與期待上的落差，但彼此亦均肯定尚能有良好的互動關係，雖然部份的落差，可歸因於政策的走向、法令的限制與資源的有限，但其中亦有大部份，是可以透過溝通來化解歧見並建立共識的。在市府方面，認為委託初期雙方認知的差距，在經過「磨合期」後，已能達到合作互動良好的「夥伴關係」，惟承接團體在角度上，偏重於服務對象及機構人力問題，而政府部門則尚需衡量財政能否配合及行政程序上有無困難等等；在承接團體方面則認為，市府由於實施公設民營起步較晚，在整體制度及配套措施上仍未見完備，以致在政策方向、契約規範、委託條件、分工權屬、行政流程等方面上，尚有改進及補強的空間。此外，機構硬體建物及設施設備的維護修繕，幾乎是所有公設民營機構最難以解決的問題，也是最容易造成委託與受託雙方產生齟齬之處，基隆市亦同樣面臨此狀況。 鑑於上述問題，本研究就獲致之發現與結論，分別對政府部門及受託民間團體，提出政策層面及執行層面之相關建議。 / Since 1980s, there has been a trend of privatization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have tried to diminish public assets and to limit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ic service. Some of the functions which should be carried by governments are partly or all released to civil companies. When privatization is taken to be efficient and revolutionary, it is naturally applied to social welfare, and thus the government is not the only social welfare provider any more instead of cooperating or sharing with civil organizations.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furnishing social welfare is various, and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is one of social welfare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public & private collaboration. Since the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mode can reduce the employment and costs in government and also take advantage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from civil company to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it becomes a policy applied by our government broadly. Impacted by the trend, since 1999 Keelung government has had the new buildings or unused public assets be used as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commissioned to civil organizations and ran by the mode of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In such short period, there are already four successful cases. Obviously,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will be the main choice to implement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by Keelung government. However, based on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would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be the best mode to provide social welfare service? Due to the organ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on, will the different roles, and positions cause th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recognitions? And will the difference of them influence the efficiency of outsourcing and the quality of social welfare ? The issues mentioned above need to be clarified and studied.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Keelung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run by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as the study case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Besides reviewing literatures and documents, the data of the study came from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ing the directors and staff in Keelung government and the managers in private enterprises which are commissioned by Keelung government to execute outsourcing.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re su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points of view and different recognitions existing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relation of cooperation still remains in healthy and good condition. Although the existing differences come from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and the limited resources, them can be solved by th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side of Keelung, it thought that the differences occurring at the beginning of outsourcing has been diminished and achieved good partnerships, but from the side of the enterprises they focused on whom they are going to provide the service and on the manpower issue;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to focus on whether the city’s finance can afford and there are without difficulti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etc. The commissioned organization thought that the city launched the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program late and without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support, so there are some fields needed to be improved, such as policy directions, contracts, conditional commission, responsibilities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Beside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buildings and facilities is the most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issue in the outsourcing program, and moreover easily causing the problem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terprises, and we can see the same situation in Keelung’s case.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ies mentioned above,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m deeply and to use the findings and results to give the city and the enterpris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level of policy and execution.

全球化之下，城市或地方政府不再受國家疆界的限制，與全世界的城市及地方政府產生密切的聯繫及互動。加上分權化的潮流，國家統治權威流向地方政府、城市及社區，地區及城市政府的自治權提高，因此有更大的自主性尋求發展，地方政府、城市及社區成為全球化體系重要的行動者，為地區、城市發展提供新的契機。在當前地方政府的財政緊縮，資源有限的情形下，許多問題並非地方政府所能單獨攻克，如何利用全球化之契機創造及發展地方特色則需要公私協力關係的推動。近年來為促進地方發展，政府多舉辦特色節慶活動來活絡地方經濟。台北市政府於2005年8月舉辦首屆「台北牛肉麵節」則是利用當地美食文化的特色，廣受好評成為台灣節慶活動的新典範。 台北牛肉麵節是以公私協力關係為基礎推動。本研究試圖對公私協力關係的探討，了解台北牛肉麵節公私協力的狀況。首先，審視國內外有關公私協力關係的研究，歸納出公私協力成功要件可從「共同目標」、「合作機制」、「建立互信」三個面向去討論。其次，透過對公部門、公關公司、牛肉麵業者的深度訪談，了解台北牛肉麵節在公私協力成功要件的三個面向中是如何的呈現。研究結果顯示，牛肉麵節個案來說，以一個理想公私協力的成功要件，其符合的條件是比較薄弱的。台北牛肉麵節的公私協力關係主要是以契約為基礎。以契約為基礎的公私協力關係在初期運作時，可以降低溝通與試誤的成本，但長期之下，會使得運作關係出現固定僵化的現象，也是現在台北國際牛肉麵節活動的一個隱憂。最後，本研究並就實證結果，提出政策建議，以提供地方政府以公私協力方式舉辦活動之參考。